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文人谈论亚洲局势：中国为主 日本辅之

　　1862年，日本人高杉普到中国上海访问，回国后写下的《游清余话》中轻蔑地断言“支那固陋而自灭”，但是，他也提到日本应当强化东亚的一体性，并用了“唇亡齿寒”的中国成语。这种轻蔑和连带的双重意识，后来确实长期并普遍存在于日本上下，到了明治二十年代，随着维新的成功和国力的增强，日本迅速膨胀的大日本主义，就把中国看成是“半开化”的、“落后的”，对现实中国的轻蔑多过了对古代中国的依恋，前引芝原拓自对日本舆论的调查就表明这一点。而中国人其实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像李筱圃《日本纪游》记载东京博物院拿中国烟具、破灯、旧兵器等作为“中国物”展览，黄庆澄《东游日记》记载长崎商人所说的日本当时对中国尊敬之风的消歇和蔑视之风的开始，都清楚地表明了相互的警觉。然而中国对日本也一样有着莫名其妙的蔑视，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文化传统相当固执的帝国，它长期而普遍地停滞在天朝大国和朝贡体制的想象中，在它的历史记忆中，日本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是“蕞尔岛夷”，同样，在普遍的观念世界中，“亚洲”也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域而是地理学上的一个词汇，毕竟在传统中国观念世界中，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南亚诸国都是一样的“四夷”。

　　古代中国遗留的历史记忆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它使得清帝国在未战败时对日本充满了毫无理由的自负和骄傲，在已战败后对日本又充满了相当深刻的忌惮和艳羡。不过，这种记忆是历史的存在，它使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压力时，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它在价值和文化上的认同空间是“中”或者“西”，并不很会考虑建构一个相对于西方的“亚洲”，或者建构一个可以互相认同的“同文同种”。因此，亚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而不是中国的“亚洲主义”，这个作为西方的“他者”的“亚洲”，也只是日本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共同体。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日本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并没有被作为感情上认同的对象，就连对日本的理智学习和仿效，也只是因为日本既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折射的却是西洋的文明和富强，又是一个转运站，转手贩运的是西洋的新知。因此，尽管日本成了学习和效仿对象，可是中国人却并不觉得日本和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天然的血缘关联，也不觉得“亚洲”是一个有连带性的空间，中国知识传统中的“天下”观念，使中国知识人有一种世界主义或普遍主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他们倾向于认同一个中心和一种真理，而且中国很习惯于把自己的视野扩展到整个天下。因此，当西洋以其富强崛起，那么，中国又很容易就承认西洋的途径就是普遍适用的途径。然而，对于日本的兴盛，他们觉得这只是因为日本比中国早一步接受了西学西法而已。

　　薛福成《筹洋刍议》（1879年）已经指出日本“仿行西法，颇能力排众议，凡火轮、舟车、电报及一切制造贸易之法，稍有规模，又得西人之助，此其自谓胜于中国也”，但是他还是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器物械具和人口三方面都超过日本，只是“自强之权在中国，即所以慑服日本之权，亦在中国”。梁启超在维新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也只是说日本学习西方变法，可以是中国效法的对象，“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后来，裘廷梁的《白话丛书》中的《日本志略》也说道，中国儒教书说的，都是古时事迹，对现在的事情论说极少，但是日本却处处学泰西，对现在的事情有办法，十三页上说到，“凡欧洲所读的书，日本人没有不读的，从此以后万万不会受别国的欺侮”。怎么办？就是像日本一样，学习西方，一时不能迅速地学习西学，那么也可以权宜方便地从日本转手贩来，仿佛“假道灭虢”那个典故一样。而顾鸣凤在1900年所写的《三十年来吾华人崇尚各种西艺》一文中，提到中国自强应以日本为师，因为学习西文很难，“中日两国既属同文，华人之学东文，较学西洋语言文字事半功倍”，又说“日本维新而后，凡西政西艺各种有用书籍，均经译为东文，大称美备”。到了再晚些的贺铸，就对朋友说道，“日本维新之初，醉心欧化，几经冲突，乃成为今日之日本。中国风气初开，正所谓醉心欧化之时，乘其机而利用之，而慎防其弊，使东西政法皆得效用于我，以自成为中国之治”，还劝另一个朋友的五公子“既通东文，当专习欧文，欧文为群学根本，通欧文乃能乘酣呈怪，大放厥词，专恃译书，局促如辕下驹”。那个颇出名的王闿运并不懂这个道理，倒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一份奏折上批评时人，“名为西学，实倭学也”。其实说起来，这话应当反过来说，当时看上去虽然满眼都是倭学，其实都只是转手从日本贩来的西学。到了更多的人可以直接从西文学习真正的近代之术时，就仿佛老话里说的“过河拆桥”或古语中说的“舍筏登岸”，这个借力的桥板和摆渡的舟楫，就可以不要了。

　　中国知识人可能也有根深蒂固的天下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这种历史渊源极深的天下主义，可能转化为接受普遍真理和普遍价值的世界主义，引申出价值上的一元主义，把西方“先进”、“文明”和“富强”当做全球普遍追求的路向，从而迅速地认同另一种文化和制度，但也可能延续着鄙夷四裔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却引申出通过近代化而富国强兵，从而俯视天下的雄心。在这种历史记忆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尽管有些人对于原为“虾夷”、“倭寇”或“岛夷”的日本，会有权宜的亲和之心，会有热烈的学习之意，但是从根本上却不会有所谓“同文同种”的心底认同。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五日，丁日昌上书告诫朝廷，“日本国变峨冠博带之旧习，师轮船飞炮之新制”，要中国注意这种变化，而翁同龢则只是说，“阴而有谋，固属可虑，穷而无赖，则更可忧”，从鼻子里哼出的是不屑。何况在甲午之前，中国知识人中，一方面对日本还残存了“倭寇”的历史记忆，像薛福成就不仅在《筹洋刍议》中指出“日本人性桀黠，蔑视中国实有吴越相图之心，其机甚迫，而其情甚可见也”，而且在代笔写给朝鲜官员的信中一再告诫他们“倭人性情桀骜贪狡”、“近察日本行事乖谬，居心叵测”，而且分析日本是学习西法改革以后“库藏空虚，国债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图，以偿所费”，所以不能不防；另一方面，天朝大国的历史记忆却始终不能忘怀，即使有亚洲地区共同体的观念，也要以中国为主，就像一个叫做姚文栋的文人在回答日本人询问“兴亚”的时候所说的：

　　大抵亚洲局势，中国为主，日本辅之如第为中国计，则地广财丰，一面频海，战守皆便，原不必有资于日本。

　　这里充满了天朝对藩属的自负和傲慢，而他在另一篇给朝鲜朋友的信里，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日本和俄国的不信任，他说，“日本之窥伺朝鲜，数百年于兹矣，国中人当无不知之，而鄂（指俄罗斯）欲逞志亚洲，必首发难于朝鲜，则或未知也”，这里表达的是那个时候中国知识人的普遍忧虑。然而稍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情势逆转，这种不屑、自负、傲慢、忧虑就变成了悲愤和无奈，六月十九日浙江学政徐致祥奏折中，说到往日英法侵略，“不过赔费千余万两，添设通商口岸二三处而已，未闻割地以求成也。今倭一海岛小国，以中国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可是从翁氏的“穷而无赖”，到姚氏的“日本辅之”，到徐氏的“海岛小国”，中国人心底的拒斥心理，似乎始终存在。就连章太炎和梁启超，看上去很主张兴亚的说法，但到底心里还是觉得亚洲应当以中国为主，对日本很瞧不起，像章太炎，就在《印度人之观日本》中借了印度人的话，对大隈重信关于亚洲和日本的言论进行抨击，说“自日露战争以来，日本人傲睨甚，以为东方龙伯即己族矣”，他认为日本如果没有中国的儒书文艺，没有印度的佛教，甚至没有朝鲜王仁传来的《论语》、《千字文》，恐怕至今还是“蛟螭蜃蛤耳”，可是“今虽则效欧洲，大都模写型像而成，以是骄人，何颜之厚也”。他更说到，日本崛起以前，亚洲只是有些小衅，日本崛起以后，却不那么平和了。梁启超则在《亚洲地理大势论》里，皮里阳秋地说，“日本固今世之雄也”，但是他却说“其意气扬扬自得之概，今勿具论，若我中华，则岂非亚细亚大陆之中心点，而数千年来之主人哉”，什么是“勿具论”？就是不好明说。什么是“主人”？就是他所谓“习居此土而有经验之中国人”应当是亚洲的领袖和主宰。

　　特别是当日本人要进一步进入中国甚至干预中国内政的时候，这种鄙夷和悲愤就演变成了激烈的反抗和拒绝，当日本与中国分别成为凌辱和被凌辱的两方时，那种想象的“亚洲一体”或者“同文同种”的虚幻认同更是烟消云散，本来就有的傲慢、敌视和警惕就变成了认同和拒绝的分界。如果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杨度在和日本人嘉纳治五郎的对谈中，还只是很客气地指出“敝国之存亡，实亚洲之存亡，黄种之存亡也”，觉得“贵国之精神，能否适合于敝国今日之用，尚是一大问题”，并且希望彼此“相爱相护相提携相联络”，那么五年后（1907），刘师培写的《亚洲现势论》，就把日本看成是“亚洲之公敌”，指出“欲保亚洲之和平，以谋亚洲诸弱种之独立，则白种强权固当排斥，即日本之以强权侮我亚人者，亦当同时排斥”，这里“亚洲”已经不再包括已经是强权的日本。同样，不要说政治上的介入，就是对日本人认为是亚洲共同文化基础之一的佛教的介入，中国人也相当反感，在日本僧人大批进入中国的时候，汪康年就注意到日本僧人的图谋，在同一年的《京报》写了一篇《论日本僧人至中国传教之非》，而他的朋友项藻馨在给他的信中，也对此相当警惕，指出“从此日人借教申权，于大局实有极大关系”，甚至说“吾等非凉血类，遇此等事不觉发狂”。这个被想象的共同体“亚洲”之中，有那么多的恩怨，就有那么多的警惕，更不消说过去中国“天下中央”想象的历史影响，以及当时现实日本“霸道”与“霸主”的威胁存在，怎么可能真的有什么“亚洲”的认同？

　　1912年10月，日本国会议员考察团来中国访问，其中一个叫做井深彦太郎的人在上海的《民立报》第752号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论》，宣传“亚细亚者，亚细亚人之亚细亚洲也”，亚洲主义逐渐也成了中国的问题，可是这种亚洲主义却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1917年，李大钊看到日本的《中央公论》4月号的《何谓大亚细亚主义》，便在《甲寅》发表《大亚细亚主义》指出，“对于大西洋主义而揭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为对立之抗拒”虽然是当然的反响，但是他觉得亚洲的关键是“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并且一针见血地说到“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为欺凌”，这就会“嫁祸于全亚之同胞”。到了1919年元旦，他又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日本近来有一班人，倡大亚细亚主义，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却很担心”。为什么担心？就是因为他已经察觉“亚洲主义”背后一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二是“大日本主义的别名”，尽管这种大亚洲主义在表面上确实有凸显“亚洲”而拒绝“欧美”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