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改革的倡导者——记民国四大高僧之太虚法师

编者按：

民国时期，佛门有四大高僧，分别为虚云法师、印光法师、弘一法师、太虚法师。四人之德高望重为海内外所公认，且皆以大半生之光阴操持苦修、传道布教。其功德无量，令世人传颂。

他致力于佛教革新，并为此走遍全球各地考察学习；他四处传播佛教教义，创办佛学院，培育弘法人才，数十年未有半分懈怠；他批判鬼神佛教、山林佛教、经忏佛教等汉传佛教所存在的不良或消极厌世的流弊，倡导人生佛教，并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他一生劳碌，圆寂时仅57岁，留下三百多颗不同颜色的舍利子，甚至出现了舍利子缀满舍利子的神异现象……他拥有着大悲大勇、大智大慧的高尚人格，他是太虚法师。

跨不过的晚清动荡

太虚法师俗家姓名吕淦森，他是民国四大高僧里年纪最轻的那位。然而，光绪年间（1890年）出生的他仍然未能避开晚清的社会动荡时期。

那时，传统的以儒教思想为主导的集权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暴露出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上层统治阶级腐败堕落、广大的下层百姓民不聊生，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更使得贫苦的中国民众雪上加霜……与此同时，在同治年间，洪秀全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号，发动大批贫农进行暴乱，一度占据了中国东南部的十多个省份，所到之处，寺院、道观这些所谓的“异教”都被摧毁，十多年的动乱让中国的宗教文化乃至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

世间生活的困苦，使吕淦森对晨钟暮鼓的出家生活更加向往。1904年5月，吕淦森在吴江平望小九华寺剃度出家，法名“唯心”，后由师祖奘年立表字“太虚”。同年12月，随奘年于宁波天童寺受戒。

现存太虚法师最早的影像，摄于1907年，时年17岁。

随后几年，在敬安法师、歧昌法师、道阶法师等高僧的教导下，太虚开始学习经论，包括《法华经》《楞严经》等，同时也翻阅了许多传记，包括《指月录》《高僧传》《弘明集》等。由于太虚记忆力超群、口才出众，众名师对其多有属意。

1907年，太虚前往慈溪西方寺阅大藏经，诵读《大般若经》有悟。1909年来到南京，就读于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祇洹精舍……此时太虚不过十九岁，他的学佛之路走的飞快却非常扎实，同时，天资非凡、智慧超常的他开始吸收学习新思想、新文化，他不仅英文学得很好，还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新学说深有心得。

此时的中国佛教虽有人才涌现，然而在这样的动荡不安中，整体上是日趋没落的。由于取消了考试取僧的制度，僧人文化素质良莠不齐。并且，在宗法社会的阴影下，原本鲜活的佛教体制，演变为“子孙庙”“房头患”；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僧人不是忙于经论学习、参禅修持，而是忙于赶经忏，沦为职业治丧者。同时，在社会面临革新的大势之下，改良派把矛头指向了佛教，制造舆论，鼓吹占寺夺产来兴办教育。面对这样的情势，不少有识之士纷纷采取措施来挽救佛教，包括刻印流通大量急缺的佛教典籍，尝试建立佛教组织、建立新式的佛教教学机构，培养宏法的人才等。

年轻的太虚法师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探索与开拓。

改革者的新思路

1912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虚法师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第二年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二十出头的太虚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并撰文力推“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

所谓佛教复兴运动，就是要从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团）和在家的居士正信会两方面来整顿和振兴佛教。首先，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圆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主张以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的根本，培养善美的人伦道德，改善社会风尚。

不过，与此相比，整顿僧团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和根本，这与他的佛教“三大革命”相辅相成——教理革命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则是要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十方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佛教徒，兴办佛教事业之用。

在这三大革命之中，太虚又认为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佛教徒，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所以，他在以后的实践中主要是从兴办佛学院，培养新的佛教人材着手。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均为太虚兴办。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泽惠及于今。

改革是漫长的修行。一开始，他的“佛教革命”理论就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于是他辞去了月刊总编职务，在浙江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

闭关两年间，太虚法师深研佛学法相唯识诸宗经论，旁及中、西哲学论著，修为精进，深有所得。出关后的他如有神助，改革之路走得甚是顺畅。他先是赴台湾、日本考察佛教，进行讲学，1918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诸名士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觉社丛书》为《海潮音》月刊。这本月刊持办30多年，从未中辍，成为中国持办时间最长，普及影响最广的佛教刊物。

太虚法师创办的《海潮音》月刊

1922年，太虚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招收缁素佛教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培育一批德学兼备的僧伽人才。次年，他往庐山大林寺住持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1923年，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太虚被选为首任会长。

1924年10月，太虚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自日本回国后，又应邀前往新加坡弘法。此后，太虚开始了出国考察讲学之路，足迹遍布英、德、法、荷、比、美诸国，期间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他一方面希望把佛法世界化，使佛教的慈悲与智慧普遍利益天下众生；另一方面让也欧美知识分子认识、接受佛教，以匡正当时中国一味崇洋的风气。

1925年，太虚法师率团赴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

1929年，太虚法师以弘法因缘行走在伦敦街头。

这十数年，太虚法师以身作则，不仅出国讲学，还到各大院校布教。由于太虚大师的号召与努力，更新了佛教形象，使得当时许多学者不再误解佛教为迷信，并愿意深入探讨佛法，胡适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太虚法师还是第一位在大学授课的中国出家人，也是第一位利用电台弘法的佛教徒。他这种运用现代化渠道弘扬正信佛法的行为，除了因为有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确立知见的定力之外，最重要的是有广度众生的大悲弘愿。大师在四十九岁那年曾经自题诗一首:“身世今盈四十九，劳劳役役何为生？愿得无上正遍觉，愿度无边诸有情。我今修学菩萨行，我今应正菩萨名；愿人称我以菩萨，不是比丘佛未成。”最后一句“不是比丘佛未成”明显地道出他没有求自我清净解脱的小乘作风，决心走“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乘菩萨道。

太虚法师手书——“实行大乘佛法，建设人间净土”

人圆佛即成

太虚法师对于佛教改革的主张和实践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两大方面也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归纳的：“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

“整兴佛教僧会”如前文所述，“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则是他倡导的“人生佛教”的真意。

太虚法师认为，佛教统摄于教、理、行、果，而其要则在于行。行有无数量，而其本则在于戒；戒有种种，而其归则在于菩萨戒。法师之所以“瑜伽菩萨戒本”所示之菩萨戒为归，这是因为他认为，此戒以“饶益有情，专以舍己利他为事”，而这正是“菩萨之入俗，佛陀之应世”的根本宗旨。

基于以上对于佛教根本精神的认识，太虚法师指出，近代佛教应当朝着建设“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

在《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太虚法师构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曾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以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地位便无处安置，更谈不上佛陀果成了。

不过，这些理想最终未能实现，太虚法师晚年还写下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总结过其中的教训。但是，法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方向以及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

晚年的太虚法师与弟子

许多年后，太虚法师的宏愿终于开始实现。

当初太虚法师兴办佛学院，培养出众多优秀的佛教人才接过了他的衣钵。他的学生印顺法师、赵朴初分别在海峡两岸推进了人生佛教思想，即“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当年曾是栖霞山佛学院学僧的星云法师、印顺法师的弟子证严法师也在教制、教产改革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师承东初法师（太虚弟子）的圣严法师，则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为理念，在台湾成功了创建法鼓山等道场，并在全球推广……

星云法师曾在太虚法师兴建的栖霞山佛学院学习。

这条漫长佛教革新之路，至今仍在中途，不过，太虚法师心心念念的“建设人间净土”早已成为佛教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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