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日本关系缩影:相互利用的创业者和投资人

原标题：孙中山和日本关系缩影:相互利用的创业者和投资人

【编者按】从孙中山和日本数十年的交往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不管是投资，还是打击，日本的依据都是国家利益——或者利用孙中山，以牵制清政府；或者压制孙中山，以讨好袁世凯。在他们的利用和被利用中，日本处于主动地位，孙中山更多时候只能被动地调整策略，以为革命争取有利条件。

2013年，中国政府赠送的孙中山和梅屋庄吉夫妇三人铜像，在日本长崎落成。孙中山和长崎结缘，始于和梅屋庄吉的交往，他们1895年在香港一见如故，畅谈“中日结好、亚洲振兴，乃至人类的平等之理想”，并交换盟约。这位日本商人当时许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那一年，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

孙中山第一次到长崎，则源自他的另一位日本好友——宫崎寅藏。他们订交于1897年，那时孙中山刚从伦敦脱险，在前往法属印度支那的途中，暂居日本。他们在陈少白家中偶遇后，宫崎寅藏听孙中山畅谈“拯救中国的四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为之倾倒。同梅屋庄吉一样，宫崎寅藏也被孙中山所折服，于是一再挽留，使孙中山同意在日本建立革命基地。随后，孙中山在宫崎寅藏陪同下，第一次来到长崎——至1924年为止，孙中山先后9次造访这里。

如果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视为一次创业的话，那日本无疑是他最重要的投资人，只是这位投资人一直对孙中山缺乏信心，因此在投资给革命党的同时，也为清廷和保皇党输血。三心二意之下，日本最终和孙中山分道扬镳，失去了为投资拿回收益的机会。而有始有终的小投资人，如梅屋庄吉、宫崎寅藏，他们的后人至今还享受着中国政府的优待。

孙、日第一次合作：支援菲律宾独立

以往说起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的原因，常常被提及的理由，包括地理上靠近中国、留学生较多、两国同为亚洲黄种人，以及孙中山仰慕明治维新的成就等，这些当然都没错，但最重要的一点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就是日本政府的态度。要知1895年广州起义后，孙中山已是清廷的通缉要犯，没有日本政府的许可，革命党是断然无法公开活动的。

事实上，同孙中山相会时，宫崎寅藏的身份是外务省咨议官，他奉犬养毅之命，到中国调查反清势力——其时，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外交上日趋走向亲俄，因此日本政府急于扶植亲日、反清团体，牵制清廷。虽然如此，宫崎寅藏擅自将孙中山留在日本的做法，还是让外务省极为恼火。最后幸亏犬养毅说情，才给了孙中山一个平山周（时为外务省咨议官）聘请的语文教师身份，留在日本，其生活费用由经营煤矿的国会议员平冈浩太郎提供。孙中山和日本友人的交往，以及宫崎寅藏将《伦敦蒙难记》翻译为日文，以《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之名在《九州日报》发表，使孙中山逐渐成为日本各界知名的中国革命领袖。

有意思的是，孙、日合作的第一次革命活动，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菲律宾。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失败，被迫将菲律宾转让给美国。为寻求独立，菲律宾革命领袖阿奎那求助于日本，希望它能像当初法国支援美国独立战争一样，做菲律宾的后盾。但是日本政府无意开罪美国，拒绝了阿奎那提出的援助要求。阿奎那的代表彭西在东京碰了钉子，转而赴横滨拜访中国“同行”孙中山，委托他帮忙购买军火。孙中山期望“使菲岛先行独立，借其余力助中国革命成功，奠定亚细亚同盟之基础”，再一同对抗西方侵略者，因此同意帮忙。

于是乎孙中山通过宫崎寅藏、犬养毅，找到众议员中村弥六，中村对此颇有兴趣，立刻联络陆军大臣桂太郎，希望他能为菲律宾独立运动提供武器。为免消息泄漏，桂太郎同意援助，但不能使用政府名义——孙中山于是成了代理人。

孙中山花38000元（其中10000元是他向横滨华侨募捐而来）买了一艘旧船，运送日本陆军卖给菲律宾的武器，不幸的是，这艘船在途中触礁沉没。很快，孙中山又帮菲律宾人重新购置了一批军火，然而此时美国对此已有所察觉，日本只好取消计划。

日本方面第一次在中国革命事业上投资孙中山，是1900年发动的惠州起义。当时为筹措军费，孙中山第一次较为正式地提及“出让满洲”问题，据日本政客小川平吉回忆，“彼屡屡向我辈陈述：……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将“排满”作为首要目标，仅把内地十八省视为“中国领土”，不觉割让满洲有损主权。这种做法虽可“理解”，但正如学者李吉奎所说，“这种确定以领土主权的提供，去换取帝国主义援助的办法，不管动机如何，都至少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办法”。

参与惠州起义的日本人，除孙中山的好友宫崎寅藏、梅屋庄吉、平山周等人外，还有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这位日本军人要求革命党人要先在厦门起事，扰乱当地秩序，为日军出兵并占领厦门制造借口后，才能获得台湾援助的军火。儿玉的自作主张没能得到东京方面的支持。最终孙中山没能获得来自日本官方的任何实际援助，惠州起义流产。

支援菲律宾独立，以及发动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和日本合作的开始，虽然都没有成功，但已展现了他们未来二十多年关系的基本形态——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合作危机：日本两次驱逐孙中山

进入20世纪，清廷下诏变法，同时既为学习，也为改善两国关系，开始大规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在新思想的冲击下，这些留学生很快转向反清革命。面对这种变化，孙中山逐渐从依靠会党，转向依靠留学生和新军。1904年，在宫崎寅藏的介绍下，孙中山见到了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黄兴；次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

此时日本力求维持一个虚弱的清廷，一方面能作为西方和日本之间的缓冲，另一方面也能轻易从中国获得所需的利益。因此，对于孙中山颠覆清廷的行为，日本政府极力阻挠，先是用“妨害安宁秩序”的名义查禁了预备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紧接着又禁止孙中山自由发表演讲。孙中山说，“游历欧美各地之际，屡屡对留学生演说，从未被遏阻，此其言论自由不背文明国家之义。然日本对此等言论加以限制，与清国稍同其趣，实在让人慨叹”。不过身在他国，孙中山只能选择隐忍。

1907年，庆亲王奕劻致信伊藤博文，要求驱逐孙中山——不久前孙中山游说时又承诺，若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未来新政府可让渡满蒙作为回报。日本政府一度陷于两难境地，于是商量出一个折中方案——劝孙自行离去，同时奉上7000元旅费。随后，孙中山前往河内，在中国西南开展革命。留在日本的同盟会组织，也没能幸免，1908年《民报》被禁止发行，同盟会失去了在东京的言论机关。

在光绪、慈禧去世，中国有可能陷入权力真空时，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大对革命党的监控，防止他们趁乱起事，破坏中国稳定。孙中山在欧美宣传革命期间，一次次要求返日活动，日方都表示回绝，1909年孙中山访问日本驻伦敦大使馆，使馆方面明确表示说：“帝国政府不用说是诚心诚意地希望保持远东的和平现状，故对扰乱行为，不论来自任何方面，均将断然反对。”1910年，日本方面见革命党在新军中势力日盛，又想拉拢一下孙中山，就同意让他化名登岸。谁知孙中山才一出现在横滨，即被中国驻日公使馆发觉。日方无法继续隐瞒，只好再一次将孙中山驱逐出境。

日本对清廷的支持，直到武昌起义后，都没有改变，军方甚至要求出兵干涉中国革命，最后在英国反对下，才改取“诱导清廷政府改采立宪君主制，并在此一大前提下，倾全力以扩大日本在华权益为要事”的政策。但革命形势的发展，让日本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将目光转向东北和华南，一方面开始同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谈判借款，另一方面着手策划满蒙独立，扶植独立于中国的傀儡政权。

这一时期，日本有意通过援助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将势力范围扩充至长江以南，但是因触及其盟友英国的利益，不得不选择放弃。最终，囊空如洗的孙中山被迫让位给袁世凯，日本只好接受一个具有反日倾向的中国新统治者。

合作蜜月：一同反对袁世凯

众所周知，南北统一后，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投身铁路建设。他为借鉴经验及筹集建设资金，向日本提出访问要求。经过几轮磋商，1913年2月，孙中山第一次以非流亡者身份到访东京。他先后会见了前首相桂太郎、现首相山本权兵卫，以及外相、参谋总长等军政显要。其间，孙中山同桂太郎会谈两次，据参与其会的宫崎寅藏回忆：“桂公提出援助孙文，实现大东洋政策；孙文提出与日本提携，建设新中国，誓要实现他的大亚细亚主义主张”。孙中山再次对日本燃起热情，认为日本“对于中华民国，极表尊敬佩服之诚意了”“莫不表示真诚与我国联好之意”。

孙中山访日期间，国内发生宋教仁遇刺事件，他随即请求日本支持“去袁”。但日本衡量双方实力后，不认为孙中山握有胜算，建议他同袁世凯和解。孙中山在上海问来访的日本前外相加藤高明：“如果南方爆发革命，日本将采取什么对策？”加藤回答：“日本人同情革命派，但政府一贯与列国协调，为确保袁政府的安定而努力。”果然，“二次革命”爆发，日本外务省当即发布指示“不允许日本文武官员参与中国内乱”，宣告中立——事实上偏向于袁世凯政府。

在无法得到日本援助的情况下，“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一住就是两年零九个月。为打开困局，孙中山向日本重提“出让满洲”，但说法和之前大为不同，他对军方人士说：“假如日本用三个师团的预备役官兵和武器协助中国革命的话，可以把东三省的特殊权益让与日本，承认日本拥有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但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中国。”可见在革命党人的意识中，满洲已是中国的当然领土。

孙中山在日期间，袁世凯悍然称帝，中国国内掀起反袁风潮，日本又意图趁机“倒袁”，扶植亲日政府。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孙中山从日商那里得到了60万日元贷款。1916年5月，孙中山秘密返回上海，主持国内的反袁军事行动。这是二十年来，日本官方唯一一次直接援孙。

合作终结：孙中山走向反日

袁世凯死后，日本停止了对孙中山的短暂援助，改同段祺瑞为首的新政府发展关系，先后给予的“西原借款”多达2.4亿日元。至于孙中山为对抗北京政府，在广东先后建立的三个护法军政府，日本甚至视为中国南北统一的障碍——日本要通过控制北京政府，霸占中国，首先需要中国恢复统一。这一时期，孙中山归国活动，不再对日本援助抱有太多期望，也无须继续掩饰对日本侵略的愤怒。

1917年5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称“割台湾于日”“胶州已归日占”“日本占南满、东内蒙、山东、福建，均在（中国全国幅员）百分之五以上”等，言明日本的侵略行径。他还说，“日本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谓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1919年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日本的批评更是日趋激烈。

孙中山很清楚日本的野心。1921年，他对美国记者辛默表示：“日本之意，盖无（不）欲在中国扩充其势力，彼拟以施诸高丽人之手段，复施诸吾人，将中国改成日本之殖民地”，不过好在“日本此种政策，幸尤非日本臣民均所赞同，乃系彼军阀中之野心家主张而已”。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接受《日本年鉴》采访时说，“承认日本在‘满洲’持有领土的问题可暂时维持现状”，但强调“这并非应将日本列进与其他列强不同范畴之中”。满洲和香港、澳门一样，迟早要被中国收回的。

针对孙中山越来越多的“反日”言论，日本媒体竞相批评。《大阪每日新闻》就警告孙中山, 称他的言行有“急进主义与露骨的排外主义之危险”。孙、日关系至此可谓破裂。

合作成果：对中国革命利弊各半

从孙中山和日本数十年的交往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不管是投资，还是打击，日本的依据都是国家利益——或者利用孙中山，以牵制清政府；或者压制孙中山，以讨好袁世凯。在他们的利用和被利用中，日本处于主动地位，孙中山更多时候只能被动地调整策略，以为革命争取有利条件。

对于孙、日关系，台湾学者陈在俊说的最为简洁，也最切合实际。他说：“孙中山如果没有日本这个邻邦的助力，他的推翻满清运动不可能发展起来；相反的，如果没有日本这个邻邦的阻力，他的革命建国大业，早就及身而成，不至于赍志而殁，遗恨无穷。”不错，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直接援助固然很少，但毕竟默许了革命党在日本活动，加之日本民间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才使兴中会、同盟会在海外能打开局面，在内地能发动起义。同时，日本为迎合清政府或北洋政府，一次次驱逐孙中山，让中国革命事业备受打压。综合来说，日本对中国革命的功过，大致各占一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