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学?

何为大学?

又到一 年开学季。作为新生入学“第一课”,校长们的开学致辞一直备受关注。

民国时期,是思想交锋、学术碰撞最为激烈的时代,大学兼容并包、百花齐放,大师灿若星辰。那些著名的校长的演讲都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教育文献。1917年,蔡元培针对北大存在的不良风气,发表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的就任演讲;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 校长,在演讲中发出了有力的呐喊:“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此外,还有张伯苓、陈鹤琴、陶行知等,这些伟大教育家的语录不仅张扬了自我的独特个性和魅力,熠熠生辉的教育思想更成为了教育界的共同愿景。

如今,高等教育不再是富裕阶层的精英养成,天之骄子也成了如今的芸芸众生,值此开学季,一起来重温下,那些民国校长与大师们,曾经为新生们和年轻人们送上的“精神盛宴”!

何为大学?

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7年1月,北大红楼始建的次年,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表了一篇经典演说,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引领了大师云集的北大红楼时代。时至今日,这篇百余年前的演说仍启迪着人们对于大学精神的思考。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以下是蔡元培1917年的就职演说节选】

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

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下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

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

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镕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

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

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

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

四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漠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何为大学?

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提出这个理念,后担任清华校长长达17年,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被誉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以下是梅贻琦1931年的就职演说节选】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一,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如果拿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较国内的其他大学,清华的经济,总不能算少,而且比较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

二,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 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 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们固然要造就人材,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材。就拿清华说吧,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还有不少的杰出人材,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这是多么浪费人材的一件事。我们今后对于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五,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 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何为大学?

陈寅恪: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沉后两周年写的纪念碑铭。陈寅恪,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是中国历史上百年难见的人物,虽无文凭,却学贯中西,为清华大学“百年四大哲人”之一、“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邀请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北上担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当年在清华的学生汪篯当时亦建议陈寅恪接受此职,陈寅恪听后厉声呵斥:你不是我的学生。最后,由陈寅恪口述,汪篯执笔,写下了这封《对科学院的答复》的回复信。

【《对科学院的答复》(节选)】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

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

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何为大学?

章太炎:今日青年之弱点

章太炎先生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风骨棱棱,意态轩昂,颇有俯视群流不可一世之气概。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邀请50岁的章太炎先生演讲,他一上来就语重心长地讲《今日青年之弱点》,被其时同台演讲的胡适先生认为是对青年“消极的忠告”。而今来看,章太炎先生当时虽言青年的弱点,内心实则饱含对青年的期许,想来放在2023年也很有道理。

【以下是章太炎的演讲内容节选】

现在青年第一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因为大凡作一件事情,在起初的时候,很不容易区别谁为杰出之士,必须历练许多困难,经过相当时间,然后才显得出谁为人才,其所造就方才可靠。

近来一般人士皆把事情看得容易,亦有时凑巧居然侥幸成功。他们成功既是侥幸得来,因之他们凡事皆想侥幸成功。但是天下事那有许多侥幸呢?

于是乎一遇困难,即刻退却。所以近来人物一时侥幸成功,则誉满天下;一时遇着困难废然而返,则毁谤丛集。

譬如辛亥革命侥幸成功,为时太速,所以当时革命诸人多半未经历练,真才不易显出。诸君须知凡侥幸成功之事,便显不出谁是勇敢,谁是退却,因之杂乱无章,遂无首领之可言。

假使当时革命能延长时间三年,清廷奋力抵抗,革命诸人由那艰难困苦中历练出来,既无昔日之侥幸成功,何至于有今日之纷纷退却。又如孙中山之为人,私德尚好,就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实是他的最大弱点。现在青年只有将这个弱点痛改,遇事宜慎重,决机宜敏速,抱志既极坚确,观察又极明了,则无所谓侥幸退却,只有百折千回以达吾人最终之目的而已。

现在青年第二个弱点,就是妄想凭藉已成势力。本来自己是有才能的,因为要想凭籍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譬如辛亥革命,大家皆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后来大家都上了袁世凯的当。历次革命之利用陆荣廷岑春暄,皆未得良好结果。

若使革命诸人听由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做去,旗帜鲜明,宗旨确定,未有不成功的。你们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不利用已成势力我是很赞成的。

不过已成势力,无论大小,皆不宜利用。宗旨确定,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惟最要紧的须要耐得过这寂寞的日子,不要动那凭藉势力的念头。

现在青年的第三个弱点,就是虚慕文明。虚慕那物质上的文明,其弊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虚慕那人道主义,也是有害的。原来人类性质,凡是能坚忍的人,都是含有几分残忍性,不过他时常勉强抑制,不易显露出来。

有时抑制不住,那残忍性质便和盘托出。譬如曾文正破九江的时候,杀了许多人,所杀者未必皆是洪杨党人,那就是他的残忍性抑制不住的表示,也就是他除恶务尽的办法。

这次欧洲大战,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钱,直到德奥屈服,然后停战。我们试想欧战四年中,死亡非不多,损失非不大,协约各国为甚么不讲和呢?这就是欧美人做事彻底的表现,也就是除恶务尽的办法。

现在中国是煦煦为仁的时代,既无所谓坚忍,亦无所谓残忍,当道者对于凶横蛮悍之督军,卖国殃民之官吏,无不包容之奖励之,决不妄杀一个,是即所谓人道主义。今后之青年做事皆宜彻底,不要虚慕那人道主义。

现在青年第四个弱点,就是好高骛远。在求学时代,都以将来之大政治家自命,并不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在少年时代,偶然说几句大话,将来偶然成功,那些执笔先生就称他为少年大志。

譬如郑成功做了一篇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的八股,中有汤武证诛,亦洒扫也;尧舜揖让,亦进退也;小子当之,有何不可数语。不过偶然说几句话而已,后人遂称他为少年有大志。

故现在青年之好高骛远,在青年自身当然亟应痛改。即前辈中之好以(少年有大志)奖励青年者,亦当负咎。我想欧美各国青年在求学时代,必不如中国青年之好高骛远。大家如能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始足与各国青年相竞争于二十世纪时代也。

编辑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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