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在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之上,二千多年前出现了一个王国——夜郎国。

从战国到西汉,夜郎国出现在中原政权的记录中大概有两三百年了。在史料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只能知道,楚国曾讨伐过这个王国,秦时修了一条五尺道通往西南,汉代这里贡献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

汉武帝即位之初,南北都不算太平,北边是匈奴的侵扰,南边则有南越的对峙。

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南越相攻,唐蒙受命出使南越。他在番禺见到蜀地的枸酱,得知这些枸酱是经过夜郎之牂柯运来此地。唐蒙很快发现了战机,既然能运来商品,必然也能运来士兵。

唐蒙回到长安后又寻得蜀商询问,进一步了解到夜郎的情况。于是,他向武帝建议对付南越可以另辟蹊径:“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江,出奇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

这个算盘打得响:一方面可以奇袭南越,另一方面可乘此机会在夜郎境内设置郡县派驻官吏,将夜郎纳入汉朝的管辖之下。汉武帝同意了这个计划,派遣唐蒙出使夜郎,从而开启了汉帝国经略西南的序幕。

随后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盘踞在西南的地头蛇,在得知一个庞然大物想要进入这片高山峻岭之后,显得不淡定了。夜郎王半是试探、半是怀疑地问出:“汉孰与我大?”。

这句话成为千年的笑料,用来讽刺那些封闭而又狂妄的人。

其实夜郎王多少是有些冤枉的。《史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两个文明陡然相遇,总要装装样子,壮壮胆,才有交流的底气。而且,当时不淡定的地头蛇,也并不是只有夜郎国一个。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汉使的到来,让西南这片土地注定无法平静下来。武帝是一个开拓进取的人,汉朝的势力在他的统治下不断扩张——北方的草原、南方的丘陵、西北的沙漠,当帝国的触手来到云贵高原,它能够如愿深入吗?

1

1

山地无国家?

唐蒙通夜郎之后,在此地设郡,想把中原那套郡县制搬来。后来还嫌不够,司马相如又来了两次。

然而效果并不好,西南夷总是造反,兴兵讨伐又伤筋动骨。唯一幸运的是,帝国对西南夷的了解越来越深了。

《史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在短短的介绍之中,“君长以什数”足足出现了六次,还有地方数千里的“毋君长”地区。

可见西南之地的混乱。其中虽然有少数滇、夜郎、哀牢这类人口较多、有统治者的国度,但大部分都是松散的小国,还有不少无主之地。

这样的情况,得从云贵高原的自然生态说起。

云贵高原并不是一块齐整的高原,海拔 1100-2000米的地形,受金沙江、元江、南盘江、北盘江、乌江、沅江及柳江的切割,地形较为割裂。可以说是一片破碎的土地。在群山之间,有许多小型的平原,称为“坝子”。其间也有湖泊,像滇池、抚仙湖、杞麓湖等。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云南省山地与高原占总面积的 94%,6%的土地为大小不一的坝子;贵州省的山地、高原约占总面积的87%,坝子仅占3%,其余地区为丘陵。云南知名的大坝子有昆明、陆良、曲靖、祥云等。贵州的大坝子主要是贵阳、安顺、遵义等。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坝子分布分散且总面积偏小,因此造就了一个四面开花的局面。如果将云贵高原看作是一片大海的话,那么坝子就是里面的岛屿,这使得彼此的交流十分困难,也不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

从另一个角度说,当外部的力量想要进入的时候,也会在群山之间四处碰壁,独守在几个孤岛之上,无法将势力辐射到整块地区。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自西边的大夏回朝,向武帝报告在路上看见了蜀布、邛竹杖,都是大夏人从身毒(古印度)购买的。于是他推测必然有条道路从蜀地经西南夷、身毒达大夏。当时从西北去大夏的路异常凶险,但如果走西南这条路的话,路程更近而且还没有贼寇。

张骞这一番话语激起了汉武帝的兴趣,于是汉武帝立马遣使者再次前去西南夷。随后在元鼎五年,对西南夷发动了全面战争,再次设牂柯等五郡,然后开始了王化的三个老办法:驻守移民发展交通

由于云贵高原地形复杂,汉朝只能控制主要的道路。这就是川滇古道。一条是秦始皇开辟的五尺道,自成都出宜宾,通往云南的昭通、曲靖,最后到达滇池。另一条则由成都南下,经雅安南渡金沙江至洱海。

为了开通去往身毒的道路,汉武帝甚至还在长安修昆明池以训练水军,来打败当时不服王化的昆明国。

可惜的是,老办法好像没那么管用了。虽然汉军总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是一旦坐下来治理,就会非常艰难。山地族群时叛时降,反复无常,使得汉王朝也非常苦恼,多次下令放弃西南诸郡,所谓“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

西南这块地方就是弹力带一样,汉王朝能够轻松地突破进来,却总是马上就收缩回去,帝国和地方的势力在这里不断拉扯,昭示着中原帝国扩张的极限所在。它可以在北方的草原长驱直入,也可以在南方的丘陵势如破竹,但若遭遇海拔不断提升的山地,它就多少显得力不从心。

那些移民进来,却被本土势力包围、分割下的内地移民、大姓开始出现“夷化”的倾向。像是三国时期的孟获,就极有可能是移居南中的汉族大姓。

为了平定南中之乱,诸葛亮不得不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只求西南归心。即便胜利之后,他也只能根据南中夷帅、大姓掌控地方权力的现状,“即其渠帅而用之”。相当于是承认了土著社会的势力,交出了统治西南的权柄。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这种面上归于中原王朝管理,实际上地方自处的策略,也就是所谓的“羁縻之治”。

云贵高原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王朝,也从未被北方低地的中原势力所完全整合。

2

2

王朝的心病

7世纪中叶,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南下洱海地区后威胁唐朝的统治。唐朝立马扶持关系密切的南诏国,以对付吐蕃。南诏不负所望,统一洱海诸部,并将吐蕃势力赶出这一地区。

于是,西南这块地方出现了三个足以搅动风云的势力。

当南诏崛起之后,唐朝感觉坐立难安,双方不断摩擦,于是爆发了长达五年的“天宝战争”。

751年,唐朝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欲进攻南诏。南诏国王阁罗凤多次请求罢兵,并且向唐提出警告:“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鲜于仲通拒绝,率军直指洱海地区。

兵临城下之时,南诏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得不向吐蕃求救,和吐蕃结盟。南诏、吐蕃联军与唐军在西洱河决战,取得大胜,鲜于仲通逃走,唐军全军覆没。

当时,白居易有诗记云:

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

至今西洱何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

752 年,阁罗凤被吐蕃封为“东帝”,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国号大蒙国,开始独立建南诏。两年后,唐朝国舅宰相杨国忠从北方强行征发20万士兵,命令李宓进攻南诏。结果又是一场打败,李宓沉江而死,唐军死者十之八九。因此,时人将南诏、吐蕃与回纥视为三大祸害。

唐朝暂时被打出去之后,南诏便要开始担心吐蕃的入侵,一旦苗头不对,南诏就会毅然抛弃这个联盟。794年,南诏配合吐蕃攻唐,大败。吐蕃怒以南诏用兵不利,把南诏国王从“东帝”封为“日东王”,封号中“日”是臣之意,地位由兄弟降为臣属。后来甚至开始向南诏征税。南诏果断派使者出使长安,请求归唐。

这时,朝臣李泌献策于唐德宗:“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唐朝与西北的回纥和亲后,断了吐蕃左臂,与南诏和好,便可断吐蕃两臂,可以从容地集中力量对付频频侵扰唐境的吐蕃,于是德宗通过剑南节度使韦皋招抚南诏。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随后,双方在点苍山神祠会盟。在盟文里,南诏王表示南诏各部落全部归附唐朝,双方互不侵犯土地,南诏有患难,唐朝应予以救恤,唐朝要给南诏充分的自主权。双方会盟以后,南诏废弃了吐蕃所立之王号,遣使入朝。

对南诏来说,与唐朝联盟获得的好处比唐朝取得的好处要多得多。他们只需要一些象征性的顺从,并未减少南诏在云南的实际统治力,而且再也不用应对来自吐蕃的无度苛求和严厉束缚。

此后,南诏联合唐军反击吐蕃,追击吐蕃军至大渡河以北。“吐蕃苦唐、诏犄角,亦不敢图南诏”。吐蕃深恨南诏挟唐朝为轻重,气得将南诏称为“两头蛮”。

在唐朝眼里,南诏是一个不服王化的蛮夷;在吐蕃眼中,南诏又是一个背刺盟友的叛徒。但不得不承认,南诏身为一个小国,却能极为老练地处理他们与吐蕃和唐朝间的关系,又总是设法维持着自身的基本独立而不是无条件的依附。

随着吐蕃的衰落,唐与南诏的关系又告紧张。南诏开始向剑南、安南各地进犯,甚至一度攻下了成都。

这块心病,直到唐朝灭亡之时都没有解决。

881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入成都,由于距南诏锋芒太近,为安危计,被迫与南诏和亲,以换得一时苟安。

此时的南诏国内也争权夺利,宫廷杀戮愈演愈烈,两个政权都到了崩溃的边缘,相继消失于历史舞台。

3

3

佛教之齐鲁

南诏灭亡后的 36 年间,云南地区经历了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三个短暂王朝的更替。

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建大理国,云南的政局逐渐稳定。

而北方的宋朝可就要头疼许多,辽、西夏、金和蒙古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很多时候都自顾不暇,也就无意向西南进取。

乾德三年(965年)宋将王全斌平定后蜀欲取云南,向朝中进献相关地图。赵匡胤犹豫了,他认为唐朝虽然是因为黄巢起义而覆灭,但是起因却是为了防御南诏的桂林戍兵发动的兵变。鉴于“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赵匡胤以玉斧在地图上划大渡河以西说: “此外非吾有也。”

这个故事虽然出自野史,但其实符合赵匡胤“守内虚外”的治边方略。南宋也一直继承了这一祖宗之法。绍兴六年(1136年),翰林学士朱震说:大理国本唐代南诏,屡次攻唐致天下骚动;太祖鉴唐之祸,以大渡河为界,使之欲寇不能、欲臣不得,实在是御戎之上策。

大理国乐见其成,多次入贡宋朝,以求发展商业关系。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宋太宗诏黎州守将于大渡河畔建大船,以利大理国朝贡。双方交易的重点是马。北宋在黎州、雅州(今四川雅安)设博易场,向大理国商人买马;马匹交易一度形成较大规模,当地居民“仰此为衣食”。

边境安宁,商业茂盛,加上天然的地理屏障,大理国就是一个信仰的温床。

《南诏野史》 载,段思平“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这位国君段思平信佛,却不是汉传佛教,而是云南本土的阿吒力教。阿吒力教崇拜的是大黑天神,即婆罗门教崇奉的湿婆神。

大理国时期,云南阿吒力教极盛,不仅有城乡广大群众信奉,而且在22代国君中有9个国王先后“禅位为僧”,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帝僧”王国。

这里的师僧不用绝红尘,可以有妻子,而且往往读儒书。因此,大理国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饱读儒书的佛教徒,佛寺实际上起着学校教育的作用,儿童则在香火弥漫之地念佛经、读儒书,也算是一大奇景。

《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向郭靖、黄蓉解释为什么大理国有众多帝王出家为僧:“我段氏因缘乘会,以边地小吏而窃居大位。每一代都自知度德量力,实不足以此大任,是以始终战战兢兢,不敢稍有逾越。但为皇帝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出则车马,入则宫室,这不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么?是以每到晚年,不免心生忏悔,回首一生功罪,总是为民造福之事少,作孽之务众,于是往往避位为僧了。”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这当然是文学的修饰,不符合历史。大理的皇帝,在皇权的斗争中落败,被废为僧的有之;因怕死而避位,躲到寺院的有之;失去民心,被迫下台的有之。可见,权力的斗争才是段氏频繁为僧的原因。

佛教在大理王室的直接资助下,兴建寺院蔚然成风。在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兴建的佛寺颇为壮观:昆明地藏寺、西林寺、圆通寺、法定寺、晋宁法轮寺、太和崇恩寺等一大批寺院兴建起来。民间的佛教崇拜也蔓延开了。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大理国的子民,在取名字的时候喜欢在世俗的姓与名之间加进了佛号,比如“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家里无论贫富,都贡有佛堂;人不分老幼,都手持佛珠。一年之间,斋戒的日子几乎达到了一半,这段时间内,百姓绝不会吃荤、饮酒。

宛如一个清静平和的佛家世界。

于是,后人称大理为“妙香国”、“苍山与洱水,佛教之齐鲁”。

4

4

帝国的凝视

就古代而言,云贵高原并不是什么令人向往的地方。

这里由于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加上高山险江之隔,在汉人的视野中只是荒蛮偏远的烟瘴之地,加之汉唐以来又常常是罪臣贬官的流放地,人们对西南地区总是充满神秘乃至恐怖之感。

在律诗《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中,白居易以近乎罗列的方式,将北方士人眼中的南方特质一一加以描述,大致可以代表汉人对于西南的看法:南方的族群是“蛮”,南方的地理为“瘴”,南方的食物中有槟榔、橄榄,风俗里则有海舶、铜鼓与赛江神,天气是炎热的,因此草木、昆虫、鸟兽极多,鬼怪亦常常见到。因商旅或是谪官的南游北人,还需要小心藏在酒杯中害人的 “蛊”。

“深山茂密”是云贵高原的真实写照,“蛇虫”确实也大量存在于云南境内,其往往能引起人们对瘴疠、蛊毒的联想,这些让人们相信: 云南是一个“只愁你没有十个性命”的恐怖地带。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有的时候,恐惧变成了一种探险的心态。用徐霞客的话说:“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也就是说,去江南水乡,或是塞北荒漠旅游都不算稀奇,必须如徐霞客那样远走云南、贵州,才算奇特。

另一方面,云南也是“奇物”的天下,满足着中原对各种物的占有欲。

比如中原不常见的生物。

云南也是多虎地区,这里的族群常以虎皮为衣。《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载:“大虫,南诏所披皮,赤黑文深,炳然可爱。云大虫在高山穷谷者,则佳;如在平川,文浅不任用。”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宋人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一书中真实记录了犀的栖息地与生物外形特征:“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顶一角,或云两角,或云三。”

唐朝之时成都市场甚至出现了犀角供不应求的现象。

《蛮书》也多次出现云南大理盛产大象的的记载。而且还两次提到“象耕”,即把象作为畜力用于农耕,这是极富云南地方农业特色的。

云南也是一个矿产和林木资源非常丰富的大省。

为修建宫殿,明廷曾大量采伐云贵地区的巨木,采木繁忙期达 90 余年。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贵州采办楠杉大木 1 万余根,值银 107万余两。

云南银铜矿的储量极为丰富且质量甚高,因此明清以云南为铸币用料的供应地。乾隆五年(1740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云南年产铜基本上在 1000 万斤以上。道光二十四年与二十八年,皇帝又两次颁诏云南等省扩大采矿。奉命运京的滇铜称为“京铜”,湘鄂浙闽粤等省争相截留京铜。

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到了清代,云贵高原的文化隔膜似乎逐渐淡化。

乾隆时期的吴大勋说:“滇本夷地,并无汉人。历代以来,征伐戍守、迁移贸易之人,或不得已而居之,或以为乐土而安之。”又说:“至今城中皆为汉人,山谷荒野中皆野人,反客为主,竟成乐国。”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西南之地从昔日的蛮荒边地转变为一片充满希望的乐土?

5

5

归一的边地

让西南的“华夏化”出现真正进展的,是元朝。

1252年,忽必烈受命率 10 万兵绕道西北,迂回到南宋后方,奔袭大理国,以实现南北夹击的意图。大理平定之后,大将兀良合台率骑兵与云南土军,横扫广西,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南宋灭亡已成定局。

蒙古军平定大理国,阻止了宋代以来云贵高原边缘化的倾向。

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以前的中原王朝常有重北轻南倾向,往往会忽视云贵高原的开发。可是,元代却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恐怕是蒙元统治者没有“内华夏外夷狄”这一类的观念。

忽必烈尤其钟爱云南。当他的第五子忽哥赤赴任云南之时,忽必烈不无感慨地说:“大理为朕手定,深爱其土风;若非现居汗位,将于彼分器焉,汝往当善抚吏民。”

有一年云南诸族起事,大臣怀疑情报的真实性,忽必烈则说到: “云南朕所经理,不能忽视。”还亲自对所遣之臣面授机宜。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忽哥赤统治云南数年,在内讧中被毒杀。忽必烈思虑再三,决定在云南置建行省。云南行省的设立,结束了云南长期隶属四川管辖的历史,云南不再是一块“羁縻之地”,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独立政区。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摈弃了前代向外扩展的政策,回归汉代以来中原王朝“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

但是,朱元璋是何等人物。他说: 云南诸夷叛服不常,缘由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明军攻取云南初甚顺利,随后诸族反抗,历时十余年才平定,更增强了朱元璋关于云南易攻难守的观点。

为了确保入滇交通线的安全,朱元璋在贵州建省,使其成为战略要地,立刻改变了云贵高原的格局。

同时,朱元璋以养子沐英为总兵官,率重兵守云南。按明朝的军制,士兵世为军籍,父死子继;军士可带家眷。据《明实录》,洪武中后期明廷调兵入云南约 10 次,人数约 25 万人,连同原来的驻军,常年守滇的军队约有二三十万人,连同家眷约有七八十万人。这是相当大规模的移民垦边浪潮。

卫所主要驻扎在各地的城镇、人烟稠密之地及交通沿线,这些地方就是“华夏化”的头站。他们将中原的文化、教育、风俗带到西南的山地。

在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则推行土司制度,土官拥有世袭的权力,并对辖区土地和农民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其内核依然是秦汉以来的“羁縻”政策。

只不过,很多地方在移民的浪潮之下,逐渐丧失了土官的特征。这些的地方就成为“改土归流”的突破口。

改土归流”就是要把世袭的土官变成朝廷有任期的流官,把土官控制下的土民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这是一次较为复杂的社会变革,其打击面之广,触动的利益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势必会遭到一些土官的强烈抵制。

终明一世,我们可以看到改流的反复、流产,明史之中少数民族暴动杀害朝廷命官的记载多不胜数。以云南为例,云南内域区十四土府中有七府(武定、元江、楚雄、鹤庆、广西、寻甸、顺宁)改流。而广大沿边地区除个别土司外,几乎全未改流。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到了清朝,改土归流的接力并没有停止。

吴三桂叛乱被平定后,清朝十分重视云南的稳定与开发。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其《改土归流疏》中说:“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事。若不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擒拿,懦弱昏庸者渐次改置,纵使田赋兵刑,尽心料理,大端终无就绪。”

曾明言“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的雍正立马开启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从雍正元年到十三年(1723—1735),云南有二十二家土司、土官改土归流,其他内地省区基本上消除了土司、土官割据的状况。虽然清代改土归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很不彻底。还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一直保留着土司土官制度,直到解放前夕。

就这样,经过元明清三代的接力,游离华夏千年之久的西南地区,才算融入了华夏的怀抱。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樊绰撰:《蛮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李寿,苏培明:《云南历史人文地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牛秋实:《唐朝后期与南诏的关系考察》,《学术探索》,2004年第6期

闫峰:《佛教对大理国的影响概论》,《前沿》,2008年第7期

方铁:《历代治边与云南的地缘政治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9期

马强:《论唐宋西南史志及其西部地理认识价值》,《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

帝国心病,千年难治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banquan@lishi.net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