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沈阳城最早的雏形

探寻沈阳城最早的雏形

沈河区风雨坛辽墓

 

探寻沈阳城最早的雏形

沈阳辽代石经幢(大十面)

 

探寻沈阳城最早的雏形

沈州城内出土的金代红绿彩瓷人

 

    如果称得上“市井风情”的话,那么在如今沈阳城的这块土地上,最早存在的城市应当算作是沈州城。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座城单单有了城池并不具备城市的概念,就如同汉代曾存于此地的候城一般,它是否可以被称为沈阳最早的雏形?在这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着争议,因为对于这座兵城而言,它事实上是不存在所谓的“市井”的,所以它在这种定义之下,并不能称作是一座城市。

    那么,沈阳城初具城市意义的雏形应当追溯至何处?答案便落在了随后而至的沈州城上。辽代的沈州城现如今潜伏于这座城市的何处?沈州的名字又有着怎样的由来?在历经的岁月洗涤中,这座名为沈州的城市里究竟记载着怎样的往事?它又是如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辽代沈州城埋在沈阳老城下

    有趣的是,沈阳城往昔的那些名字:沈州、沈阳、盛京、奉天,都已然被化作路名,挂在嘴边,以备遗忘。沈阳路、盛京路散布在老城区内,而距今较为久远的沈阳、沈州,则散射在老城外,并且纵横交错地与清代印痕未消的城墙平行或是垂直。

    那么,这以沈州命名的街路的位置是否也昭示着辽代沈州的位置?按照同一个逻辑推算,一如清代的故宫,沈州城的位置也应当处于清代的老城区内。这种推论是否成立?如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不过从已有的证据来看,沈州城似乎就潜埋于老城区的地下。

    据资料记载,1953年,在沈阳市南卓望山辽塔地宫中,曾出土一石函,上刻有“大契丹国辽东沈州南卓望山上造无垢净光塔一所”等文字,而这座卓望山正位于沈阳市的南部;1985年,文物部门在维修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时,在地宫中发现石函一件,石函盖顶上所刻文字标明塔的位置在“沈州西北丰稔村东”,而塔湾塔正位于沈阳老城区的西北;沈阳城北小北门与大北门之间,原有一座辽代崇寿寺塔,因破损严重,20世纪50年代拆除,地宫内出土乾统七年(1107年)石函,上面的铭文有“维乾统七年岁次丁亥四月小尽丁巳朔十一日丁卯日,选定辛时于州北三歧道侧寺前,起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等文字,更明确说明该塔在沈州北的岔道旁边的寺庙前。

    这些石刻文字资料都证明,辽代沈州城大体就在沈阳的老城区一带。但沈州城的遗址深埋在现代沈阳城的地下,它的具体位置尚难以确定。

    据查,上世纪70年代,在沈阳故宫东路和沈河区公安分局地下,都发现了辽代的文化层,说明这些地方都在辽代沈州城内。

    而经考古资料证明,辽代的节度州城的周长一般都在200米左右,城内分为四个坊。如果按此推算,辽代沈州城的位置大体在北自中街,南到盛京路,西从正阳街,东至朝阳街这个范围内。

    沈州之名是否源自沈水?

    那么,沈州何以为沈州?沈州之“沈”是否与沈阳之“沈”有着相同的渊源?莫非沈水早在辽代便已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形成了莫大的影响?

    沈水便是现如今的浑河,从表面上看,沈州之名源自沈水之说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事实,而这条现如今被誉为母亲河的浑河,牵连着沈阳的名字以及无数个源远流长的故事与传说。

    沈州与沈水之间,似乎并没有留下那些生动的往事,而人们也始终以为,那是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岁月的摩擦足以让诸多的往事变得了无痕迹。

    随后,沈州之名源自沈水一说有了质疑,有人认为,沈州的名字源于五里河。可是这个五里河的说法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为又名为万泉河的五里河,仅仅是一条小河,并且作为浑河的一条故道,如此看来,它似乎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命名一座城市。

    然而,在五里河的说法被否定后,浑河的说法也遭受到了许多的质疑:据考证,沈州初建于渤海的挹娄故地,并有依郭县沈水,由此可以推测,渤海的沈州确是来源于沈水。

    不过,虽然辽代的沈州来源于渤海的沈州,但却是因为渤海的沈州迁移到今天的沈阳后才名沈州,如此命名并非因为当地有沈水。

    另外,在元代以前,沈阳附近没有任何河流名沈水。唐代以前,浑河一直称“辽水”或“小辽水”,唐代称“贵端水”,辽代以后至今称浑河。

    最早称浑河为沈水的是《元一统志》:“浑河,在沈阳路,源出废贵德州东北,西南经沈州南一十五里、辽阳西四里.会太子河,合辽水,南注于海。旧称沈水。水势湍激,沙土混流,故名浑河。今水澄澈,遇涨则浑。”

    如此看来,辽代沈州应来源于渤海的沈州,而不是来源于浑河。目前,这种说法始终稳稳地站在沈州名字之源的位置上——沈州与浑河无关,与传承有关。

    张杰巧用缓兵计诈降保住沈州城

    从辽代至金代,沈州城存在于世的时间里,在这块土地上,沈州城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生活片段,而那些能够被镌刻在史册上的,则是那些可谓“惊天动地”的波澜。

    辽圣宗太平九年,有一位汉官名为张杰,因为在东京大延琳叛乱中智保沈州城有功,破格由副节度使升为节度使。

    东京作为辽五京之一,治所在辽阳府。自太祖取得辽东以后,对这里所实施的征税相对比较宽松,而这种宽松的局面大约持续了近百年。

    然而,这种特例在辽圣宗太平年间被打破,东京户部使冯延休、韩绍勋视该地区这种宽松的历史状况于不顾,相继把燕地平山(今河北平山县)的征税办法照搬过来,强行在辽东地区征盐酒税,如此大跨度的反差让当地人民一时难以接受,生活一落千丈、苦不堪言。

    当时又恰逢燕京一连几年的饥荒,户部副使王嘉献计造船,让熟悉海运的人漕运辽东粟米赈济燕民。然而,水路艰险,导致粮船多遭覆没。民工在说明这种情况后,官府充耳不闻,仍旧强迫继续进行漕运,违者必然惨遭拷打。为此,民情激愤,皆思反抗,这便为大延琳起义创造了可乘之机。

    大延琳实为渤海国创建者大祚荣第七代孙,起义以前,为东京舍利军详稳,负责管理渤海部族军。太平九年八月初三日,大延琳利用人们的反辽情绪,起兵于东京。起义后首先杀死韩绍勋、王嘉以得民心。    起义军占领东京后,大延琳立即宣布建国,国号为“兴辽”,建元“天庆”,并仿照渤海国旧制度,委任各级官吏。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大延琳已经有了众多的拥护者,在数万人的拥护之下,起义军声势大震。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设想的那样顺利。曾经事先与他共谋起义的东京副留守王道平反叛,趁着夜色的掩映越城逃跑,并火速向辽圣宗告变。

    辽圣宗得知此消息后,当即调遣各路兵马征讨。与此同时,大延琳原本打算谋取黄龙府和保州的计划失败,于是决定北取沈州。

    当时,沈州节度使肖王六刚刚到任,情况不熟悉,因此防备事宜皆由副节度使张杰主持,张杰谎称准备投降,以此为缓兵之计。起义军见此状况,放松懈怠,并没有急于攻城。等到意识到自己受骗时,城内已经有了相应的准备,如此,起义军攻城失败,事后返回了东京。

    待到十月初一,辽的各路兵马也都到位,于是,辽圣宗下令各路大军开始讨伐起义军。最终,大延琳起义军被击退至首山北,只好退入东京城中,固守自卫。第二年春季,城中柴草发生困难,军民开始拆除房屋,以补柴草之需。八月二十五日,辽军攻破城,大延琳被擒,起义失败。

    在此次大延琳夺取沈州的过程中,沈州副节度使张杰智退起义军,保住了沈州城,使其免遭损失。朝廷赏其守城之功,为此晋升张杰为沈州节度使。

    沈州化作沈阳路二“沈”皆与沈水无缘

    待到辽代最后一个皇帝天祚皇帝即位后,天下已是风雨飘摇。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兴起,在其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开始了反辽斗争。辽天庆四年九月,完颜阿骨打首先在宁江州和出河店大破辽军,接着又乘胜攻克咸、宾等州。天庆五年正月,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国号金。随后,沈州遂为金军所得。

    然而,到了金代末年,辽东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沈州城因此屡遭兵火。到了元代,沈州正式更名为沈阳路。

    但经考证,沈阳路最初并没有设在沈州,而是设在辽阳故城。《元史》只说“仍治辽阳故城”,但并没有说迁到沈州城,但实际上沈阳路后来确实从辽阳故城迁到了沈州城,这不仅仅是因为沈阳一名延续至今,另外还有两条证据。

    其一是明代《辽东志》记载:“沈阳中卫,城东南隅,元总管府旧址”。这是沈阳路迁至沈州城的文献证据。二是沈阳中街路北发现的元至正十二年的“沈阳路城隍庙碑”,这是沈阳路迁到沈州的实物证据。

    而沈阳之沈,则与沈州之沈有着不同的寓意,沈阳之沈源自于沈水,因为沈阳位于沈水之北,而水北为阳,因此被称作沈阳。

    其实,沈阳之名源自于沈水一说是有些牵强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沈阳路既然是合并沈州王氏总管府和辽阳洪氏的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而设,所以,路名就取沈州的“沈”字和辽阳的“阳”字,合称为沈阳路。

    而后人不查,以水北为阳的传统观念来解释沈阳,便牵扯进了浑河这一曾名为沈水的概念。如此看来,将浑河称之为母亲河的说法未免有些偏差。无论是沈州还是沈阳,其中的“沈”寻根究底的看来皆与沈水无关。

    这座沈阳城地下所覆盖着的初具城市意义的沈州城,就在名字中“沈”字的来源争议以及连年征战的追忆之下,还原成一片尘土覆盖的往昔,它牵连着老城区的古朴与繁华却又不肯拘泥于城墙的束缚,便沿着历经岁月洗涤的砖瓦蔓延开来,延展在如今沈阳城的街路上,它的名字叫做沈州路。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banquan@lishi.net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0)
吾爱历史吾爱历史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