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字”到“有字”的泰山碑

　　到了民国18年，泰山顶上的无字碑，突然有了字。

　　“党权高于一切”，六个尺余大小的字，在碑的正面。这座高六米、宽一米二的石碑，究竟为何人何时所立，历史上尝有辨议。明清大儒顾亭林，就是写《日知录》的那个人，铁口直断：此碑“非秦碑”，而为汉武所立；有人不以为然，驳之：刘彻本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立其碑而“绝无字痕”，似不像他的性格……所以，更多的人还是相信，无字碑为始皇嬴政所立，“隐然于来者，此意即焚书”，这是万历年间进士钟惺的一首五言古诗《无字碑》中的末二句，直指秦始皇，不满其“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政策。

　　民国18年，也就是1929年。但我们的话题，要从1928年说起。

　　1928年，在中国发生的最大一件事，莫过于6月15日，蒋介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尽管后来有人认为，此时所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有名而无实(汪荣祖、李敖语)。其理由，张学良“东北易帜”非在此时，而是这一年的12月29日。这是史家们的一种“论定”，且不去说它。倒是这一年的“济南事件”不能不提。1928年5月3日，在华日军为阻挠北伐，借保护日侨，出兵济南，屠杀我军民数千余人。蒋介石以“各方隐忍”为由取妥协之策，令北伐军绕道北上。5月8日，蒋本人也从济南附近的党家庄退至泰安，致使日后日军占领济南一年有余。蒋到泰安后，翌日，即率员登泰山。5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在泰组建山东省政府，泰安为临时省会。6月9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迁至泰安，有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币成为泰安市面上的流通主币。8月，在泰的省府拨款十万余元，将岱庙前半部改为“中山市场”，后半部改为“中山公园”。10月10日，从前线归来的孙良诚正式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前由石敬亭代理)。在此之前，国民党将领吉鸿昌一行游泰山，即兴作《登泰山诗》。

　　这一节似乎写得有点“繁冗”。

　　之所以，说白了，就是想把国民党当年变泰安为省会的那种“煞有介事”再现出来。说它“煞有介事”，是因有日军仍踞济南这一事实，百里之外的泰城却又是另一番“重文偃武”的繁忙景象，实在让人心里头不是滋味。无字碑上“党权高于一切”六字，就是为这时已在泰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于第二年所制，也就是民国18年。有关“无字碑”的文章不少，今人或旧人的，所能读到的且言及“党权高于一切”的似只有一篇，而且还是附后的“小注”中有所提及。作者是谁似未有说明，但其中“无字碑已变为有字碑矣，贻非‘党权高于一切’，无此伟力欤”之句，辛辣、调讽且一针见血，让人读后不忘。而在此之前，有关泰山无字碑的一切“辨议”，显然都成了多余的。因为秦皇也好，汉武也罢，恐怕都无及于这千年之后更有甚者的“政治杰作”，“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再也不必遮遮掩掩而“隐然于来者”。这时，国民党甚至公开地说，中国的一切，由它“独负全责”(《革命文献》第七十六辑)。

　　由此而来，无字碑在1929年的“变奏”，便不足为怪了。

　　历史从不空穴来风。即便是一块小小的石碑，也有着自己的“起承转合”。更何况，“党权高于一切”——绝非仅仅是一些狂热党徒的即兴之作，它已然成了那个“专制时代”的缩略图，同时还暗示着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隐微复杂的政治背景。由于“北伐成功”，1928年的国民党成了执政党。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设想，国民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军政时期”即告结束，而是“训政时期”的开始。所谓“训政”，就是由党一手控制的政府，对落后民智进行民主训练，为将来“还政于民”做准备。这一年10月3日，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该“纲领”由胡汉民、孙科二人提出，同时胡还起草了一个《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将“一党专政”表述得十分“到位”，也很坦率：“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正因为有了这个大前提，《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又规定：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正副院长均由国民党中执会来选任……此时的国民党，何以权力之大，且“高于一切”呢？一方面，自然与他们上台执政有关，在形式上又统一了中国；另一方面，受其“以俄为师”政治迷思的侵淫，其“民主政治”理念发生了动摇，从而步入“一党专政”的歧途。所谓“以俄为师”，是孙中山晚年“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唐德刚语)，就是接受苏俄经验，引进“党治制”，全面实行“一党专政”。蒋介石向以孙中山的学生而自居。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时，将孙晚年的这种“迷思”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所以，1928年《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的颁布，实际上标志着“一个完整的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现在中国，与孙中山早年所追求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以及建立“合众政府”的理想相去甚远。这种政体上的“冰炭之殊”，意味着政治理念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这种政治理念又被强行纳入“党化教育”，于是到了民国18年，泰山无字碑上出现“党权高于一切”这样极端反民主的口号，就不难理解了。

　　“党化教育”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次“流感”。

　　曾几何时，从南至北，漫漶于中国大地，让当时不少中国人内心“惴惴不安”(袁伟时语)。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出台了一个《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大力推行“党化教育”(1931年改称“三民主义教育”)，其目的，无非是想培养出一代唯诺的“顺民”。“党化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愚民政策，也是国民党实施“训政”的一种政治手段，与秦始皇“燔百家而愚黔首”的做法毫无二致。

　　我辈生晚。只能从各种史料和回忆文章中来体味当时的“党化教育”。在美的陈定炎教授近年撰文追忆，说“党化教育”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它最大的特点，就在“党化”二字上。陈定炎以当时广东教育界为例，这样说：“……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设立国民党党支部，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孙中山去世后，规定每周举行纪念周。到了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立学校，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漫谈党化教育》)陈定炎何许人？他就是历史上曾经“叛变革命”的军阀陈炯明的儿子。他曾在广东生活多年，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工学博士。陈定延的这番描述也可从其它方面予以证实。1928年，胡适在上海任一私立大学的校长，也不无抱怨地说道，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评孙中山。可以不上教堂守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胡适文集》)可见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憎恶与不满。也就在这一年，胡适、罗隆基、马君武、张元济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国民党当局发出挑战，纷纷激扬文字，其锋芒直指“训政”和“党化教育”。胡适在《人权论集》序中写道：“……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那么，胡适等人要批的是什么呢？简言之，大要为三点：一是批没有人权保障；二是批“训政”，他说，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三是批以“三民主义”和孙文的“遗教”来统一思想，推行“党化教育”，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本《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于次年出版，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袁伟时教授称这部《人权论集》堪可与晚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相提并论，而且“更出色”。

　　在中国，推行“党化教育”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这也是胡适之所以要批评他的原因之一。早在1921年，孙中山就致函苏俄方面的外交部长，表示对其组织机构、军队、教育皆感兴趣。1923年10月，俄国顾问鲍罗廷来广州，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以协助孙中山在广东开展“党化”运动。这个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其中，尤以“党化教育”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教育、文化产生过最为恶劣的影响。当时大理院长赵士北，因为不同意孙中山的这种做法，主张“司法不党”，后来竟遭至撤职。到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明令仿效苏俄，以党治国，实行党化教育，“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陈炯明语)，不幸开了历史的倒车。1927年，陈炯明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统一刍议》中痛斥国民党的这一倒行逆施。他说“至于党化，已属不通”，而“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打量一下这个陈炯明了。且不管他在“正统史观”中的地位和名声如何，仅以他个人品行出色这一点，连孙中山也不得不服“……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而在政治上，他亦绝非“草泽英雄”而毫无见识。他在当时不仅反对军治和党治，对“一党专政”深恶痛绝，称“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对其“训政”更是直言挞伐，“……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以他这样一个军阀身份，对民主政治能有如此“灼见”，几乎站到了与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同一高度上，实属难得。

　　透过现象看本质——曾经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

　　对泰山无字碑的解读，我不满足于那种“爬罗剔抉、排沙简金”的史海钩沉，而是想透过一座无字或有字的碑，读出其中的几多“历史深意”。从二千多年前的“焚书坑儒”，到二千多年后的“党权高于一切”，也许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和巧合。秦朝的“无字”是焚书坑儒，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 民国的“有字”则是舆论一律，只允许人们有一种思想。而这一切，则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在本质上是专制的”(《流产的革命》)这一历史宿命所决定的，“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王夫之语)。晚清以降，不知有多少先贤诸公、革命志士想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幸格局，其赴汤蹈火而在所不惜，从“百日维新”的康梁，到菜市口被杀的谭嗣同，莫不如此。如果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总算是“否定了两千年来的政治体制”(黄仁宇语)的话，那么1913年的“二次革命”，其实际效果，却直接导致了民主政治在中国的一次“流产”，是否可以这样说，也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另一种否定呢？

　　我无意臧否孙中山先生。他一生革命，东奔西跑，殚精竭虑，在历史上被称为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然而他发起的“二次革命”，举兵讨袁，授人以柄，确实让当时的中国失去了许多尝试变革的机会。且看孙在总结其失败原因时所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定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制定建国大纲宣言》)可见，“二次革命”的失败，对孙中山本人来说，在政治上无疑是一次极大打击。他之所以后来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之所以将一些有着民主自由思想元素的国民党元老“清除出局”，就因为这时他对民主政治开始产生了某种“怀疑”，并错误地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不听从他的领导”，从而下决心要建立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的政党，可见孙中山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有着许多不足。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期间，传来列宁逝世的消息，孙中山要求休会三天以示哀悼，并号召大家努力把该党变成列宁主义政党。所谓“以俄为师”就是在这个层面上，俄国的政治实践与中国的政治发展逻辑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对于“二次革命”，胡适一直抱有个人的看法。晚年在与唐德刚的谈话中，对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在中国所遭至的曲折顿挫，始终感到了惋惜，胡适认为“那时的北京政府已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而掌握结构的成员，如民初的国会议员，也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胡适杂忆》)。胡适是“西学东渐”式的人物，对民主政治一直有着浓厚兴趣。1913年“宋案”之后，很显然，胡适本人是反对“兵戎相见”的。否则到了晚年，也不至于耿耿于怀，并以一种过来之人的感慨口吻再次否定“二次革命”。正因为如此，胡适在1929年前后，之所以挑战国民党的“训政”和“党化教育”，且首当其冲，态度之坚决又坚定，也就不难理解了。从他晚年的谈话中，更可让后来的人一如我们，以今天的立场来加深对这位自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敬意，这就是：胡适先生一生都渴望中国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胡适渴望走的路，应当说，也是孙中山早年想走的路。

　　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是在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当年康有为主张英国君主立宪制，孙中山以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为理想，渴求建立一个“合众政府”。1903年，他在檀香山一次对华侨的演讲中说得很清楚“……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确实是按照美国民主政治的模式来组建临时政府的。尽管“这种模式”还显得十分脆弱，但实行代议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推行政党政治，对一个刚刚摆脱了千年专制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大好时机。1912的中国，各种政党、社团纷纷建立，一如“过江之鲫”，注册的政党有86个，社团有22个。一时间，“民主政治”生机勃勃，千年老树开了花，难怪乎已踏入“城头望月”之境的胡适先生对此仍念念不忘。不过，在这“念念不忘”的背后，我们似乎还应当说点什么？若以今天的眼光看，无论如何，1913年的“二次革命”在其本质上都是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或者说，也是国民党的一次自杀行为，显现出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局限性，以及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提出“以俄为师”的心理基础。我的朋友邵建在谈及此事时认为，设若当时的孙文们不是采用武力，而是以甘地对抗英殖民者“非暴力”的方式来对待“宋案”(党内确有“法律制袁”的另种意见)，就不会给袁世凯在日后为解散国民党，进而解散国会找到任何借口，此话不无道理。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审视这件事时也说，他虽然“无心为‘洪宪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觉得袁的对手方也不那么可敬可爱罢了……民国初年那个美国模式的破产，不能单怪袁世凯要做皇帝，双方都有责任。”但孙中山的责任似乎更大一点。因为，“二次革命”从法理上来说是“非法”的，因为当时的国会还在，采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并非一点没有。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刚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这个框架中，政治家们对当前时局的认知，以及选择解决这一“政治纷争”的方式，都将会深刻影响和决定这个婴儿般的“新政体”能否获得一个合理的出发点，也就是中国政治未来的端倪。不幸的是，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在此时却“迷路”了，他们最终选择了“兵戎相见”。其结果是，民国名存实亡，内战连绵不断，这就是梁漱溟先生1922年之所以斥责“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的根本原因。

　　甘地有句名言：“未来依赖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对1929年来说，国民党在中国全面实行“一党专政”，所“依赖”的是1924年“以俄为师”，引进“党治制”这个事实；1924年引进“党治制”，所“依赖”的又是1921年对苏俄政体的推崇备至，因而放弃对西方民主宪政的追求；放弃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恰恰又是“依赖”于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不知所措；而这一切，说到底，又统统“依赖”于中国政治传统“固有之血脉”的重大影响……于是，让我们再回到民国18年，遥望国民党1949年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的“未来”，拼合前因后果，结局早已命中注定，而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就是“现在做的事情”，对此，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想不到，对泰山无字碑的解读，末了，竟让我生出几许悲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