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慈禧如何应对纷乱的政治斗争

揭秘慈禧如何应对纷乱的政治斗争

其一 男与女


慈禧

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个女人,一个末代皇朝神秘的女人。在一个以男权为主的传统社会,慈禧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内忧外患,还要面对“女人乱政必亡国”的逻辑结论。

晚清中国的失败,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并非是政策性的、对策性的结果。多年来,论者习惯从结果论英雄,并假设一种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对策以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问题。须知,慈禧本人在那个男权当道的社会,其实对国家大事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重大对策都是在讨论和各种牵制中决定。

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一书中认为:“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她只是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已。”1861年咸丰

皇帝

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论者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来,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上控制过这个老大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

袁世凯

等人。此论虽有些过头,但也说明了慈禧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专横跋扈,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种男人力量圈子中的“平衡者”。

历史资料证明,慈禧太后并非“浅薄无识”,她还曾经亲自教身边女官、侍者学习国学以及西洋知识。而所谓中国的命运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更是颠倒因果的结论。同时,假设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性。也有论者对慈禧的本性进行歧视,比如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此处应该反问的是,处于当时那种险恶*环境中,男性或女性的所作所为,能有多大差别?为何偏用如此歹毒的语言描述一位政治人物,是否因为她是个女人?

其二 内与外

慈禧当政期间(1860年—1908年),虽然后期“还政”,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是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

慈禧对汉臣的倚重,当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尤其后者“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30年,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比如,李鸿章因为和列强周旋(主要是和沙俄谈判收复东北)时累死,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为之流涕”,“震悼失次”。

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道:“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一种放眼长远的战略。

于内政方面,慈禧一直被当成守旧派的总后台。其实,她是一个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回旋纵横的政治家,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标签就可以定性的人物。她一直支持洋务派,但是又经常遭到清流派和顽固派的抵制。为了教训这两个在朝廷中重要的派系,她采取了相当策略的手段。

至于义和团一事,一般认为慈禧顽固地对八国的宣战是其仇外的例证。此事的关键,在于她是否真的是控制局面的幕后策划者。

综合学者们的考证及多种记载,有四股力量影响甚至控制了慈禧:一是义和团本身,他们把慈禧吓得半死。她说:“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二是端王等皇族贵胄,他们才是唆使并胁迫慈禧的幕后人物。三是要借这个事件削弱王公力量的大臣,比如李鸿章。四是西方列强,列强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要扩大对华侵略的果实。

面对此种变故,慈禧最终被上述各种力量裹胁,按照他们的意图,几近疯狂地对八国宣战,她不过是当时群体无意识的一个代表。慈禧的行为,也难以从一两句话中得出盖棺之论。

其三 新与旧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慈禧的油画像和照片尽管都是1903年后的作品,但是,从年近七旬的这位太后的气质和特意的装扮中,分明能看出她力图留住青春和权力的最后努力。晚年的慈禧,奋力地证明自己并不是老去的顽固的旧人。

慈禧在其锐意进取的时代(1895年以前),是积极支持洋务运动的。其中,以重塑中国国防最为重要。尚在1875年,当李鸿章和左宗棠就“海防”与“塞防”争执不下时,慈禧认为两者并举为是,乃命左为钦差大臣,收复新疆。同时,支持李鸿章为防止日本而开始的筹建海军计划。这是第一次海防之争时慈禧的态度。

1884年,当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第二次海防之争开始。1885年10月,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一并与议,所有左宗棠等条奏各折片,均著给与阅看。”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海军于当年12月12日正式成立,这就是北洋海军。慈禧太后对中国海军的支持,从她所说“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的话中可见一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老佛爷要修圆明园,估工银2000万至3000万两。户部无款可拨,于是,海军衙门大臣奕劻、奕等人为讨好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数百万之巨,发昏的慈禧亲手葬送了其苦心支持的海军,当为定论。

甲午之败,没有敲醒慈禧,却敲醒了一帮书生。书生们勇敢地上书,勇敢组织戊戌变法,反过来才敲醒了慈禧。

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间(1898年—1908年),无疑发生了精神和人生上的多重变化。

1898年底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令人深思地采取了梁启超提出的“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办学方针。

1901年7月24日,清廷明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数千年的夷夏大防的思想从体制上寿终正寝。

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太后恩准,清王朝下诏废止科举制。开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的帝国考试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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