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清朝旗员、武职不准乘轿的规制

　　武职官员要带兵打仗，因此不得乘轿，原本也是中国王朝的一个传统，如《万历野获编•勋戚》卷五载：明代“武臣贵至上公，无得乘轿。即上马，不许用橙杌。”清廷以骑射取天下，对此项制度的继承是顺理成章的事。顺治入关后，从王公贵族、八旗官员到汉族官员，骑马者多，乘轿者少，所以对于官员坐轿之事，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清初王士禛《池北偶谈•谈故》卷三说：“本朝顺治初，汉人京官亦多乘马。予壬辰计偕入京师，见高邮王文通公，每入朝皆乘马。”晚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三也有类似说法：“本朝初年，汉人官京朝者，亦多乘马。”顺治四年及九年，清廷两次颁布关于“诸王福金公主格格仪仗服色”、“诸王以下文武官民舆马服饰制”，在提到乘轿与骑马一事时，虽然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官员乘坐轿子的大小等规制，但仍有“若不乘轿，愿骑马者，各从其便”的说法(《清世祖实录》卷64)。当然，出于礼法的需要，清廷对轿子，已经有较多的关注了。如顺治四年五月，有官员就平西王吴三桂等各路王爵乘轿一事请示，朝廷上谕回复说：“平西、恭顺、智顺、怀顺各王，在镇守的地方可以乘轿，到京师则须骑马。”(《清世祖实录》卷32)大体上，顺治时期，一则不论满洲王公还是八旗将领、官员，一般均有骑马的习惯，汉族文臣也多骑马，所以虽然定了乘轿的规矩，但并未引起高度重视，只是从礼仪上规定如祭天等仪式时，一定要按规矩办理。

　　康熙以降，社会逐步走向安定，经济渐趋繁荣，史有“康乾盛世”之称。但承平日久，官员中享乐之风渐盛。不仅王公贵族，而且旗籍官员(清代八旗包括满、蒙及汉军八旗，户口与汉族等分开管理，故出身旗下的官员称为旗籍官员)、汉族中的武职将帅多有弃马乘轿者。此种贪图安逸的现象康熙时即已引起当朝注意，雍正、乾隆时期，出台并逐步完善了一套旗员与武职官员不准乘坐轿子的规制。

　　康熙二十七年，下令将坐轿开赴作战前线的武职官员免职：“彝陵总兵官严弘，年纪衰迈。闻武昌兵丁鼓噪时，乘轿而往。著原品休致。其员缺、以辰州副将郭忠孝升补。”(《清圣祖实录》卷137)雍正四年九月，正式出台了武职官员不准坐轿的规定：“武弁有整饬营伍操演兵丁之责，理宜服习骑射为士卒先。近闻副参游守等官，竟有坐轿并不乘马者，习赡养惰，莫此为甚，且身为武臣而以乘马为劳，与职守大相违背，何以训练兵丁。嗣后副参游守等官概不许坐轿，以长怠惰之习。倘有不遵，该督抚提镇即行指名题参。”(《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48)雍正六年出台规定：凡副将及其以下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如不乘马，“擅自违制乘轿者，革职。”(见《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18，《兵部职方清吏司》)当然，雍正时期的这一规定，主要还是针对副将及其以下官员，而且也没有对旗籍官员乘轿一事作出规定。

　　乾隆时期，陆续出台了禁止武职官员、旗籍文武官员及宗室王公乘坐轿子的规定。乾隆五年，针对汉族武职官员多有乘坐轿子的情况，重申了雍正时期的规定：“自副将以下至都司守备，俱公然乘坐四轿，甚至有前呼后拥，喧耀街衢者。江南如此，他省谅亦不免。夫人情习于劳则精神振作，习于逸则志气委靡。况身为武员而惮于乘骑，开骄惰之端，启废弛之渐，又何以饬戎行而率士卒乎。各省督抚提镇，务将朕旨通行申饬。如仍不遵奉，即指名题参，交部议处。”(《清高宗实录》卷123)十二年，令禁止年轻宗室公等及旗籍武职大臣乘轿：“年少宗室公等，平日亦皆乘轿。伊等不过间日上朝，自应练习骑马。似此希图安逸，亦属非是。此关系我满洲旧习，著力行禁止。”至于旗籍武职大员，“自应遵照旧制骑马，以为所管辖人等表率，若自求安逸，则官兵技艺，安望精熟。”(《清高宗实录》卷305)十四年，进一步强调外放为官的旗籍文武官员，60岁以下者，一概不得坐轿：“嗣后凡旗人外任各员，六十岁以下者，并令熟习骑射，毋任渐至生疏。至副、参、游、都、守、等官，该将军、督、抚、严饬概不许违例坐轿。擅坐。即行指参议处。”(《清高宗实录》卷338)乾隆十五年，细化了满洲籍文职大臣禁止坐轿的规矩。规定所有旗籍文职大臣，除60岁以上，身体的确不好者外，一律禁止坐轿。除辈份高于皇帝和年纪很大的以外，王公亲贵亦禁坐轿。有乘轿资格的年轻亲王等，除了在特定的礼仪场合需要“列仪卫”，可以坐轿子以外，平时一律骑马。要把这个命令通行传知，倘禁止后有坐轿者，着察旗御史即行察参，若御史不参奏，经朕访闻，连御史一块治罪，断不宽宥。(《清高宗实录》卷356)有趣的是，乾隆帝多次发布禁止乘轿的上谕后，有的官员以为皇上是反感坐轿，于是改为坐车，乾隆帝不得不再次发布上谕，反复说明不许坐轿的意思(其实这层意思雍正时就已多次强调过了)：叫你们不坐轿，不是说你们没资格坐轿子，也不是你们不应该坐轿子，而是要你们保持“娴习武艺”，不要把满洲人的传统全都丢光了。前次说了不准坐轿，现在改坐车，试想一下，坐车与坐轿有什么分别？乾隆二十二年，对于外省旗籍武职官员也明确规定：“各省驻防将军、副都统视在京都统副都统，凡武官皆乘马，将军、都统、副都统、总兵官，有老年不能乘马者，听奏明请旨”(《皇朝通典》卷五十五《礼•嘉五•车舆》)亦即说不仅旗人，绿营汉族将领都不得坐轿，年老体弱的要请旨，得到批准后才能坐轿。

　　至此，清廷关于禁止旗籍官员及汉族武职官员乘坐轿子的规定完全确定。

　　嘉、道以降直至清末，旗员与武职不得乘轿的规制一直延续并被当朝者反复强调。嘉庆四年上谕说：关于武职官员乘轿一事，此前已有明确规矩，现在“朕闻各省不但将军提镇等公然坐轿，即副参以下，多有乘轿出入者”，甚至出现以战兵充轿夫之役的情况，重申：“再行通谕各直省驻防将军、副都统及提镇各员：嗣后如再有违例乘轿者，或经参奏，或经访闻，必治以应得之罪。如驻防城守尉以下，绿营副参以下有犯，尤当从重治罪，决不姑贷。”(《清仁宗实录》卷47)道光十三年上谕：“从前乾隆、嘉庆年间，因将弁偷安坐轿，并不乘马，节经颁发谕旨，严行禁止。煌煌圣训，自应永远钦遵。朕临御以来，谆谆诰诫，犹前志也。” “著通谕各直省将军、副都统、提、镇、将、备等，除高山竣岭，逼仄崎岖，或稻田水曲，不能乘骑者，准其乘坐竹兜外，其余均不准坐轿，喧耀街衢。倘违例乘坐，该督抚即行查参，毋稍瞻徇。经此次训诫之后，仍敢阳奉阴违，将来科道参奏，或经朕别有访闻，除本员照例从重治罪外，定将该督抚严行惩处，决不宽贷。”(《清宣宗实录》卷238)同治、光绪时期，清廷仍不时发布上谕，强调武职不准乘轿的规定，对违例乘轿的官员进行惩治。可见该项制度延续的基本情形。

　　就制度而言，旗员及武职官员不准乘轿的规定，到乾隆时期成为定制。满、蒙、汉军等旗籍官员，只有亲王与一品大员允许乘轿，年老体弱或得皇帝特许的人方能“乘舆”，其余不论文武，均不得乘轿。一则骑马是满蒙民族的传统，二则从清廷的角度来说，骑马也是保持民族传统，防止浸染汉俗的方法，同时也能防止贪图安逸，滋生享乐的情况出现。这个要求不仅在京城，在各直省地方和军队中，也被强行贯彻，主要意图就是要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尤其是武官不能贪图享受，影响军队的战斗力。汉族官员凡武职官员，原则上不准乘轿，“武职均乘马，将军、提督、总兵官，年逾七十不能乘马者，奏闻请旨。”就是说到了年纪较大无法乘马时，还要向皇帝报告请求批准，否则就是违制。汉族武职官员只有作为钦差大臣时，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按例乘轿，三品武职官员即使是钦差大臣也不准乘轿。

　　清廷对于违制乘轿的官员就进行惩治，早在定制以前就已开始。如前述康熙二十七年，彝陵总兵官严弘在率兵前往武昌参加镇压夏包子兵变时，乘轿前往，即被勒令退休。以《清实录》所载，乾隆定制后，对违制官员惩处的记录也较多。乾隆二十五年，将云南楚雄镇总兵官伍讷锡革职，其多项罪名中重要一项即为“出入违例乘轿”。乾隆三十六年，云南提督长清因“坐轿出入”，受到参奏。乾隆四十九年，旗籍武职、山海关副都统果星阿违例乘轿，被举报后“接奉谕旨，并不认罪，反自假糊涂，奏称不知有此例等语，实属巧辩。”被勒令革职回京。同年，龙门协副将、旗员承禄因“偷安坐轿”被查处，乾隆帝再次重申：“武职人员，违例坐轿，不特满员在所禁止，即汉员亦向来不准，屡经申明降旨”。并令“所有失察之总督提镇等，著查明交部议处。经此次重行申禁之后，如武职人员，仍敢有违例乘轿者，一经参奏，朕必将该员加倍治罪。若督抚提镇等不行查参，别经发觉，并将该督提等，一并从重议处。将此通谕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215)乾隆五十三年，因出征台湾驻防兵有私行雇船及乘轿等事，下令：嗣后凡有兵差过境，毋许豫备小轿及兜子等项，倘有仍前豫备乘坐者，即将该兵丁等从重严惩，其应付之地方官及领兵之将弁，一并严加议处，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

　　嘉、道以降，旗员或武职违例乘轿受到惩治的情况，也时见于记载。嘉庆十六年，因御史奏报四川参游都守等武职官员，“近多乘坐大轿”。嘉庆帝上谕：“前岁庆惠前赴西藏，以钦差二品大员违例乘轿，经朕查出，尚经加以惩处。况该武员等，竟敢恣意妄为，罔顾国家体制耶。此时该武员等如有乘轿等事，著该督抚等即行指名严参惩办。若徇隐不奏，别经参劾，亦惟该督抚等是问。”道光十三年，福建提督许松年，“身在行间。乘坐肩舆”，令革职惩办。同年，以“演戏乘轿”等事，将江西南赣镇总兵张佑溪、中营游击黄廷荣等革职。同年，福建汀州右营游击绰拉欢、署汀州右营守备蓝联芳、汀州中营千总林向荣等，因带兵赴台剿匪，“乘轿抵县，纵兵抢夺勒索”，均著革职。绰拉欢虽然报称“因雨雪乘坐竹轿”，还是被“发往新疆效力赎罪”。道光二十四年，江苏游击杨得邦被控多项罪名，“违例乘轿属实，应照例革职”。同治五年，泰宁镇总兵官“文俊于年老疾病乘轿，并未奏请，辄役使官军抬轿，实属不合，著交部议处”，后被定为降三级调用。光绪三年，已革直隶龙泉关都司告“署正定镇总兵有违制坐轿，苛敛冒领情弊”，命李鸿章“确切查明秉公究办。”光绪七年，因御史参奏，江西水师统领记名总兵万重暄等“出门乘轿”等事，令“万重暄、王永胜、萧福、均著革职，永不叙用。”光绪二十五年，查办奉天仁、育两军总统荣和、寿长二人，其罪名中有“往往舍骑乘轿，自壮观瞻”一条。光绪三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仍援引旧案，将“公然耽𨓜乘轿”的宜昌镇总兵傅廷臣、郧阳镇总兵邓正峰等，摘去顶戴，拔去花翎，“以为玩令偷安者戒”。

　　不难看出，清代自乾隆时期定制旗籍文武官员及汉籍武职官员不准乘轿以后，此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贯彻。上述受到惩处的官员，有的是被参奏有多项过失，其中一项为“违例乘轿”，有些则仅仅是“坐轿出入”，即被革职或降级调用的。

　　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每一项规制，都难以贯彻到底，清代旗员、武职不准乘轿的规定也是如此。其间既有正常的“特许”，也有高官显贵的公然违制。规定出台后，一些旗员或汉族武职，因个人的某种特殊原因得到当朝特许，可以乘轿，此类事例甚多。乾隆五十八年上谕：“向来武臣无乘轿之例，海兰察在军前效力多年，腿有宿疾，著格外施恩。赏令乘轿。”嘉庆间，“超勇王拉旺多尔济以足疾，足跛之七额驸喀尔沁贝勒丹巴多尔济，以擒逆犯成德受重创，皆奉特旨赐轿”(《清稗类钞•爵秩类》)。道光十七年，“赛尚阿奏，伊因腿生疮，力疾乘坐驮轿出口，查演官兵技艺一摺。著寄知赛尚阿，令伊缓行，妥为调理。认真查演官兵一切技艺。”(《清宣宗实录》卷301)咸丰时，僧格林沁也曾特许乘轿：“蒙古王非特恩无乘轿之制，咸丰五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因军功赐乘肩舆。”(清•福格《听雨丛谈》卷3)

　　就一般情形而言，由最高当局出面给予的特许，都是有理由的，或者也是出于特殊原因。但这种特许或例外，易使一般官员感到乘轿也是一种尊荣，出现效仿者。如嘉庆间，特许因保卫皇帝受伤的丹巴多尔济等乘轿，却导致一班官员“继者亦相率因之”，不得不再次下令，强调必须遵守制度。同时，也有一些特许，使贪图安逸的官员有了乘轿口实，如道光曾在谕令中说，如遇到“高山竣岭，逼仄崎岖，或稻田水曲，不能乘骑”等情况，可以允许乘坐“竹兜”一类的小轿或滑杆之类，也导致一些官员以此为由，寻机违例乘轿。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违制官员惩处不严，也会导致对制度的不遵守甚至是破坏。乾隆五十四年，宁古塔副都统安临，借口其母乘轿，自己也坐轿出行。乾隆帝下令将其“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但不足一个月，又出尔反尔，以安临之母年迈有病为由，取消了对安临的惩处，改令其居家思过，奉养老母。嘉庆四年，宗室宜兴出任江苏巡抚，不久被人参奏，罪名中有一款即为，以城中道路狭窄，“乘轿难行”为由，下令拆毁铺户门面。嘉庆帝本来已拟治罪，不久又下令说，宜兴此举“只系不谙事体，咎有应得”，但“尚非不可宽恕之罪”。不仅免去了宜兴杖徙的责罚，还赏给他二等侍卫，命其前往巴里坤作为领队大臣。嘉庆帝还声称：这样的处理“并非因宜兴身系宗室，援议亲之典，曲为宽贷。”

　　大体上，对于违例乘轿的处罚，乾隆定制后的一段时期相对较严，此后则时紧时松，越到后期，处罚越轻。有时是以违制乘轿的单一条款进行处理，更多的时候是一名官员的多项违规行为中，有违制坐轿这一条。道光时，尚有福建提督许松年因违例乘轿而革职的事例，后来，类似的严厉惩治渐渐减少，毕竟以坐轿行走事“尚非不可宽恕之罪”，往往从轻发落。光绪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整饬营伍，参劾宜昌镇总兵傅廷臣、郧阳镇总兵邓正峰“公然乘轿，毫无顾忌。旧制新章，一概置之不理。在省如此，在镇可知。实属怠惰骄妄，罔知悛改。”但到了处治时，却又说“姑念相沿旧习，量予从宽。”只不过是“请旨将其摘去顶戴，拔去花翎”而已(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八册，第257-258页。)。

　　专制时代的政令，往往难于贯彻执行，社会上对于此类违制行为，也多是有人举报、弹劾时才进行追究，或者是在犯了其他大案，牵扯出违制坐轿这类行为。公然违制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如乾隆时出征台湾的大将军福康安，出行所坐的大轿子，用三十六名轿夫抬行，速度极快。出师打仗，这位福大帅也坐轿，轿夫每人要备几匹好马，轮换时就骑着马跟着大轿行进。关于福康安的传说很多，他敢用这么大轿子是公然违制的行为，竟未受到处罚。在高官显贵面前，制度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上行下效，违制之事渐渐相沿成习。无独有偶，清末湘军中也有武将坐轿子打仗的。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本来就是以文臣上阵打仗为特点的，王錱为湘军中儒将，此人上阵打仗，不骑马而坐轿子，每每端坐于轿中，指挥将士上阵。却又是另一番儒雅之士，羽扇纶巾的景象。

　　简之，轿子是旧时中国社会重要的交通工具，有坐轿的就有抬轿的，既有阶级之分，也有等级之分。社会上流行的多种舆轿，也展示出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特征。有清一代，为防止旗人贪图安逸，同时也为保持汉族为主体的绿营兵的战斗力，制定并实施了此类官员不准乘轿的规章制度，既是中国传统官制中相关制度的延续，也是清代加强武力的措施，同时也成为中国舆轿制度文化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