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惊天大案，背后水很深

嘉靖初年，山西的一个乡间无赖薛良不断控告自己的债主张寅，指称张寅的真实身份是弥勒教首领、朝廷在逃通缉犯李福达，由此引发了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

这桩史称“李福达之狱”的大案，自案发到最终结案，前后历时三年，巡按御史、刑部尚书、未来的内阁首辅乃至于皇帝都下场角力，案情发生了两次反转。甚至在结案多年之后，再度翻案，余波难息。

很多人将其视作正义与奸佞的斗争。可是，当我们深入案件内部，却发现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01

事情的开端极为平常，源于民间常见的经济纠纷。

原告名叫薛良，家住山西徐沟县同戈镇旁的白树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赌棍。早年与人通奸，因害怕泄露，逼得女子自缢身亡，被判处杖一百、徒三年，发配到同戈驿服役。薛良自然不可能老老实实呆在那里，很快逃役回来。

被告名叫张寅，山西五台县人，是一个精明的“成功人士”。他往来两京、河南、苏杭、徐州等地做买卖，还在省城太原置办了八间门面房。在古代，大商人多半同时也是大地主。正德年间，张寅在同戈镇置买了房屋土地，此外在五台、太谷等县也有田地。有钱之后，自然要当官，恰好明朝允许买官，也就是“捐纳”。正德十六年（1521），张寅捐纳了一个太原左卫指挥使的职位，他的长子张大仁也纳银在北京充吏。

无赖和商人，都属于流动的不安分的人，很容易就产生交集。当时，张寅在太谷、徐沟二县放贷。薛良就是他的客户之一，陆续向张寅借了15两银子，但一直拖欠未还。张寅多次向他逼讨债务，可能使了一些手段，于是双方结下了仇怨。

嘉靖三年（1524）八月，薛良向山西巡抚毕昭举报：张寅其实是一个在逃的通缉犯——李五。

李五何许人也？李五也叫李午，早年在陕西洛川县行医，暗地里宣传弥勒佛教，煽动信徒造反。正德七年（1512），洛川县发生叛乱，然而李五早已经不知所踪。这个消息，薛良声称是同里魏槐亲口告诉他的。

事关谋反之事，巡抚毕昭当然不敢怠慢，立马下令拘捕案犯并进行审问。当时，张寅及其长子在北京，所以官府抓了张寅次子、三子及其亲眷。

嘉靖四年（1525）二月，薛良上报称张寅手指生龙虎形，左肋有朱砂字样。

五月初，张寅主动从北京回到太原投案，称薛良是挟仇诬告。

七月，薛良收罗到新的“罪证”，又上交了一份讼状。讼状中说：张寅原是崞县左厢都李福达，弘治二年（1489）参与造反，被发配充军。后来逃回，投认在五台县张子名户内入籍。薛良声称这个消息来自张寅的义女婿戚广。

薛良的两次举报，信息都不够准确，比如他把张寅说成了张英，把李福达写成了李伏答，把张子名写成了张子贵。这说明，他的消息大都是听来的。不过，一个清晰的犯罪链条已经呈现：崞县人李福达，弘治二年谋反，被发配充军；逃回后躲住在陕西一带，以李五为名传教惑众，引起了洛川县的叛乱；后又脱逃，改名张寅，并冒入五台县张子名户籍。

按明制，负责此案的是山西按察司。由于案情复杂，牵扯的人物、地点众多，加上调查能力实在低下，山西按察司的进展十分缓慢。

五台县证实张寅确实有该县户籍。徐沟县证实薛良确实与张寅有仇。验看张寅的身体，也没有发现龙虎形和朱砂字样。陕西方面说当年与李五有关的造反者都病故了，无人可以证明张寅是不是李五。几个证人也推翻了之前的言论。魏槐说他只是和乡亲们聊到了李五煽动一事，从来没有与薛良说过张寅就是李五。戚广说，张寅是太原左卫指挥，从来没有聚众叛乱。

嘉靖五年（1526）二月，山西按察司作出了初审判决：薛良乃是诬告陷害。审判结果上报巡抚，复审之后得出的结论一致。薛良将以诬告谋反罪被放逐到口外（长城以北）。

至此，大幕已经拉开，原告被告两方对垒，一干证人悉数登场。

然而他们并非主角，只是背景。

02

嘉靖五年（1526）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的马录收到了一封信。

这是一封请托信，里面写着“张寅是我旧识，被人诬告，不过因疾其富，乞矜宥”等话语。为官十八载，想必马录经历过无数的贿赂、求情和威胁，但是这一次他不得不谨慎对待。因为写这封信的人乃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武定侯郭勋。

郭勋是明朝开国功臣郭英之后，承袭先祖武定侯之爵位。嘉靖帝即位之初，朝廷发生了“大礼议”事件。以杨廷和为首的文臣群体，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郭勋则果断支持皇帝，因而备受恩宠。

郭勋介入此案是一个意外。原来，张寅在京期间，四处攀附权贵，结交上了郭勋。其长子张大仁在京工作，应该一直与郭勋有来往。五月，张大仁不知案件已经定性，害怕自家有牢狱之灾，便找上郭勋，求其帮忙打点一番。这才有了郭勋请托一事。

马录看完信后，立马翻开卷宗查看张寅一案，随后陷入了沉思。郭勋是什么人？一个得势的武人，仗着皇帝喜欢，处处和文官作对，多行不法之事。现在他写信请托，不正符合奸佞之人的行事风格吗？如果案件没有猫腻，他为何要替人求情呢？此案必有蹊跷之处。

于是，马录决定查明真相，并且公开弹劾郭勋。

马录弹劾郭勋的奏章一公布，就激起了追求“正义”的浪潮。

兵科给事中刘琦批评郭勋“求讨书信者，即是知情；党类受嘱者，意图贿赂”，甚至还分析了一番：“妖贼名李午，盖午，四正之时，正阳之位也。改张寅，盖岁首建寅，人生于寅之意也。”

户科给事中郑一鹏称：“访得张寅情罪深重，乃知勋之罪有不止于专横者。勋明知张寅系谋反杀人首恶，自宜觉发，为国讨贼，乃与之往来交结。”

御史潘壮上疏：“张寅，天下皆知其为李午；李午，天下皆知其为谋反人也。乞将张寅置之重典，郭勋解其兵柄。”

在案件未查明之前，这些人已经认定张寅就是李午，就是李福达。

弹劾郭勋者，包括马录在内，要么是都察院的御史，要么是六科给事中，他们都属于一个群体——言官。

明代的言官十分厉害。他们的人数为历朝之最，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品级低，没有患得患失之念，不怕得罪人；但是权力重，二三品大员见了他们也得规规矩矩。朱元璋如此设计，是为了把一群有胆气、又熟读圣贤书的人变为“天子之耳目”，查不法，查贪官，查奸佞，使得江山永固。

然而，士大夫有独立的意识，有“从道不从君”的追求。言官终究无法完全成为皇权的工具，在必要时刻，他们化身为“公理”的守护者，向皇帝宠信的奸佞宣战。

处在风暴中心的言官们，可能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

马录的果决也赢得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赞美。吏部侍郎孟春称赞道：“昨劾郭勋，殊快人心，彼虽喋喋，愈见其非。”大理寺丞汪渊说：“昨见章奏，攻发巨奸，人心甚快，非有大风裁者致是。”工部侍郎闵楷说：“今睹发奸一疏，风裁百倍，中外咸服其公，奸雄已落其胆矣。”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马录更加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他要做的就是排除一切奸佞势力的干扰，走到自己早已认定的“真相”面前，揭开它的面纱。如果他失败了，所有这些追求正义的人不就会变成一个笑话吗？

这一查，还真查出了惊喜。

官府发现了许多新的人证。比如定襄县的韩良相，他在北京时认识了李俊、李二和李三，这三个人曾秘密地对他说：“我们是李福温之子，如今上官的张寅，的名李福达，是俺五叔。你们不信。取起帽看他是秃子。”韩良相立马查看，果然是秃子。陕西方面也解来15个见过李五的人，官府让张寅和一众皂隶站在一起，结果这些人一下就把张寅认出，扯住他说：“这是李五。”

不过，案件依然存在许多疑点。比如，张寅当时已经66岁，可是依据记录李福达户籍的黄册，张寅应该才51岁。崞县县民杜文住说李福达娶了自己的姐姐杜氏，可是张寅的妻子明明姓林，而黄册里李福达的妻子却姓张。

当然，这些疑点对于已经先入为主的马录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很快，他公布了再审意见：张寅、李五、李福达是同一个人，依律处以凌迟。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就仅仅只一个清官明断的故事。这不是马录作为言官的追求：如果正义仅仅止于一两个人的清白，却放任天下的浑浊，那么，这样的正义要来何用。

因此，他们要将“正义”的火焰燃向朝堂，烧尽一切奸佞。

03

嘉靖皇帝的心情非常不好。

自他即位之后，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群体就一直提醒他要守规矩。天子之尊，如何能受人掣肘呢？幸好嘉靖帝对于权力的使用颇具天赋，他用左顺门的鲜血教育了这群士大夫，什么是为臣之道——君是主，臣是仆，该闭嘴时就闭嘴。

“大礼议”一事后，嘉靖帝对文官极不信任，于是大力提拔身份尊贵的郭勋，用来平衡朝堂势力。自那以后，郭勋便常常受到言官的弹劾，罪名包括侵占军田、给亲戚走后门、剥削士兵等等。但在皇帝眼里，郭勋始终是个好同志。

马录弹劾郭勋的时候，皇帝说这案子交给巡抚好好办，丝毫不提郭勋。张寅案再审结果出来之后，皇帝认可了马录的判案，但对郭勋只是口头指责了一下，明显不愿深究。

言官对皇帝的偏袒十分不满，“正义”的追击随之爆发。众言官纷纷上疏弹劾郭勋，声势比以往更为浩大，其中有两份奏疏还是20多位官员联名的。他们的意思很明显：郭勋交通反贼，罪无可赦，不要再包庇。

这时，皇帝的心腹张璁和桂萼说了这么一番话：“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勋，将渐及诸议礼者。”嘉靖皇帝想起了令他头疼的“大礼议”，想起了文官的集体哭谏，心里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置郭勋于死地，难道真的是为了正义？他们是冲皇帝来的，他们想用一种名为“公理”的力量，驯服皇权。

想到这里，嘉靖对于李福达一案恐怕就已经有了翻案的念头。

皇帝立即令锦衣卫前去山西接管此案，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及锦衣卫进行会审。此案会审共进行了六次，前五次均由刑部尚书颜颐寿主持，参与审判的官员不断增多，各个单位都有，遍及九卿、五府、科道，看起来十分公正。然而，主审官员不得不经受来自四方的压力，挣扎于皇权与舆论的夹缝之间。

第一次会审有点敷衍了事，仅仅只是重复了双方的证词，没有发现新证据，维持了原判。嘉靖皇帝敦促会审官员“勿得徇情回护”。

第二次会审，一个重要证人翻供了，李福达妻弟杜文住本来称张寅是李福达，在这次会审时，杜文住却说：“我是崞县人，与李福达无亲。我姐夫也叫做李福达，矮矮些儿，脸上有麻巴。”颜颐寿不敢也不想给出明确结论，只能列举供词，模糊处理。嘉靖皇帝一看，再次斥责主审官员徇私，甚至表示要亲自审讯犯人，经大学士杨一清等劝说，才放弃了这个想法。最后，皇帝下令，必须要交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第三次会审，颜颐寿再次发现原告的证词存在疑点，但是指证张寅是李福达的证据链依然完整。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赞同原判。嘉靖皇帝再次告诫：“不许仍前回护。”

皇帝一次又一次驳回官员的审判结果，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要翻案。

颜颐寿事实上已经无路可走了：如果继续维持原判，必然得罪皇帝；但如果改判，又如何推翻前面的证词，而且一旦改判，之前参与此案的官员都要遭殃。他能做的，就是寻求一个中庸的方案：一方面，仍然认定张寅就是李五和李福达；另一方面，承认无法证实张寅参与谋反。

此外，颜颐寿上了一篇悲壮的奏疏，详细地记录了从马录审案到第四次会审的全过程。如果此案诬告，那么就代表整个文官系统都腐烂了，这是不可能的。皇帝已经听不进去了，直接斥责审案官员“朋谋捏诬，泛言奏饰”，命他们“戴罪办事，待再问明白，一总发落”。

第五次会审，官员们要是还看不清形势，就堪称愚蠢了。有些证人“适时”地翻供了。马录主动承认失职。审案人员推翻了之前的结论，认定薛良诬告好人。

事情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但是真相已经面目全非。

假如张寅真的是李福达，因为年代久远，出现矛盾的证词极为正常；假如张寅不是李福达，任何一个疑点被忽视都有可能导致冤案的发生。从案件本身出发，张寅、李五、李福达三个身份，却是同一个人，证据链虽然完整，但并不通顺。而且证人的证词是否能作为核心证据有待商榷，证词是否忠实地记录下来也无法确定。

当然，大人物们并不在意这些，不管是皇帝还是士大夫。

04

第六次会审，审的却是另外一个案子了。

皇帝下旨全面更换主审官员，由礼部右侍郎桂萼署掌刑部、兵部左侍郎张璁署掌都察院、少詹事方献夫署掌大理寺印信。这三人从大礼议时就支持皇帝，是嘉靖最信任的人。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将不听话的朝臣定罪。

一夜之间，仿佛命运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原来坐在审判席上的官员，尽皆沦为阶下囚。主要证人全部翻案了。马录家中搜出了不少书信，那些赞美他敢于“锄奸”的文字，被当成了官员勾结的证据。追求正义的言官们，被打成了挟私报复的小人。

随后，皇帝指令桂萼等审理此案时“用刑推究”。这些人得到了尚方宝剑，自然不会心软。据说，颜颐寿素来看不起张璁、桂萼，他们便借此报仇，上了夹手指的酷刑，还笑着说：“汝今日服未？”颜颐寿忍受不了痛苦，不断磕头，说：“爷饶我！”当时，京师有一个《十可笑》的歌谣，其一就是：“某可笑，侍郎拶得尚书叫。”

可见，审判之中不乏诱供、逼供、屈打成招的行为。不然也无法解释，所有被审官员全部认罪，所有重要证人全部翻供。

很快，皇帝要的真相就呈了上来：薛良诬告张寅，秋后处斩；马录、颜颐寿等审案官员犯故意“入人死罪”，徒四年；众言官犯诬告之罪，徒四年。

嘉靖看见审判结果，十分兴奋。这里面有不少人曾在“大礼议”中上疏批评皇帝，甚至还有人参与了左顺门的哭谏。如此一来，朝堂应该能清静不少。但他有一处不满意，对马录的处罚太轻。在他看来，这场文官集团挑衅皇权的战争中，马录是那个吹响冲锋号的人，必须严惩。正如当初那个顽固不化的杨廷和一样。

皇帝想以“奸党”的罪名判马录死罪。桂萼等讨论后认为，处斩太重，原来的判决又太轻，干脆将其贬至烟瘴之地，永远充军，遇大赦也不宽宥。他们向皇帝解释说，要是置马录于死地，只是惩罚他一个人；永远充军，则祸及子孙。这样，马录看似活着，实则比死还难受。

但皇帝仍不甘心，非要杀了马录，以解心头之恨。大学士杨一清劝谏道：“录无当死之罪，律无可拟之条。若法外用刑，人无所措手足矣。”皇帝这才勉强接受，下旨说：“马录情犯深重，你每既这等说，发广西南丹卫永远充军，遇赦不宥，但逃杀了。”

事后，嘉靖皇帝十分高兴，特意嘉奖了张璁、桂萼等人，夸他们“尽忠以事君”。皇权即是公理，只有忠诚才能行善道，否则就是徇私枉法。为了让世人明白这个道理，嘉靖皇帝将张寅案相关档案编成《钦明大狱录》一书，刊行于天下。

无论此案是不是冤案，嘉靖皇帝的作为都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一道旨意决定一场司法的现象，在明朝后期还见得少吗？

05

四十多年后，尘封已久的案件被人拾起。

隆庆二年（1568）九月，右佥都御史庞尚鹏上了一道奏疏，重提李福达一案。据他说，他在山西见到了一名罪犯，名叫李同，传习白莲教，蛊惑人心，甚至引起四川一地的叛乱。李同自诉是李五的孙子，其供奉的祖师名叫李大仁、李大义，家庭情况竟然与张寅一家相同。这说明，张寅真的是反贼。

庞尚鹏早年在读《钦明大狱录》的时候，就非常困惑，为什么一个案子前后判决竟然如此迥异？他遍访士大夫，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人信《钦明大狱录》。人们口耳相传的是另一个故事：言官忠于职守，却被奸人打压。在皇权的压制下，无人敢公开反驳。但，皇帝只有一张嘴，而公理在每个人心里，“真相”终有重现天日的一刻。

如今，迟到的“正义”终究还是到来了。庞尚鹏在奏疏中赞扬那些获罪的官员：“天地有正气，宇宙有正人，故天网地维，万古不坠。”

庞尚鹏敢如此高调，也是因为时代变了。嘉靖皇帝死后，首辅徐阶大力革除旧弊，大礼议以来被打压的群臣都得到了翻身的机会。直到隆庆五年（1571）高拱为内阁首辅，这场平反运动才被叫停。

然而，这件案子真的反转了吗？

在庞尚鹏的奏疏里，出现了许多事实性错误，比如张寅明明是投案自首，他却写成马录抓捕了张寅，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读过《钦明大狱录》。而且，仅仅凭借一人之口供，根本无法确定张寅就是李五。李同是何时被捕的？审讯是何时进行的？真实的口供是什么？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再说了，张寅家境殷实，已经成功洗白了，为何还要继续从事反叛活动？这明显不合情理。

当然，细枝末节并不重要，人们有时候只需要一个故事。

此后，在明人的史书笔记里，几乎清一色都是认为张寅就是李福达，为那些受冤的官员抱不平。不少人找到一些未被埋没的“真相”。比如万历士人沈德符写的《万历野获编》载：“（张寅）二子纳粟入国学，而大礼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勋。”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完全是后人想象的产物，却被当成了正确的“记忆”。

只有少数人认为张寅非李福达。最有名的自然是张居正主修的《明世宗实录》，里面评价张璁时说道：

“及奉诏鞫勘大狱，独违众议，脱张寅之死，而先后问官得罪者亡虑数十人，以是缙绅之士嫉之如雠。然其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察院，不终岁而一时风纪肃清，积弊顿改。”

张居正赞扬张璁的做法引来了许多士人的不满。沈德符直接破口大骂：“大狱一案，千古奇冤。乃欲削灭以泯其迹，恣横至此，他日其后惨祸，谓非自取不可！”

沈德符是一个典型的追求“公理”的士大夫。他视皇帝为最高统治者，但维护的却是一种体制化的皇权，换句话说，守规矩的皇帝。这个规矩我们可以称之为“道”，而“道”为士大夫所掌握。实际上，就是要求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沈德符曾评价二张“皆绝世异才，然永嘉（张璁）险，江陵（张居正）暴，皆困于自用”。他明白，张居正和张璁是一类人。他们身怀大才，有志革新，于是奋不顾身追求权柄，最后难免走向刚愎自用。他们或媚事皇帝，或专权自用，在事实上都形成一种“独”的政治风气。而这种风气违背了共治天下的原则。

马录未必真的想要忽视真相，沈德符未必真的想要篡改记忆，他们只是认为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当同道之人越来越多，他们自然坚信，这条路是正义的。然而，在不断强化的皇权面前，士大夫们虽有抗争表现，但更多的是忠顺、沉默、党争乃至摇尾乞怜。最后，在明朝这个庞然大物倒塌之时，士大夫群体发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声音。

后世说这是中国的启蒙思想。很明显，并不是。君与相的传统格局，发展到了巅峰，就是这个样子：极端的皇权，以及畸形但蓬勃发展的士大夫群体。

但是，正如李福达一案告诉我们的道理：细枝末节并不重要，一个完整的故事才重要。这是虚伪的、悲哀的理想主义者留给这个世界最有用的东西。

参考文献：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明]张璁等：《钦明大狱录》，《四库未收书辑刊》一辑第十五册，北京出版社，2001

胡吉勋：《明嘉靖李福达狱及相关历史评价考论》，《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2007

高寿仙：《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史学月刊》，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