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晋楚百年争霸战争:三场大战平分霸权

春秋时代晋楚百年争霸战争:三场大战平分霸权

    城濮之战
    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2),晋、楚两国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地区进行的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
    泓水之战后,楚国凭借强大实力和声威,控制了中原地区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中小国家,大有囊括中原之势。时晋国在多年内乱之后迅速振兴。自晋文公即位,内修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扩建三军,国力日益强盛。对外积极图霸,举“尊王”之旗,派兵护送因内乱而逃亡在外的周襄王返国,借以收揽中原各国人心;又与秦国结好,并助秦向南发展,造成楚国的后顾之忧。楚为阻遏晋国势力的发展,与曹、卫通好结盟,使其为抗晋前哨;乘齐国内外交困之机,出兵助鲁占领齐国穀邑(今山东平阴西南),并留申公叔侯戍守,企图制齐以孤立晋国。晋、楚战略针锋相对,争霸决战呈一触即发之势。
    周襄王十九年冬,本是被迫附楚的宋国,因见晋国日强而叛楚从晋。楚派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军围攻宋地緡邑(今山东金乡),宋坚持抵抗。次年冬,楚发申(今河南南阳北)、息(今息县西南)之兵为主力,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以子玉为统帅,楚成王亲自督战,围攻宋都商丘(今商丘南)。宋派大司马公孙固赴晋求救。晋国君臣面对救与不救的重大抉择,认为宋国处于晋、楚争霸的中间地带,又是中原较大之国,若听任宋国力尽援绝而降楚,则晋国将难于进取中原;出兵解救宋国之患,虽有劳师远征、以劣势对优势之敝,又有侧背受曹、卫威胁之虞,却是晋国“取威定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的良机。晋文公决意出兵救宋,并纳大夫狐偃之策,确定首先进攻兵力薄弱的曹、卫,迫使楚军北上,以解宋国之围。
    二十一年一月,晋文公率军至晋、卫边境,欲借卫国之道以攻曹,卫不许。晋军秘密回撤,绕道从南河棘津(今河南卫辉境)渡河(黄河)。为减少伤亡,有意避开卫都楚丘(今滑县东),直取卫地五鹿(今清丰西北)。二月,向南进军敛盂(今濮阳东),与齐昭公会盟,对卫形成强大压力。卫“国人”惧晋军势大,驱逐卫成公,晋军乘虚攻入楚丘,占领全部卫地。楚军救卫不及,继续围困商丘。晋文公挥师南下,于三月攻破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北),俘曹共公。
    晋文公虽已解除救宋的后顾之忧,而楚成王也识破晋军企图,不为曹、卫之失而动,更加紧围攻宋都,以逼迫晋军继续南下,孤军与楚联军决战。晋文公自度处于两难:兵临宋境而不救宋,无异放弃求霸;未得齐、秦协力而深入,必是凶多吉少。为变被动为主动,采纳中军元帅先轸之谋,让宋国贿赂齐、秦,使其劝楚撤兵;同时晋执曹君,而分曹、卫部分地予宋。意在拉齐、秦下水,止其观望态度;赶宋国上架,绝其降楚之念;给楚国火上浇油,迫其非战不可。果然,楚见未攻下宋而宋反得曹、卫之地,乃拒绝齐、秦调停。齐、秦既得利于宋而未成调解之功,更加深与楚的矛盾,随即出兵助晋,形成晋、齐、秦、宋联合对楚的局面。
    楚成王深知楚军战线漫长、后方空虚、兵力分散的弱点,及见晋、楚双方力量对比改变,战略态势已对楚不利,即令戍守穀邑的申公叔侯撤回宋地,令子玉放弃围宋,避免与晋军决战,自己则率部分军退回申邑,以防秦军袭其后方。子玉不以国为重,刚愎自用,不听成王知难而退的告诫,坚持不撤宋围。成王虽怒子玉抗命,又存侥幸取胜之心,未能坚决命令退军,于犹疑之中给子玉补充少量兵力。
    子玉为寻求与晋决战的借口,以晋许曹、卫复国,楚方能解宋国之围相要挟。晋国君臣认为,若不允子玉之请,必结怨于宋、曹、卫三国,并遭诸侯责难,将失去与楚决战争霸的大好时机。乃将计就计,暗中许诺曹、卫复国,唆使其与楚绝交,并扣留楚使宛春,激怒子玉北上决战。子玉不顾客观情势的变化,率军弃宋直扑陶丘。晋文公令全军向卫境退避三舍(一舍30里),既表明履行以前流亡楚时许下的“避君三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诺言,若子玉进兵求战,则因以臣犯君而理屈,又可暂避楚军锋芒,向齐、秦两军靠拢,在预定战场展开决战。子玉以为晋军畏楚而退,尾追不舍,致使部队松懈,士卒疲惫。
    四月初一,晋兵车700乘退于城濮。楚联军亦跟踪赶至,依托险阻地形驻军,迫不及待地向晋军挑战。此时,到达城濮地区的齐、秦、宋三国之军仅为晋之声援,而追及城濮的楚、陈、蔡联军仍居兵力优势。晋文公虑及于此,谨慎决断,亲自检阅军队,见晋军装备齐整,纪律严明,士气旺盛,方坚定决战信心,并下令就地砍伐树木以增补武器。初二,晋、楚双方在城濮以南对阵。晋军按上、中、下三军部署:上军在右,狐毛为主将,狐偃为副将;下军在左,栾枝为主将,胥臣为副将;中军居中,先轸为元帅,郤溱为副将,晋文公亦在中军,三军统归先轸指挥。楚联军按右、中、左三军配置:实力较弱的陈、蔡两军编成右军,子上为将;战斗力较强的申、息之兵编成左军,子西为将;楚军精锐编成中军,子玉为将。

    当子玉自负于“今日必无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时,晋军已率先发起进攻。针对楚军部署特点,先轸令下军副将胥臣给驾车之马蒙上虎皮,率部猛冲陈、蔡军,将其击溃。令狐毛在右翼树起两面指挥大旗,伪装晋上军主将后退,引诱当面楚左军追击;又令下军主将栾枝在阵后用车拖树枝以扬尘,佯示晋军后队亦退,给子玉造成晋军力不支的假象。子玉不察虚实,以为有机可乘,下令全军追击,子西所率楚左军急速推进,孤军突出,右侧暴露。先轸不失时机,迅即指挥晋中军侧击楚左军。晋上军亦停止后退,配合中军实施夹击,将楚左军大部歼灭,余则击溃。子玉自度左、右两军失利,大势已去,急忙收军停战,率残部退走,晋军亦不追击。子玉退至楚方城(起自今河南叶县西南,沿东南走向至泌阳东北的一条长城)外,愧见申、息父老,畏罪自杀。

    晋胜楚败的结局,迫使楚国暂时放弃对中原的争夺,中原各国纷纷叛楚从晋。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与诸侯会盟,朝见周王,献所俘获四马兵车百乘、徒兵千人,受周王策命为侯伯,取得中原霸权。

    城濮一战,晋国君臣协和,决战前,“伐谋”、“伐交”,争取与国,分化敌盟,壮大自己,力求战略主动;决战中,料敌而谋,由弱及强,各个击破,以奇制胜。楚军谋不为先,坐失战略优势,君臣意气用事,主帅骄傲轻敌,判断失误,受制于人,终致兵败。

    邲之战: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较量

    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至于楚庄王本人,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位置。

    楚国虽然在城濮之战中遭到失败,但由于它长期以来都是南方地区的大国,地广民众,物产丰富,兵力充裕,因此仍具备着东山再起的实力。城濮之战后不久,楚国即同晋国讲和,以减轻晋国的压力,转移晋国的视线。在达到这一目的后,楚国积极发展军力,伺机再次北上中原,同晋争霸。

    晋国方面自取得城濮之战胜利后,开始放松对楚动向的警惕,而与原先的盟国秦之间产生了矛盾。矛盾的激化,是两国间先后几度兵戎相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殽之战。是役,晋军虽然伏击秦军成功,使对方“匹马只轮未返”,取得战役上的大胜;但是在战略上却是大大的丢分,它使得秦晋同盟关系陷于瓦解,两国间战事频繁,秦国亲近楚国,从而极大地牵制了晋的力量,这就为楚国再次北进中原提供了客观上的帮助。

    楚国方面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向中原地区用兵,扩张自己的势力。它接连并吞中原南部的江、蓼、六等小国,并伐郑伐陈,使之降服。接着它又先后迫使蔡、宋等国归附自己。楚庄王继位之后,英明有为,在他的整治下,楚国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甚至借出兵讨伐陆浑之戎为名,公然陈兵于洛邑境内,向周天子询问九鼎之大小和轻重。九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楚庄王这样做,无疑暴露了他欲取代周天子的用心。此举虽然遭到周臣王孙满的批驳,但是却充分反映了楚国实力再度崛起的这一客观事实。

    当然,楚庄王心里清楚,要真正号令中原诸侯,光征服陈、蔡等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军事上战胜晋国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于是,他积极伺机寻求与晋开战的时机。与此同时,晋国也不能容忍楚国势力重新弥漫于中原的局面,故召开盟会,争取与国,力图抑制楚国的北进。当时,郑、宋等国家夹在晋、楚势力之间,对哪一方也不敢轻易开罪,只好两面讨好,以求自保。尤其是郑国,位于中原腹心四战之地,处境更是微妙。这时它为晋国的威逼,权衡利害,又投靠晋国。楚国深知郑在争霸全局中的重要性,决定对郑用兵,迫使其服己,以便进而封锁黄河,阻晋南下。于是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以郑通晋为罪名,大举伐郑,拉开了晋楚邲之战的序幕。

    是年六月,郑国都城在被围数个月后,因得不到晋军的及时援助,虽经坚决抵抗,但终于为楚军所攻陷。郑襄公肉袒向楚军请和,楚庄王答应了这一媾和请求,退兵30里,派使臣与郑盟,郑国以襄公弟子良入楚为质。

    郑国是晋进入中原的通道,晋国自然不能允许楚国控制这里。所以当楚围郑二个月后,晋景公就委任荀林父为中军元帅,率军救郑。然而晋军发兵已延误战机,进军又不迅速,所以当郑与楚媾和的消息传来时,晋军才抵达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在决定下一步战略方案的时候,晋军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执。荀林父认为郑既已降楚,晋军再去救郑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主张暂时不渡黄河,勒兵观衅,待楚军南撤后再进兵,逼郑附己。上军主帅士会赞成荀林父的意见,强调兵只可观衅而动,楚军当时正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优势地位,现在同它作战对晋不利,主张另待时机,再树霸权。他们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遭到中军副将郤穀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晋所以称霸中原,是因为军队勇武,臣下尽力。如今失掉郑国,称不得“力”;面临敌人而不打,称不“武”,若是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掉霸主地位,还不如去死。

    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在这种好战心理的驱使下,郤穀遂不顾荀林父的军令,擅自率其部属渡河南进。他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晋军统帅中枢的有效指挥。

    郤穀擅自渡河的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即认为这么做必败无疑。这时司马韩厥就向荀林父建议道:“郤穀以偏师攻敌,势必招致危险,您身为元帅,对此是负有罪责的。还不如命令全军渡河前进,这样,即使是打了败仗,责任也是由大家共同承担”。荀林父犹豫不决,最后被迫令全军南渡黄河,行至邲地(河南衡雍西南),由西而东背靠黄河列阵。

    楚军闻知晋军渡河,内部也出现了战与不战的分歧,令尹孙叔敖主张见好就收,及时撤兵,不与晋军作正面冲突;而宠臣伍参则在分析了晋军内部将帅不和、士气低落等弱点后向楚庄王建议同晋开战。楚庄王采纳了伍参的意见,打消南撤念头,转而率兵向北推进,抵达管地(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郑襄公派遣使臣皇戍前往晋营,以“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为由,劝说荀林父进攻楚军,并答应郑军协同晋军作战。对郑国的这一劝战建议,晋军将帅中又发生了一场辩论。郤穀力主答应郑使的要求,赞成立即出战,认为“败楚、服郑,在于此矣”。

    下军副将栾书则不同意郤穀的意见,认为楚军实际情况并非“骄”“老”和“不备”。郑国来劝战,纯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晋、楚速战速决,以战争结局来决定郑国的去从。中军元帅荀林父一时犹豫于两派的意见之间,迟迟未能作出决断。

    正在晋军进退不决之时,楚庄王遣使求见晋军主帅,表示楚这番出师北上,目的只是为了教训一下郑国,而并无开罪晋国的意思。晋上军将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晋、郑同受命辅佐周王室,如今郑怀有二心,晋特奉王命质问郑国,而与楚国无涉。回答得比较客气。郤穀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荀林父谄媚楚国,便派中军大夫赵括用挑衅性的语言答复楚使:

    晋国出兵是为了把楚军从郑国赶走,“必逐楚军”,为此,不惜同楚军交锋,“不避战”。这样一来,晋军内部的混乱分歧,便直接暴露在楚使跟前,楚庄王从而掌握了晋军的意向和虚实。

    为了进一步麻痹晋军,确保决战的胜利,楚庄王再次派人以卑屈的言辞向晋军求和。荀林父原先并无决战的决心,见楚军求和,即予以答应,并放松了戒备。这时,楚军就乘机派遣乐伯、许伯、摄叔等人乘战车向晋军挑战。既打击了晋军的士气,又摸清了晋军的虚实。

    楚军挑战后,晋军中两个心怀不满,希望晋军失利的将佐魏锜和赵旃,也先后要求前去向楚军挑战,未被允许,改为出使请和。赵、魏两人进至楚营后,擅自向楚军挑战进攻,结果恰好为楚军所利用,楚大军遂倾巢而出,猛烈攻打晋军各部,给前来挑战的晋军魏锜、赵旃、荀莹部以沉重的打击。

    并乘胜进逼晋军大营。

    这时,荀林父还在营中等待楚军派使者前来议和。楚军突然如潮而至,使得其手足无措,计无所出,竟然在惊恐中发出全军渡河北撤的命令,并大呼先渡河者有赏。这样一来,晋军更是陷于一片混乱,大败溃逃,拥挤于黄河河岸附近,争相渡河逃命,船少人多,渡河没有指挥。先上船的怕楚军追及,急于开船,未上船的跳入河中,手攀船弦,以至船只不能开动。结果引起一阵自相砍杀,造成船上断臂断指积成一堆,使晋军蒙受重大的损失。

    所幸的是,楚军并无压迫晋军于河岸聚歼的计划,晋军大部才得以渡河逃脱战场。另外,晋上军在士会指挥下,预作准备,设伏挫败楚公子婴齐率领的楚左军进攻,有秩不紊地向黄河北岸撤退;又晋下军大夫荀首为营救其子荀莹而奇袭楚先头部队成功,射死楚将连尹襄老,活捉公子谷臣。所有这些,也都起到了掩护晋军渡河的客观作用,减少了晋军的伤亡。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楚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邲之战就此划上了句号。接着,楚庄王进兵衡雍,在那里以胜利者的身份修筑楚先君宫殿,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然后撤军凯旋南还。从此,楚在中原的势力更显见长了。    邲之战的胜负归属与城濮之战不同,但胜负的原因,两场战争却有着某种类似处,即胜败不是由于双方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误。晋军的失败,是由于援郑之师出动时机过迟;内部意见不统一,主帅荀林父缺乏威信且遇事犹豫不决;轻信楚军的求和请求,放松戒备,给敌以可乘之机;当战事全面爆发后,又惊慌失措,轻率下令渡河退却,自陷危境;渡河时未妥善实施防御,导致一片混乱。由此而丧失战争的主动权,陷于失败。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作战指导的高明一筹。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统一,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在战前一再遣使侦查晋军的虚实,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突击行动,一举击溃晋军。至于论者多以为楚军没有实施猛烈的追击,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这其实是不谙春秋时作战遵循“逐奔不远”军礼原则的误解。

    在当时军礼原则的规范下,楚军只能是“不穷不能”,而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去聚歼晋军。

    鄢陵之战:晋楚争霸的最后一幕

    鄢陵之战,发生于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六月鄢陵地区(今河南鄢陵西南)。是役,晋军善察战机,巧妙指挥,击败同自己争霸中原的老对手–楚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这场战争后,晋、楚两国都逐渐失去以武力争霸中原的强大势头,中原战场开始沉寂下来。

    从这层意义上说,鄢陵之战堪称为当时晋楚争霸的最后一幕。

    公元前578年,晋国取得对秦麻隧之战胜利后,已处于争霸的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时期。这时,秦被打败,一时无力东顾;齐、晋同盟正处于巩固阶段;中原中小诸侯国皆臣服于晋;南方的吴国和晋携手,与楚为敌。晋国只待有利时机出现,即可与楚一战,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中原地区的霸权。鄢陵之战就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周简王九年(公元前577年),郑国兴兵攻打许国,攻入许都外城,许被迫割地媾和。许为楚国的附庸,郑国的行动自然要引起楚的干涉。于是,次年楚国便起兵攻打郑国,迫使它屈服于己。郑国叛晋后,仗恃有楚国作后盾,兴师进攻宋国。郑国的所作所为,直接违反了诸侯的盟约,且为楚国势力的北上提供了便利条件。对此晋国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下决心讨伐郑国:以栾书为中军帅,并联合齐、鲁、卫等国一道出兵杀向郑国,时在公元前575年。

    楚共王听说晋国出兵,也不甘示弱,亲自统率楚军及郑军、夷兵,以司马子反为中军帅,迅速北上援救郑国,两国军队于是便在郑地鄢陵相遭遇。

    当时晋国的盟军齐、鲁、卫军尚在开赴鄢陵的途中,针对这一情况,楚军统帅部作出决策:乘齐鲁各国军队未到达战场之前,先集中优势兵力击破晋军,把握军事上的主动权。

    为此,楚军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六月二十九日,趁晋军不备,利用晨雾作为掩护,突然迫近晋军营垒布列,以期同晋军速决速胜。

    晋军此时未见盟军援兵抵达,加之营垒前方有泥沼,楚军逼近,兵车无法出营列阵,处于不利的地位。鉴于这种形势,晋军主帅栾书主张固守待援,“楚军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然而新军统帅郤至则认为,楚军有诸多弱点,具体说来:①楚军中军帅子反和左军帅子重关系不好;②楚王的亲兵老旧不精良;③郑军列阵不整;④随楚出征的蛮军不懂得阵法;⑤楚军布阵于无月光之夜,实不吉利;⑥楚军布阵后,阵中士卒喧哗不静,秩序混乱。指出如此杂乱无章的军队一旦投入战斗,必然是互相观望,没有斗志,我军若乘此机会发动进攻,一定能够把他们击败。因此主张利用楚军的弱点,先发制人,主动进攻楚军。

    晋厉公认为郤至所言很在理,于是改变先前固守待援、后发制人的计划,决心趋利避害,立即与楚军决战。随即便在营垒中填平井灶,扩大列阵的空间,调动上、中、下军及新军布列阵势。

    双方在决战前夕都进行了战场侦察活动。楚军方面,楚共王在晋国叛臣伯州犁陪同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在阵营内的动静。伯州犁向楚共王逐一解释晋军活动的性质和目的,介绍晋军的临战准备情况。然而,楚军并未能由此而判明晋军的作战意图,并做出相应的准备。另一边晋军方面,晋厉公也在楚旧臣苗贲皇的陪伴下,登高台观察楚军的阵势。苗贲皇熟悉楚军内情,这时便向晋厉公提出建议道:楚军的精锐是在中军的王族部队,晋军据此应该先以精锐部队分击楚的左右军,得手后,再合军集中攻击楚中军。认为这样一定能大败楚军。    晋厉公和栾书欣然采纳这一建议,及时改变原有阵势,即由中军将、佐各率精锐一部加强左右两翼。确定了首先击破楚军中薄弱的左、右军,尔后围歼其中军的作战方案。部署既定,晋军遂在营内开辟通道,迅速出营,绕营前泥沼两侧向楚军发起进攻。

    楚共王望见晋厉公所在的晋中军兵力薄弱,即率中军攻打,企图先击败晋中军,结果遭到晋军的顽强抗击。晋将魏锜用箭射伤楚共王的眼睛,迫使楚中军后退,未及支援两翼。

    楚共王中箭负伤的消息很快传遍楚军,造成人心浮动。晋军乘势猛攻楚左、右军,楚军抵挡不住,被逼到不便通行的地形上,陷入被动,阵势大乱,纷纷向颍水北岸方向败退。双方从清晨一直打到夜幕降临,楚军损失很大,公子茂也成了晋军的俘虏。楚共王只得收兵,而晋军见天色已黑,也暂时中止了追击。

    当天夜里,楚中军帅子反检查救护伤兵,补充兵卒战车,修理甲胄兵器,整顿部队,准备明日再战。晋军方面见楚还不服输,也积极行动起来,补充军队,秣马厉兵,准备来日再一决雌雄。楚共王听到晋军备战的消息,心里不安,急忙召见子反商量对策。但这时子反却因多饮了两盅,大醉卧帐,不能应召。楚共王见元帅如此,不禁心灰意懒,自料再战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于是率军宵遁。撤退到瑕地时,楚中军帅子反引咎自杀身死。

    次日,晋军胜利进占楚军营地,食用楚军留下的粮食,在那里休整3日后凯旋回师。鄢陵之战,至此以晋军的胜利而结束了。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两国军队主力会战,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方面虽然藉此得以重整霸业(即所谓的晋悼公复霸),但其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了。

    楚军遭到这场会战失败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仓猝兴师,行军太急,“其行速,过险而不整”(《左传·成公十六年》),造成军队疲劳;

    (二)一味强调赶在齐、鲁等国军队到达前与晋军会战,过于急躁;

    (三)未能判明晋军作战意图,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四)会战中缺乏权宜机变能力,以致被动挨打;

    (五)主帅子反不守军纪,醉酒误事,致使楚共王丧失再战信心。

    晋军在此战中表现出较高的作战指导能力:它出动军队及时,“先据战地以待敌”,赢得一定的主动。在会战中,既能根据楚军的阵势和地形特点,又能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并及时改变部署,加强两翼,先弱后强,从而一举击败楚军。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banquan@lishi.net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0)
上一篇 2020年3月13日 04:42
下一篇 2020年3月15日 17:49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