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新史揽要》的见解相当于给甲午战败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所以它没有受到太多的责难，反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1895年，一本名为《泰西新史揽要》的图书在中国出版，随即刮起阅读旋风，从皇帝、高官到普通知识分子，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更有意思的是，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拜访恭亲王奕訢时，关于此书两人有一段惊人的对话。喀西尼问奕訢是否读过此书，奕訢表示读过。喀西尼问：“你对此书有何意见？”奕訢回答：“这是一本对中国很有用的书。”喀西尼说：“那么，我恐怕你未明了此书之精神了。它教导人何谓民主，反对专制。这种观念一旦成为潮流，你们六百万满洲人在自由选举的情形下，必为四亿多的汉人赶逐下台，而你亦须卷席归田。”
这段对话来自《泰西新史揽要》汉译本翻译者李提摩太的自传。李提摩太不是该事件的亲历者，无从查证它的真伪。自然，也无从揣测奕訢听到喀西尼的那段惊人之论后作何感想。在晚清政治风云中，奕訢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算是思想开明者。奕訢原认为《泰西新史揽要》“是一本对中国很有用的书”，但他听到喀西尼的那段议论后，还会认同原来的判断吗？
《泰西新史揽要》原名《十九世纪史》，作者麦肯奇是英国人，新闻从业者，并非职业历史学家。该书1880年伦敦初版，经李提摩太翻译，1894年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在英美在华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次年以《泰西新史揽要》为名正式出版。
《泰西新史揽要》介绍“泰西”（指欧美，也包括印度等英国殖民地）各国的19世纪发展史，总结各国兴衰规律。该书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奥秘，“新政”即政治改革之后民权的兴起，比之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繁荣更为重要。“民既有权，则可以博考万物而得万物之理”，有了民权，个人才智就能得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也会随之繁荣；“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即老百姓有了选举官员（议员）治理国家的权利，也就无须“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国家和民众之间就没有了化解不了的矛盾，社会就趋于稳定和发展。
该书受19世纪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推崇19世纪为进步的时代，认为专制主义已经衰亡，自由时代已经到来。其结论是，在19世纪，“欧洲西半各国不按十数帝王之族随意治民，而按民心以治国。六十年前（指1820年之前）各国帝王于百姓之身家性命若为国家之所固有，随意驱策，无人敢抗……至于今，则诸国非帝王之所治，而民之所自治，比户几各有举官之权，既有此权，内外大小诸事必将顺民心以治理。从前欧民一百八十兆皆如奴仆听主人之约束，而不敢违背者，今则悉由自主”。
《泰西新史揽要》对1895年的大清帝国来说，无疑上了一堂民主课，对大清帝国朝野进行了民主启蒙。如同恭亲王奕訢原先的认识那样，“这是一本对中国很有用的书”。不过，出版这样的书有风险，出版者没有因此而遭殃，主要是由于1895年大清帝国的特殊国情甲午战败，举国反思，该书的见解相当于给甲午战败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所以它没有受到太多的责难，反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政学各界均给予高度评价。
梁启超认为，此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吴汝纶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赞“其书皆百年以来各国转弱为强之事迹，最为有益于中国”。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也都对此书表示赞赏。光绪皇帝是经康有为推荐而得识此书的，之后“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梁启超所上的奏折，许多理念和建议均来自《泰西新史揽要》及李提摩太为该书所写的序言。因此，也可以说是《泰西新史揽要》促成了戊戌变法。
喀西尼说奕訢未明了《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的精神，其实戊戌维新前后的中国，《泰西新史揽要》倡扬的民主、民权精神已是社会主流意识，大清帝国的改革已不可避免，只是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清朝的改革受阻，历史也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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