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真相:不做皇帝梦没有借刀杀关羽

诸葛亮真相:不做皇帝梦没有借刀杀关羽

诸葛亮画像

  古代人喜欢神化诸葛亮,而现代人则有妖魔化诸葛亮的趋势。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说“诸葛亮借刀杀人害死关羽”;而陕西退休教师胡觉照先生则认为“诸葛亮想做皇帝”。这些观点乍一听有理,但却根本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

  (一)“皇帝梦”不是诸葛亮的追求

  退休教授胡觉照先生撰文指出:诸葛亮做的是皇帝梦。其理由如下:第一,诸葛亮曾对隐居高人杜微说,自己将领导蜀汉人民休养生息,待曹丕受挫后再去进行*。但后来诸葛亮却突然变卦,向刘禅呈上《出师表》。这种不顾民众死活而穷兵黩武的行为,是为了实现诸葛亮做皇帝的野心。第二,李严劝诸葛亮加封九锡,诸葛亮则给李严回信说,如果能够消灭曹魏,就是十命也可接受,何况九乎?这说明诸葛亮想学王莽那样,借加九锡而称帝。第三,诸葛亮曾在在蜀汉朝臣面前以“孤”自称,而这个“孤”一般是皇帝的自称,说明诸葛亮已经以皇帝自居了。

  在笔者看来,胡教授的三条论据没有一个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其得出的结论也是非常荒唐的。

  第一,诸葛亮放弃休养生息政策,是因为曹丕突然病故,使诸葛亮看到了北伐的机会。这与他“以待其挫,然后伐之”的思想是相吻合的。所以不应该将诸葛亮的策略变化看成是其想做皇帝的标志。

  其实,不光诸葛亮认为曹丕之死是北伐之良机。先前早有孙权也做出了*曹叡的决定。诸葛亮之所以决定北伐,也是因为有东吴配合的缘故。

  第二,从诸葛亮给李严的回信内容看,诸葛亮不仅没有做皇帝的意思,而且还表现出了强烈的“忠君”思想。诸葛亮原信内容如下: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三国志。李严传》引《诸葛亮集》)

  诸葛亮的信中虽有“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的内容,但并没有“九锡”、“十锡”之类字眼。“九锡”原是“九种受命”的意思。只不过由于王莽利用“九锡”之封篡位后,人们便很容易将“九锡”与做皇帝联系起来,实际上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诸葛亮之所以说“况于九邪”,而不说“况于九锡邪”,就是为了强调自己认同的是“九种受命”,以避免让人错误地以为自己想利用“九锡”而篡夺皇帝之位。再看看另外半句“虽十命可受”,里面更是清楚地讲明了“十种受命”的意思,与“锡”字一点也不搭界。

  将诸葛亮给李严的信翻译过来,便是:我和你相知已久,原本不想再给你解释这些了。足下你教我要以光复国家为念,告诫我不要受规则约束。看来你我之间还不够默契呀。我本是东方平民,被先帝厚爱,目前已经位极人臣,禄赐百亿。如今讨贼未成,先帝的知己之恩也还未报答,却要模仿齐、晋,坐自贵大,这实在是不义之念。假若能消灭曹魏,斩杀曹叡,让皇帝迁还故居,我和大家就可以共同晋升。到那个时候,不要说是九命了,就是十命也可以接受。

  在这封信里,我们只看到了效忠和建功立业的内容,哪有什么“想当皇帝”的含义在里面啊?。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假如诸葛亮把做皇帝的意图写进了书信中,他又怎敢把自己的书信流传下来呢?难道他就不怕对他自己的后代不利吗?

  第三,“孤”并不是皇帝的自称,“称孤”更不是要以皇帝自居。

  皇帝的自称不是“孤”,而是“朕”。“孤”是一方领主的自称,一个州牧就可以称“孤”。袁绍在任冀州牧时曾给公孙瓒写信道:“孤与足下,既有前盟旧要……”。

  刘备在任豫州牧时对诸葛亮说:“孤不度德量力……”,对关羽、张飞说:“孤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也。”

  幽州牧刘虞忠于汉献帝,拒绝了袁绍清他做皇帝的请求。他说“孤受国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胡觉照教授所谓的“诸葛亮想做皇帝”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二)诸葛亮不可能借刀杀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关羽率荆州主力进攻樊城,曹操的征南将军曹仁被困城中。曹操派于禁、庞德前去援助曹仁,却由于连日暴雨洪水之灾而“七军皆没”。关羽借地利及高船之优势扫荡曹军残余,并且取得了擒于禁,斩庞德的骄人战绩。但之后不久,孙权暗中和曹操勾结。孙权派兵悄悄偷袭荆州,而曹操则连续增兵援助樊城。于是关羽的形势急转直下,不仅被曹军大将徐晃击退,而且还被吴将吕蒙袭取了荆州。建安二十五年一月,关羽在穷极之下被吴兵擒杀。

  从樊城之战打响,到关羽被擒杀,大约历时半年之久。在此期间,孙权、曹操各派主力去夹攻关羽。但刘备方面却未派一兵一卒去援助关羽。这似乎让人太难以想象。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猜测,可能是诸葛亮想借吴人之手,以除掉关羽这个目中无人的将领。但后来他否定掉这个猜测,转而做了一个较为平和的推论:荆州败局应归结于刘备的“疏慢”。

  被章先生否定掉的猜测,后来被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先生一把抓了过去。朱子彦先生认为,荆州之失和关羽之死的罪魁祸首是诸葛亮,是诸葛亮借曹、孙之手杀了关羽。

  朱子彦教授在论及诸葛亮借刀杀人之“行为”时指出:曹操、孙权暗中联手,以绝对优势兵力夹攻关羽。作为刘备“军师”的诸葛亮,没有随时将荆州“险情”提醒给刘备,致使刘备方面没有派兵援助关羽。所以,诸葛亮是故意要送关羽上断头台。

  按照朱教授的逻辑,诸葛亮不将荆州“险情”提醒给刘备,没有尽到一个“军师”应尽的职责。既然如此,刘备应该谴责诸葛亮的“失职”行为才是。但我们根据史书记载得知,刘备不仅没有谴责诸葛亮的“不作为”,而且还升了诸葛亮的官,让诸葛亮坐到了丞相的位置。难道是诸葛亮的“小动作”太隐蔽,所以蒙蔽了刘备?可为什么时隔1700多年以后,朱子彦教授却发现了诸葛亮的“险恶用心”呢?难道是刘备太傻而朱教授太聪明的缘故?可在关羽之死这件事上,不光刘备没有怪罪诸葛亮,而且刘备集团没有任何一个人指责诸葛亮呀。这么说来,所有的当事人都不如朱教授这个读书人聪明喽?

  笔者以为,即使朱教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聪明”,他也应该尊重史料和证据才行。但我们却发现,朱教授所言内容均是些主观臆测的东西。朱教授之所以自以为聪明,是因为他低估了刘备的智商。

  根据史料记载,诸葛亮虽然曾任“军师将军”,但这只是一个牌号而已。刘备深知,诸葛亮的特长在于政治管理,所以他并没有让这个“军师”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

  自从诸葛亮出山后,总共仅为刘备出个一条军事计策,而且还被刘备否决了。那是在建安十三年,刘琮投降曹操,刘备过襄阳时,诸葛亮曾建议攻打襄阳,拿下荆州。当这条计策被刘备否决后,诸葛亮就没再为刘备出过一条军事计策。虽然后来诸葛亮还请缨赴江东谈判,但那主要是鲁肃的建议;尽管后来诸葛亮还劝刘备不要去找孙权借地,但这也算不上是军事计策,而且也被刘备否决了。总而言之,诸葛亮很早就在军事领域“失语”了。这当然不是诸葛亮的意愿,而是刘备的安排。

  刘备不让诸葛亮行“军师”之实,一方面是因为内政工作需要诸葛亮去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刘备已经有了合适的谋士。

  刘备一生中重用过两个谋士,一个是庞统,一个是法正。刘备拿下益州之战,多亏了庞统的妙计安排;刘备夺得汉中,则主要是法正的功劳。法正并没有“军师”的头衔,但刘备却将他作为了“谋主”。可见,刘备并不是严格按照“头衔”来安排工作的。

  诸葛亮虽然名为“军师将军”,但他实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收纳赋税、征兵运粮、维持治安、掌管刑律、惩治“不忠”、肃清“内敌”等等。总之,诸葛亮的工作是属于内政管理,军事谋划并不在诸葛亮的工作范畴之内。

 

  《三国志。先主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朱子彦教授说:既然诸葛亮是股肱,那么他就是刘备集团的第一谋士,应该为关羽之死负责。在这里,朱教授显然是没搞明白“股肱”的含义,误以为“股肱”就是第一谋士的意思。其实,“股肱”就是“胳膊大腿”,是“集团顶梁柱”的意思,并没有特指“军事顶梁柱”的意思。而“谋主”才是“第一谋士”的意思。

  当然,尽管诸葛亮的工作职责不包括军事谋划,但他原本也是有机会发现荆州“险情”的。毕竟他在荆州生活工作过很多年,而且还和孙权打过交道,应该对孙权的手段有所了解。只可惜由于他的内政工作过于繁忙,再加上孙权采用了一系列的障眼法,使得他放弃了对东吴的警惕性,从而失去了提醒刘备防患于未然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对关羽之死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但绝不是主要责任。

  其实,早在建安二十二年春,孙权就秘密投降了曹操,正如《三国志。孙权传》所说:“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但是孙权对投降曹操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直到他偷袭荆州前夕都未被刘备发现。

  为了保守这个机密,孙权特别善待了刘备派来的使者马良,用《三国志。马良传》的话说,孙权对于马良是“敬待之”。除此之外,孙权还批准了诸葛瑾将其次子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的请求。这下子更让刘备集团以为,孙权是真心“修好”孙刘联盟呢。

  正是由于刘备集团低估了孙权投降的可能性,所以刘备才放心大胆地自封什么“汉中王”,搞得一班属下围着他忙活了起来,从而忽视了荆州方面的“险情”。

  自封“汉中王”是刘备自己的主意,诸葛亮和法正都是其忠实的拥戴者。所以要论荆州之失和关羽之死的责任,应该首推刘备自己。同时,法正和诸葛亮也都负有较次要的责任。但刘备连自己的主要责任都不承认,当然更不会指责诸葛亮的次要责任。

  对于荆州之败,刘备集团上下一致认为,这是孙权背信弃义的结果。从后来刘备兴兵伐吴来看,刘备并不想从自身去找荆州之败的原因。因为刘备认为,自己是受害人,而孙权则违背了双方订好的游戏规则。

  总体来讲,诸葛亮虽然对关羽之死负有一定的间接责任,但他却不可能借刀杀关羽。因为诸葛亮根本预料不到孙权要投降曹操。连刘备派去东吴的使者马良都被孙权欺骗了,更何况诸葛亮这个正专心于内政的人呢?

  朱子彦教授还指出:刘备、诸葛亮有足足一个月的时间去救援关羽。他的依据如下:关羽被擒杀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而“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则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樊友定将荆州失守的消息汇报给了刘备、诸葛亮。

  朱教授的依据其实未必能够成立。十一月到十二月,难道就一定是相距一个月吗?假如是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其间相距也就几天而已。所以朱教授的推论是不严谨的。

  朱子彦教授在论及诸葛亮借刀杀人之“动机”时指出: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引起了关羽嫉妒;由于诸葛亮顾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诸葛亮对关羽采用“虚与委蛇,巧为周旋”的策略,这的确不假,但若说关羽嫉妒诸葛亮,那就纯属无稽之谈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并没有立下“奇功”,而且战后他所得到的封赏也要远远低于关羽。所以,关羽根本没有必要嫉妒诸葛亮。关羽之所以写信问诸葛亮:马超这个人水平怎么样?这说明在关羽眼里,诸葛亮是非常公正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关羽不仅不会嫉妒诸葛亮,而且还比较尊重诸葛亮。

  总之,关羽作为一个镇守一方的武将,暂时并不会对诸葛亮的升迁造成阻碍作用。诸葛亮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关羽,而是法正。法正是刘备的“谋主”,也曾经对诸葛亮的“严刑峻法”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即便如此,诸葛亮也从没有想过“除掉”法正,相反他却曾一度纵容法正的“滥杀无辜”。

  关羽和法正都是刘备的心腹,即使他们身犯严重错误,刘备也不会对他们怎样。诸葛亮深知这一点,所以从不跟他们进行正面冲突。这也说明诸葛亮天性谨慎,从不做危险的事情。那么,他又怎敢做出“借刀杀关羽”这样危险的事情呢?

  诸葛亮对关羽并无“陷害”之罪,但却有“放纵”之过。由于诸葛亮从不指出关羽的缺点,致使关羽骄横自大,结果上了吴人的当而丢掉了性命。从某种程度上讲,诸葛亮“捧杀”了关羽,但这种“捧杀”是无心的,不是故意的。这也是刘备集团上上下下的共同错误。

  这世上能读懂诸葛亮的人不多,因为诸葛亮是一个被“绑架”过无数次的历史人物。最要命的是,历代史学家都曾“绑架”过诸葛亮。他们留给我们的所谓诸葛亮的历史,实际已经越来越远离历史真相了。

  在诸葛亮研究领域,近来活跃着三位教授。他们分别是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先生,陕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胡觉照先生,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在我看来,这三位教授先生都没有读懂诸葛亮,而且他们还继续“绑架”着诸葛亮,也继续误导着欲求真相的读者们。

  对于朱子彦、胡觉照两位先生,我将另外撰文进行批判。这里先简单说一下,对于两位先生勇于突破的精神,我持钦佩态度。但对于他们有失严谨的论证方法,我却感到非常不屑。朱教授说“诸葛亮借刀杀人害死关羽”,胡觉照说“诸葛亮想做皇帝”,那都是乍一听颇有新意,但却是根本经不起进一步推敲的。

  在这里,我要集中来批判一下易中天先生。尽管易先生看了很多历史典籍书,也看了很多学术文章,但他却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正确观点,这是非常遗憾的。易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像前面两位那样做大胆突破,他基本上是把别人的观点拿来,然后用评书化的语言说出来。所以,前人所犯的错误,基本上被易中天先生继承下来了。

  (一)易中天读不懂《隆中对》

  对于诸葛亮的《隆中对》(也有说《草庐对》的),刘备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善!”。这个“善”字可以解释成“不错”,也可以解释成“很好。”但易中天先生却对这个“善”字做了文学性的夸张诠释,他说诸葛亮在《隆中对》的一番话“说得刘备是醍醐灌顶,如梦方醒,豁然开朗。”这显然不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实际上,刘备之所以对诸葛亮说“善”,不是因为诸葛亮“一语点醒梦中人”,而是《隆中对》的某些内容正合刘备之意。而且,那些“正合刘备”之意的话,也只占《隆中对》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隆中对》中的亮点并不多,其更多的内容是纸上谈兵。

  易中天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从此他有了一个能够让他从一无所有到三分天下的总设计师。”遗憾的是,刘备从没有把诸葛亮当作“总设计师”。看看后来刘备分配给诸葛亮的任务吧:不是赋税征收、征召新兵、后勤运输,就是起草文书、执行刑律或肃清“内敌”。这与“三分天下”的战略规划根本无一点关系。

  易中天说:“事实证明,后来形势的发展,也完全在诸葛亮的预料之中。因此史家评论说,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三分’,甚至有人认为是‘未出隆中,已定三分’。”事实上,后来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易中天说得那样“完全在诸葛亮的预料之中”,倒可以说是完全出乎了诸葛亮的意料之外。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有两项最重要的军事主张,一项是“东和孙权”,一项是“横跨荆、益”。但诸葛亮没有想到,孙权也想占有荆州。如果刘备非要攻占荆州,未来肯定会和孙权发生冲突。也就是说“横跨荆益”是和“结好孙权”相矛盾的。多年以后,刘备、孙权因荆州问题而明争暗斗,关羽为此还丢了性命。这一点更是诸葛亮始料未及的。

  当然,孙权对荆州感兴趣,不代表刘备就不可以去获得荆州。问题是,你这边要和孙权争荆州,那边又要抽出兵力搞定益州,这恐怕就勉为其难了吧?正因如此,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蜀汉之败始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焉能不败?”

  由此可见,《隆中对》不仅没有什么军事价值,反而隐藏着致命的缺陷。不久以后,连诸葛亮自己都发现了这个缺陷。

  建安十三年,刘备被曹操大军追赶,诸葛亮奉命出使江东,代表刘备向孙权求救。当他发现孙权也对荆州志在必得时,便不再坚持自己“横跨荆、益”的主张了。赤壁之战后,刘备曾到京口(镇江)向孙权借荆州之地,诸葛亮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诸葛亮认为刘备此行太危险,弄不好会被东吴害死。这说明诸葛亮已经看出了“东和孙权”与“占领荆州”是相互矛盾的,也说明诸葛亮正在悄悄地放弃《隆中对》中的军事战略,不再主张争夺荆州了。

 

  就在诸葛亮放弃了《隆中对》的时候,刘备却硬是冒险赴京口,向孙权借到了荆州数郡。于是刘备得到了荆州大部分地盘。

  刘备之所以不理睬诸葛亮的劝谏,冒险去“借荆州”,不是因为他要执行诸葛亮《隆中对》里横跨荆益的战略规划,而是出于生存压力之下的本能反应。为了给手下两万人马找个出路,他不得不向孙权借地。

  然而,刘备“借荆州”是非常勉强的,是隐患无穷的。诸葛亮深知这里面的利害,所以他实际上倾向于放弃荆州,但他又不能说出自己心目中的真实想法,因为刘备已经把荆州视若至宝。而刘备又是那样的固执,焉能为诸葛亮而改变?

  孙权自借地给刘备后,就一直念叨着索回土地。周瑜还曾出过一个主意:越过刘备而攻取益州。这样可以迫使刘备放弃荆州而向西发展。谁料刘备贪得无厌,不仅要拿下益州,还故意寻找借口,拒还荆州。于是孙刘联盟开始恶化,直至双方反目成仇,刀兵相见。

  从刘备“借荆州”到关羽“失荆州”,诸葛亮没有对荆州问题发表过一次见解。即便是孙刘两家为争夺荆州而大打出手的时候,诸葛亮也基本上是一言不发。这一切都表明,诸葛亮的发言权有限,刘备并没有把诸葛亮当作什么总设计师。也就是说,易中天先生对诸葛亮的评价是荒唐的。

  刘备得到荆州,靠的是“借”;刘备得到益州,则靠的是曹操的失误。由于曹操怠慢了益州牧刘璋派来的使者张松,致使张松说服刘璋去迎刘备入蜀,这才使得刘备乘机暗算刘璋,从而一举拿下了益州。这里面靠的是机遇和运气,与《隆中对》沾不上一点关系。

  诸葛亮虽然在《隆中对》里提到了“横跨荆、益”,但那只不过是歪打正着而已。刘备在军事上从没有倚重过诸葛亮,刘备所实现的“横跨荆、益”和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思路并不沾边的。我们也可以推断,当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横跨荆、益”的主张时,并不为刘备所看好。那么,当时刘备为什么要对诸葛亮称“善”呢?这是因为,看重了诸葛亮的政治才干。当时打动刘备的,是诸葛亮《隆中对》演讲报告中的第二部分。在这部分报告中,诸葛亮先是肯定了刘备“帝室之胄”的尊贵地位,又称赞刘备“信义著于四海”、“思贤若渴”等,最后还给刘备打气,说北方老百姓一定会“箪食壶浆”地热情欢迎刘备的北伐,他还给刘备描绘了一幅“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动人画卷。这些可正是刘备最喜欢听的东西。于是刘备开始感觉到:此人对巩固自己的统治大有好处啊!这也正是刘备对诸葛亮说“善”的原因所在。至于易中天所属的“醍醐灌顶”之类的话,那纯粹是一种无端臆测而已。

  总之,刘备之所以请诸葛亮出山,不是因为看中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而是看中了他能为自己的政治集权带来好处。有关这一点,本人还将在以后做进一步阐述。

  (二)易中天读不懂“江东和谈”

  “江东和谈”是孙刘两家达成联盟的关键性会谈,刘备派出的代表是诸葛亮,东吴方面的主谈人则是孙权自己。从和谈结果看,表面上似乎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实际上却是孙权占尽了刘备方面的便宜。可以说,诸葛亮在“江东和谈”中吃亏很大,有辱使命。但是易中天看不出这一点,他认为,诸葛亮在“江东和谈”中对孙权说的那些话是“折冲樽俎的经典,可以看作外交学的绝妙教材。”

  本人之所以说诸葛亮在“江东和谈”中吃亏很大,是因为他上了孙权的当,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如何说服孙权上面,从而牺牲了刘备方面的很多利益。而孙权其实是根本不需要说服的。因为孙权打心眼里就决定了要抗击曹操。

  既然孙权本意是要抗曹的,为什么诸葛亮还要去费尽口舌地说服孙权去抗曹呢?他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这是因为孙权使出了一个非常狡猾的计谋,而这个计谋着实把诸葛亮给骗住了。

  鲁肃拜见刘备,这本可以视之为孙权主动伸向刘备得橄榄枝。但当鲁肃领着诸葛亮来见孙权时,却突然发现,情况有些不妙。孙权不仅没有积极迎战曹操的意思,反而在“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三国志。诸葛亮传》)而江东群臣则纷纷建议孙权迎接曹操呢。

  诸位可能会奇怪,孙权先前不是主动派鲁肃联盟刘备的吗?周瑜和孙权不是早就做出了抗击曹操的决定吗?为什么此时此刻会发生这样的变故呢?

  其实,孙权并不是真的要“观望成败”,他只不过要演一出戏给诸葛亮看而已。那么,孙权为什么要演“观望成败”这出戏呢?当然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江东和谈”中的地位,以获得“孙刘联盟”中的最大利益。

  孙权深知,刘备是当世豪杰。如果此次孙刘联盟打败了曹操,刘备很可能会马上和自己抢夺胜利成果。所以他孙权不能不防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此次刘备的危急局面,提出一个苛刻的合作条款。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孙权才故意“观望成败”;即使是面对群臣的迎曹建议,他也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他是想让诸葛亮知道:我孙权并非只有抗曹这条路,其实我也是可以投降曹操的。

  孙权这么一演戏,诸葛亮果然就着急了。他上来就对孙权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三国志。诸葛亮传》 )

  诸葛亮实际上使了一个激将法,那意思是说:“你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投降,别这么又想打又不想打的样子,这样做会大祸临头的。”

  对于诸葛亮的讽刺,孙权一点也不生气。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诸葛亮着急起来。你越着急,就越有求于我,未来我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多些。

  孙权反问诸葛亮:“你让我投降,那么你家刘备怎么不降?”而诸葛亮的回答则是:“连田横那样的人都能守义不辱,我家主公是王室之胄,且英才盖世,为世人所敬仰,这样的伟人如果不成功,只能说是天之意愿,他怎能心甘情愿沉沦下去呢。”

  (《三国志。诸葛亮传》: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诸葛亮的话中依然充满了讽刺的意味。这次孙权故意装作被激怒了,他勃然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连用两条激将法,才让孙权说出“吾计决矣!”。但孙权继续沉住了气,他装作很不放心地样子问诸葛亮:“不是我小瞧刘豫州的实力,毕竟他刚刚吃了败仗,他到底还能有多少抵抗之力呢?”

  诸葛亮则告诉孙权:“刘豫州虽然败于长坂坡,但是归来的战士,加上关羽的水军精甲,足有一万人,刘琦在江夏也有一万人。曹操远道而来,行进太快,犯了兵家之大忌,正如兵书所说的‘必蹶上将军’;且曹军不习水战,军心不稳。只要我们两家联手,破曹并不是一件难事。”

  诸葛亮所讲的那些兵法道理,孙权并不感兴趣,因为先前周瑜早就为孙权讲过了。让孙权最感兴趣的是:在刘备那边,还有两万人马可用。这本来是刘备的军事机密,结果却让诸葛亮给泄漏了出来。于是,孙权当时就“大悦”了起来。

  孙权说那好吧,既然刘备只有两万人马,那我这边就先出三万人马吧。

  (《三国志。诸葛亮传》: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孙权不愧是人中之杰。原本是他自己想拉刘备共同抗曹的,但他却故意做出一副“观望成败”的样子,害得诸葛亮绞尽脑汁地“说服”他。这样一来,“江东和谈”的主动权自然就落到了孙权的手中。

  那么,“江东和谈”的核心条款是什么呢?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查遍所有的史书,竟然也不见记载。难道,双方只是随便说了声出兵便不再谈别的条款了?难道,他们也没有规定战后利益怎样分配吗?很显然,这个关键性的史料,被人隐去了。

  本人大胆推测,当时“江东和谈”肯然是定下了战后的利益分配原则,这个原则便是:一切由孙权说了算。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释,赤壁之战后为什么周瑜要分土地给刘备;惟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刘备嫌周瑜分的地太少,不得不去向孙权借荆州数郡。

  刘备对诸葛亮的江东之行并不是很满意,因为刘备明白,诸葛亮被孙权耍了。所以在战后封赏的时候,刘备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军师中郎将的职位,而且还派他派到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负责那里的赋税征调工作。

  (《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与诸葛亮相比,关羽和张飞得到的提升更高。其中,关羽被升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张飞则成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

  明末学者王夫之便认为,孙刘联手破曹,关羽捞不得半点功劳,刘备方面的最大功臣是诸葛亮。

  (《读通鉴论》: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

  可王夫之又哪能了解刘备心中对诸葛亮的不满呢?

  由于“江东和谈”吃亏太大,导致刘备在战后不得不听任孙权、周瑜对胜利成果的分配。刘备想拿下贫穷的荆南四郡,都不得不先去“诣京见权”,而且还由此担上了“借荆州”的债务。所以,自从江东和谈以后,刘备没再让诸葛亮搞过外交。

  由于孙权演戏过于逼真,以至于陈寿认为,孙权是因为既佩服刘备,又欣赏诸葛亮的才华品行,才派兵援助刘备的。

  (《三国志。诸葛亮传》:权既宿服备,又观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

  就“江东和谈”的整个过程看,孙权才是真正的外交天才;而诸葛亮根本不是孙权的对手。

  (三)易中天读不懂“借荆州”

  在研究三国历史“荆州之争”时,很多人都在纳闷:既然赤壁大捷是孙刘两家联手获得的成果,曹操败退后留下的荆州土地就应该由两家平分才是,为什么历史上会有刘备向孙权“借荆州”的说法?

  有很多学者实在搞不明白这个问题,于是就干脆宣称:刘备从没有向孙权借过荆州;而孙权向刘备讨还荆州,则是一种无理取闹的行为。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下)一书中,就沿袭了这样的观点。

  如果刘备真如易中天所说的那样,从来没有“借荆州”,那么孙权为什么要不断向刘备讨还荆州?而刘备为什么会答应要归还荆州给孙权呢?难道孙权和刘备都是疯子,或者是傻子?很显然,易中天低估了古人的智商。

  其实,困扰易中天的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刘备之所以要向孙权“借荆州”,是因为孙刘两家在赤壁之战前有过一次“江东和谈”,这次“和谈”的基调之一便是:战后的胜利成果应由孙权负责分配。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周瑜为什么要分南郡南岸之地给刘备;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刘备为什么在“诣京见权”(《三国志。周瑜传》)及“复从权借荆州数郡”(《三国志。先主传》引《江表传》)后才去进攻荆南四郡。

  那么,为什么孙权能在“江东和谈”中占居主导地位?那是因为刘备正被曹操大军追赶,惶惶如丧家之犬。赢得孙权的援手,刘备就获得了救命的稻草。所以,诸葛亮曾急迫地对刘备说:“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三国志。诸葛亮传》)

  既然刘备方面是求救,而孙权方面是救人,双方的和谈条款自然有利于后者。虽然《三国志》中没有记录“江东和谈”的条约内容。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江东和谈”给了孙权很大的实惠。我们有理由认为,“江东和谈”中必然有荆州之胜果属于孙权的相关条文。

  既然荆州之胜果由孙权负责分配,刘备嫌少也不能硬抢,只能去借。孙刘两家之间,因为“荆州之争”而出现过多次摩擦,但刘备方面从没有说过荆州是自己的地盘,也从没有当面否认过“借荆州”的说法。

  鲁肃曾指责关羽:“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鲁肃在这里明确指出,我们借地给你们了,可你们却耍赖皮不还。关羽无法否认这点,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塊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他的意思是刘备将军立下那么大功劳,总该有个立脚之地吧,你们为什么要收回这些土地呢?实际上关羽的话已经默认了“借荆州”的说法。

  对于关羽的话,鲁肃毫不客气地迎头抨击说:“你这话就不对了。刘豫州向我们求救那会儿,惶惶如丧家之犬,那日子比现在要差的多。是我主孙权可怜刘豫州,才保护救济了他。没想到啊,刘豫州竟然心怀叵测,已经得到益州了,却还想霸占荆州之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个普通百姓也明白这个道理,何况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呢?我听说见利忘义的人必然没有好下场。如果我们不遵守道义公理,只想恃强凌弱,又怎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呢?”

  (《三国志。鲁肃传》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於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 羽无以答。备遂割湘水为界,於是罢军。)

  鲁肃这段慷慨陈词,竟然让关羽“无以答”。这更说明一个事实,“江东和谈”给了孙权拥有分配荆州胜果的权利,这也是刘备方面无法挣脱掉的绳索。

  后来,孙刘两家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曹操,刘备渡过了生存危机,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当初在“和谈”中吃亏太大了。他想突破“江东和谈”的束缚,便使出了赴京口借地、表刘琦为荆州刺史、自领荆州牧的变通手法。即使他使用了这一系列手段,他也没敢否认“借荆州”的说法。所以面对孙权讨要荆州的行为,刘备曾对孙权承诺:“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三国志。先主传》)。

  易中天先生没有理顺以上的逻辑关系,所以才误读了“借荆州”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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