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床不是床，却影响中国两千年

刘宏做皇帝很失败，但要是穿越到今天，做个带货主播，绝对能火。

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正是被诸葛亮鄙视的“桓灵二帝”中的汉灵帝。他在位期间带火了两种东西：

一种是毛驴，据说他在皇宫中亲自驾驴车很拉风，引得京城达官贵人竞相模仿，一时间驴价暴涨。

另一种是“胡风”，他喜欢一切胡人的东西，包括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等等，从吃喝穿用到文化娱乐，京城贵戚纷纷跟风。

公元189年，汉灵帝病死后，董卓受大将军何进征召，进京讨伐十常侍，由此开启了汉末大乱世。史书据此指出，汉灵帝喜欢胡风，是“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似乎一切冥冥之中都是报应。

当时人对胡人的东西，尤其是对胡床这一日用家具非常反感，认为它颠覆了华夏传统的起居礼仪，所以才会将其引入视为东汉亡国的征兆。

但没有人能想到，在此后的历史中，一张小小的胡床经过不断地流传与演变，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受此影响。

01

胡床传入中原之前，中国人基本都是席地而坐。先秦以前很长的时间段内，百姓室内生活的中心都是“席”。

201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中，发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席”。这些席子碎片是在河姆渡人居住的房子附近找到的，最大片有一平方米左右。经过提取样本、鉴定和比对，考古人员兴奋地确定，这些席子的年代距今约7000年，且极有可能是由芦苇茎秆编织而成。

《诗经·柏舟》中有一句诗，叫“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由此可知，先民家居中的席子，不用的话就可以卷起来，等到要坐卧，再铺展开来。

古代的席，取材多样，经常是用马蔺、香蒲等叶子来编织，因这些植物的叶子狭长且韧。此外还有竹席，最金贵的一种竹席叫“桃笙”，是用桃枝竹的皮编成的。

围绕坐席作为生活起居的中心，古人构建了一套日常礼仪。

春秋时期，孔子坚持“席不正不坐”，就是强调坐席一定要摆正，这是他毕生要恢复周礼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中国人由此形成标准坐姿，就是双膝跪下，臀部坐在两脚上——这种坐姿，我们现在称为“跪坐”，但在当时就叫“坐”。在胡床入华之前，“坐”都是指这套标准坐姿，其他坐姿则是不符合礼制或不雅的姿势。

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有一天回家，看到妻子一个人踞坐在屋内，便非常生气，跟他母亲商量要休妻。

《韩诗外传》记载此事，形容孟子妻的坐姿，仅用了一个“踞”字。所谓“踞”，就是现在的蹲坐。就因为这个坐姿，被孟子看见了，竟严重到要休妻的地步，可见当时人对规范坐姿的要求有多么严苛。

还好，孟子的母亲不同意儿子休妻，原因是你进屋没有声响，无礼在先，不能只怪你妻子无礼。

到了秦朝末年，刘邦创业初期，著名说客郦食其求见。当时，刘邦正坐在床沿，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郦食其一看，当场就说：“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意思是，你用这种坐姿来接见我，无礼至极，是对我的羞辱啊。刘邦自觉有愧，连忙站起整理好衣裳，请郦食其上坐。

在古人眼里，最不雅的一种坐姿叫“箕踞”。所谓“箕踞”，就是臀部直接坐在席上，两腿往前伸开且膝盖微微上耸，形状如簸箕。这种坐姿，我们现在经常用，但在古代，这是最失礼的坐姿。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的过程，随着图穷匕现，秦王本能地挣脱荆轲，两人绕着柱子追逐。期间，秦王拔出了剑。荆轲被砍伤了左大腿，身上还受了八处剑伤。他知道大势已去，便靠着柱子坐下来，边笑边骂：“之所以刺杀失败，是因为我想劫持你。”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这个场景，用了八个字形容荆轲——“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对，荆轲此时的坐姿就是“箕踞”，因为他想羞辱秦王，所以才用这个坐姿。

为什么蹲坐、箕踞都是无礼的坐姿？

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汉代及汉代以前都没有结构完善的内裤。自战国到东汉，人们的穿衣主流都是穿一种上衣、下衣相连的“深衣”。汉代虽然出现了犊鼻裈这种“遮羞布”，但汉代的人很少穿。

从当时人的服饰就能明白，坐姿为何如此重要。跪坐的好处，是自然地利用下衣将下半身遮掩起来。但如果采用两腿叉开的坐姿，则隐私部位很容易走光——这显然是不礼貌，甚至是侮辱人的。

相反，赞扬一个人合乎礼制，会说他不管在任何场合，有没有其他人在，都严格采取了并不舒服的跪坐姿势。汉末三国时期著名隐士管宁，有一张个人专用的木榻，他长年累月坐在上面，“未尝箕股”，就是从未箕踞，而是一直跪坐，所以“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膝盖把木榻磨穿了。

02

管宁所使用的木榻，是古人继“席”之后发明的另一种常用家具。

最早可能是为了防潮，或者为了凸显身份尊贵，古人会在席上设榻或床，人再坐在榻上或床上。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了一张黑漆床，床足的高度仅有17厘米。这种床跟榻一样，既可当卧具，又可当坐具。

随着时间推移，床和榻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到秦汉时期成为室内家具格局的中心。人们的日常生活，如读书、宴饮、会客、休息等等，大都在床和榻上进行。

床和榻的区别是，床的体积较大，榻的体积偏小，更为轻便。主人平时可以将榻收起来，挂在墙上，有客人来的时候再把它拿下来用。《后汉书》记载，东汉名臣陈蕃担任豫章太守时，不接待宾客，只特设一榻迎接当地名士徐稚（字孺子），走了就悬挂起来。这就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由来。直到今天，中国人对尊贵客人到来仍有“下榻”的说法，亦源于此。

但不管是席地而坐还是下榻而坐，时间久了人会很难受，甚至出现《韩非子》中所说的腓痛、足痹、转筋等症状。所以既要符合坐姿礼仪，又要坐得稍微舒适一点，古人发明了配套家具——凭几。在身前摆放一张凭几，坐的时候两膝纳于几下，双肘撑在几上。这样，人的上半身有了承重支点，下半身的压力终于大减。

与此同时，为了隔断空间或显示地位尊贵，出现了类似屏风的扆，安装在床的背后，然后又有幄、帐、幕等家具软装。这时候，若能穿越而去探访一下古人的家，就变得更有意思了。

汉武帝时期，广川王刘去疾（汉景帝曾孙）就喜欢干这事儿，不过他去探访的是古人“阴间的家”。在刘去疾的封地内，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这些古墓，基本都被刘去疾带人光顾过。其中，战国魏哀王墓是他盗发的古墓中规模较大的一个。

据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魏哀王墓挖开后，一股黄色雾气扑面而来，气味辛辣，阻挡了盗墓者进入。刘去疾只好派兵在墓口把守，七天后气味消散才进入墓室。进去一看，“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由于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我们从盗墓者刘去疾的视角，可以看到战国到汉代帝王权贵生前的家居陈设情况。床、几、屏风、帐、镜子，一应俱全。

东汉名儒马融，是个豁达、有个性的人。史书说他“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在女子乐队的演奏声中，讲授经学，中间就靠一顶深红色的纱帐区隔。

这样大胆、无视礼教的创举，恐怕连纱帐本身也意想不到：我竟然还有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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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古代家具的演化，正是对礼制的不断突破而发生的。马融死后没多久，汉灵帝刘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对胡床的喜爱和推广，将彻底改变家具格局。当然，这一过程很漫长，刘宏本人是看不到了。

胡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马扎”，可张可合，张开可作坐具，合起来可提可挂，实用方便，最早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

东汉末年乱世中，胡床最主要的使用场景恐怕是在战场上。由于方便携带，且坐起来比传统跪坐舒服得多，胡床得到了军事主帅们的青睐，成为他们指挥作战的专座。史料中就有曹操“坐胡床”指挥作战的记载。到了元朝末年，朱元璋大战陈友谅，督战时仍是“坐胡床”。

南北朝时，自封“宇宙大将军”的侯景囚杀梁武帝父子后篡位称帝，《梁书》说他“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这里的“床”是帝王的御座，“筌蹄”跟胡床一样，也是异域传入的一种坐具，通常由竹藤编制而成，造型是两端大、中间细，形如细腰鼓。因为侯景是军人出身，常年穿靴子，跪坐肯定不方便，所以就在他的御座上设了胡床和筌蹄，垂足坐起来爽多了。不过，这种做法在当时肯定是违背礼俗的，史书写下这个细节，正是为了批判侯景的大逆不道。

侯景“坐胡床”是为了舒服，名士“坐胡床”则是有意对抗世俗礼教。

东晋丞相王导有个儿子叫王恬，不拘礼法，性格傲诞。有一次，谢安的弟弟谢万去拜访王恬，两人坐了一会儿，王恬进入内室，很久才出来，原来是洗头去了。出来后，也不搭理客人，直接“据胡床在中庭晒发”——跑到院子里，坐在胡床上晒头发。全程毫无宾主之礼，导致谢万怅然而归。

又一个琅琊王氏家族的子弟、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有一天在路上遇到桓伊。桓伊平生善于吹笛，素有“笛圣”之称，王徽之便请他吹笛。桓伊当时已经发迹，是东晋名将，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名声，便下车，“踞胡床”，吹奏一曲后，又上车而去。两人“不交一言”。

这些怪诞不合情理的举动，因为有名士的背书，而得到流传。相应地，作为轶事背景的胡床，也逐渐获得了士人与舆论的容忍和接受。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胡汉大融合的时代。在北方游牧民族接受汉文明的过程中，他们既有的特质也对汉文明形成了冲击，最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新形态。

我们对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比较熟悉，但在此之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推行过让中原“胡化”的举措，正如崔浩所说：“太祖（拓跋珪）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农齐列。”两者的趋势正好相反，不过结果都导致了文明的相互渗透与吸纳。胡床在这一时期受到汉族名士青睐，无疑是汉民族逐渐认同胡人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

在北齐画家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中，可以看到南北朝后期，胡床已经从武将的“专座”进入了士人的创作空间。图中，一名文士坐在胡床上，右手握笔，左手扶着书卷，正在审读。

而图的另一边，有一张大床（榻），可容纳四名文士坐在上面，其中一名文士似乎准备离开，他垂足坐在大床的边缘，一个童仆正给他穿靴。从他垂足的高度看，此时的床高差不多比人的半腿还高，这与先秦仅有10多厘米高的矮床已经大不相同。

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也出现了类似高度的床，一个男子垂足坐在床边，脚正好着地。

文物专家孙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说，床腿增高是一个信号，它标志着我国中古时期的起居方式即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时，跪坐作为制度已开始松弛，垂足坐和高家具正在兴起。

一个变化的时代，就这么到来了。

04

胡床在魏晋南北朝的流行，不只是为日常起居增添了一件家具这么简单，它的背后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化。本质上，这是一场日常的革命。

除了要动员精英，还要动员大众。在针对大众的普及与宣传方面，佛教功不可没。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魏晋时期开始流行。鼎盛期的梁朝，“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普通百姓对乱世中给予他们心灵慰藉的宗教，信奉起来也是如癫如狂，常常“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由此，佛教造像与壁画随着石窟的开凿，逐渐在服饰、家具、造型等方面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我们迄今仍能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历史文化遗产中，看到当年佛陀与菩萨的坐姿，以及所使用的坐具。这些来自天竺佛国的高型家具，如椅、凳、墩等等，悄悄来到了人们的日常之中。垂足坐的佛像，亦冲击着人们对于这一不符合礼仪坐姿的既定观感。

变化首先在僧人中发生，尽管他们曾遭到正统的抵制。

南朝时，僧侣们开始以垂足坐的姿势进食，这引起了国子祭酒范泰等人的不满，一场针对“踞食”的批判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其中，写《夷夏论》的名士顾欢将此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大骂这种吃饭坐姿是“狐蹲狗踞”。

骂得很难听，但反过来看，当某项运动或某种东西需要煞有介事进行强烈抵制的时候，说明它已经成为社会趋势，难以阻挡了。

恰好在这一时期，服饰的发展避免了人们改变坐姿的尴尬。

前面讲过，跪坐作为传统的标准坐姿，很大程度上是裤子结构不完善，甚至没有内裤而无奈形成的，主要为了防止垂足坐或箕踞而走光。日子久了，这种无奈才演变成礼仪，乃至礼教。而魏晋时期对坐姿的颠覆，底气便来自于“胡服骑射”的袴褶装在当时的流行，上衣和裤子已经分开。虽然魏晋时人不穿裤子就出门（穿深衣，可以遮挡下半身）仍很常见，但来自马背民族的合裆裤逐渐被各阶层接受。到隋唐时，合裆裤已是服饰标配。秦汉以前为了遮羞被迫跪坐的前提，至此彻底消失了。社会上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信地说一声：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分腿坐了。

但日常生活的变化，总比我们想象的缓慢得多，这其中既有历史的惯性，也有礼制的阻力。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五代时期，前后近400年时间，均处于这一缓慢变化的过程中。

唐肃宗时期，宗正卿李遵因被控贪污，御史中丞敬羽负责审问。因李遵是皇室成员，敬羽虽是有名的酷吏，却不敢刑讯逼供，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李遵过来谈话，两人“各危坐于小床”。李遵太胖，跪坐没多久就受不了了，问敬羽能不能垂足坐。敬羽回答，您又不是囚犯，怎么能怠慢？李遵没辙，二人继续跪坐谈话，期间李遵先后倒仆了四次，只好请求问罪。敬羽递给他纸笔，李遵赶紧写下了贪污赃款的数目，这才算解脱。

这个故事说明，到了唐朝中期，跪坐仍然是正式场合的最高礼仪，但垂足坐已成为非正式场合的日常坐姿。所以，失去日常训练的胖子李遵，才无法扛过敬羽要求他正襟危坐的考验。

为了日常坐得更舒适，唐朝人在胡床之外，又接受了椅子。通常认为，椅子或交椅是从胡床演化而来的，不过椅子或交椅增加了靠背和扶手，且椅腿高度更符合人体工程学。

文物专家孙机考证，佛教画像之外，世俗人物坐椅子者，最早见于西安高元珪墓壁画。高元珪是唐朝大宦官高力士的哥哥，官阶从四品，葬于天宝十五载（756年）。他的画像垂足端坐在椅子上，反映出高坐具已被当时的上流社会采纳。

由于整个社会高型和低型家具并存，到五代时期，我们从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传统家具与新式家具共处的画面。

南唐后主李煜拟用中书侍郎韩熙载为相，但听说韩熙载“多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糅杂”，于是命顾闳中混入韩家宴会去察看真伪。顾闳中目识心记，宴会结束后，绘成《韩熙载夜宴图》，向李煜交差。

画面一个场景中，主人韩熙载与宾客活动的中心是一张三面围屏的榻，由主人与当晚宴会的贵宾、新科状元郎粲坐在上面。其他坐具则有椅子，以及表演者所坐的小凳子。榻和椅的前面均有桌几，摆放食物、酒器等。由此可见，虽然新式椅子当时已被上流社会接纳，但是最尊贵的座位，仍然是传统的榻。

这幅画是室内家具格局演化的一个象征，以榻为中心，仍带有秦汉以来的时代遗存；而接下来，跨越了这个阶段的宋代，将以桌椅为中心，构建起新型的家具组合。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王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年

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