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世纪之交，内外交困衰败不堪的大清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处境尴尬而危险，那些来自于华北平原被饥饿和绝望驱使着的农民，喧嚷着进入了北京城。而那些心怀叵测的外国军队亦已开进了与皇宫相距不远的东交民巷。帝国朝廷里吵吵嚷嚷，臣子们分成了两派。
剿除，还是抚用？这个问题摆在了权力的最高执掌者慈禧太后的面前。
考察
一队清兵簇拥着两乘轿子行走在帝国的官道上。
这是 1900年6月5日，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奉命前往河北涿州“考察”义和团的实力。赵舒翘科举出身，任职刑部，据说他“扬历京外，开藩陈臬，并皆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正”(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在戊戌变法中，赵舒翘坚定地站在慈禧一边，对六君子下手又快又狠，因此深得宠信，入了军机处。
如今，他被委以重任。名义上他们是前去“宣抚拳勇”。这是自义和团闹事以来，朝廷暧昧态度的另外一种说法。就在两天前，朝廷刚刚指示文渊阁大学士、京畿武卫五军统帅荣禄，近畿一带，拳民聚众滋事，然而“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涉法弹压解散”，(《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不准派兵剿办。帝国的政策，如同玩跷跷板，在“剿”和“抚”之间游离徘徊。
按照习惯，戊戌变法后再度听政的慈禧太后此时住在颐和园里。尽管已六十有余，她仍然精力充沛，决断非常。在此非常之际，她照旧在园子里召戏班唱戏，欣赏戏曲。和山东、河北的拳民一样，太后喜欢看戏。戏曲把政治的纷繁复杂、人生的沉重哀伤皆化为唱念做打，表达着中国人最普遍朴素的情感模式和道德观念。
到达涿州城的赵舒翘也在欣赏一出最为特别的戏剧。此时，涿州城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城门上插着义和团的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城墙上，城里，到处是红巾红衣的团民。5月底，义和团蜂拥入这个京畿小城。这些充满激情的青年农民们接管了当地军政。涿州知府龚荫培左右为难。朝廷态度暧昧，该如何是好？幸亏帝国官员极富聪明才智，他选择主动绝食。非暴力，不合作，不表态。
赵舒翘欣赏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些义和团们的看家本领。这些青壮农民们，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呼呼跳跳，如狂醉之人。
饱读诗书、淹通律法的赵舒翘大人如何向慈禧太后汇报这次考察呢？
当太后问，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时任直隶怀来知县的吴永曾在庚子年两宫西狩时接驾，据他口述，曾听慈禧说皆是刚毅、赵舒翘误国，他们实在死有余辜。
随后到达涿州的另一位军机大臣、满人刚毅是狂热的仇洋派，他和赵舒翘的看法大相径庭。吴永又回忆说，赵舒翘明白义和团不可凭恃，同行的何乃莹代拟了一折。然而他碍于端王和刚毅是义和团的支持者，而他又多得刚毅推举，关系甚好；踌躇再三，还是没有上折。如果赵舒翘以一个标准儒家“奉君忘身、殉国忘家”的精神，能把他所见的真实情状一一陈奏，明白无误地主张拳民不可靠，太后还会不会开战呢？
自然，历史没有分岔口，也无法设想，但赵舒翘无疑做了一个彼时对自己有利的决定。然而，古老的中国哲学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从此赵舒翘与刚毅连在一起，被目为援引义和团入京的朝廷大员，便是李鸿章亦有“刚、赵袒匪”的电奏。一年之后，联军要求惩罚义和团事件罪魁，赵舒翘名列其中。刚毅早在西逃途中病死，赵舒翘被赐自尽。他的死亡过程极其痛苦。据吴永记述，前来护驾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被派去监视，“赵体质素强，扼吭仰药，百计不得死。而岑在客堂，不耐久候，再四逼促，词气极凌厉。家人不得已，乃以棉纸遍糊七窍，浇以烧酒而闷煞之，屡绝屡苏，反覆数次而后毕命。”
开会
像在庚子事变之中、之后，接二连三掉了脑袋的朝廷大员们，赵舒翘也许只是一个牺牲品。
谁也无法忖度老太后的真实想法。在她眼里，义和团到底是何等模样？在她心里，局势到底要向哪个方向发展？
到这一年，她执政已届四十年。她早已成为一个娴熟的政治家。她历经政治上的惊涛，也亲自体验过战争骇浪，性格坚毅，决断不二。多年的政治生活也让她心思深沉，轻易不外露，连身边服侍多年的宫女都觉得她心比海还深。
多年以后，她在历史书上的形象愚蠢，迹近胡搅蛮缠的无知妇女。然而能够成为几十年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才力决非一般。对于义和团，她的心情极为矛盾。按说，以多年丰富的政治经验，什么“扶清灭洋”，她当知晓这一群被饥饿结合起来的拳民们，除了骚乱，不可能带给大清国真正的安全。而且，在5月29日到6月4日之间，她的心腹荣禄连上七书，提醒太后，不管拳民是良是莠，他们的行为将导致外国的武装干涉，这比拳乱还要危险。就在派赵舒翘查看义和团实力的第二天，慈禧召见了军机大臣和满清王公。也就在这天，拳民们在天津落垡车站破坏了京津铁路，和聂士成军开战达两小时。
帝国的最高权力核心层们吵成一团。会上明显分作两派。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于6月14日所上的一份奏摺里，对此讲得极为明白：“今廷臣持论，约有两端，均非弥患之道。一则谓该匪声势已大，宜一律痛剿，以除内乱。此未免不分良莠，殊失我国家子惠元元之意。一则认该匪为义民，欲倚以剿灭洋人。此论虽出血诚，召乱尤速……”(《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近支王公和刚毅、徐桐(汉族，大学士，大阿哥师傅)、崇绮(满族，同治岳父)、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大声疾呼，要求太后承认义和团，倚靠这些刀枪不入的神兵们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去。他们慷慨激昂，别的大臣稍有异议，便谓之“通夷”。里通外国，出卖国家，这个罪名历来都是打击政敌最有效的手段。仇洋派们完全主导了这次会议。
饶是如此，慈禧仍然没有做出最终决断。6月6日到8日，朝廷继续发布禁拳的上谕。同时，6日的宫廷会议决定派刚毅去视察拳民。一路上，刚毅对拳民褒奖有加，同时要武卫中军停止剿拳行动。6月7日，大批拳民公开进入北京城。原本驻扎在京郊南苑的董福祥部也奉调入京，以对抗外国使馆卫队。
风沙弥漫的春天已经过去。北方初夏绿意盎然，点缀着古老帝都的沉重色调，空气中尚遗留着槐花的香味。习惯了安静清新的初夏，居民们突然发现头戴红巾标志的拳民们扛着大刀、长矛，从各个城门进入了帝都。董福祥的甘军和载漪的虎神营都没有阻拦。上下都认为太后无疑是支持拳民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日记里写道：“知太后圣意，颇佑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计。”
端郡王的王府成了义和团北京总部。北京居民们第一次看到“普通人”在王府里进出。府邸大门口香烟缭绕，念咒声，附体声，声声入耳。义和团成了城中热门话题。
任命
京城铁铺日夜打造刀剑，生意红火，大刀长矛的价格疯长。京郊各县乡的武器也纷纷运输进入京城，而官府居然不闻不问，予以默许，这可真是千古以来未曾有之事。
巡视铁路沿线回京后的荣禄觉得事态严重，请求太后从颐和园回宫主持朝政。
6月9日，慈禧重返紫禁城。
6月10日，她任命载漪管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名随同载漪进入总理衙门的官员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和礼部侍郎那桐皆为仇洋派。庆亲王庆亲王奕劻没有了实权。
这个任命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外国人尤其视为太后和外国决裂的决心。
载漪是道光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的次子，算是慈禧的子侄辈。这位在史书里被描述为“鲁莽浅薄，不学无术”的皇亲，因为娶了慈禧的内侄女，而从毫无希望的“公”爵摇身成了郡王。他被过继给瑞怀亲王，被封为贝勒，以后承袭的也应该是“瑞郡王”，由于办理手续的大臣写了错字，结果成了“端郡王”。在1899年以前，这位满清王爷的身影并未闪现在中国的权力中枢。
直到1900年1月1日。
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自己身体不好，为了不使皇家断了香火，立端郡王的儿子溥仪为同治皇帝子嗣。年轻的中国皇帝为自己没有生出儿子惭愧，为自己气体违和惭愧。各国公使们则频频约见庆亲王和李鸿章，表示他们只承认光绪帝为中国首脑。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为一位中国皇帝体检──1899年12月19日，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了紫禁城瀛台，用当时医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听诊器压舌板为光绪看病。关于皇帝企图逃跑的消息在民间四处流传。各国公使们则实打实地发了份外交照会，说明如果光绪不明不白死去，将会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后果。戊戌变法中逃到国外的康有为此际也向全世界发电，号称华侨们起来反对慈禧支持光绪。
满心期望着儿子承继大宝的端郡王由此成为铁杆的仇洋派。无疑，慈禧对于关于最高权力任何风吹草动的高度敏感，载漪可是再清楚不过了。废黜光绪遭到了外交使团的一致反对，借用一下底层的政治力量未尝不是一着妙棋。普遍的说法是载漪不断挑起慈禧对洋人的痛恨。同时，又在老太后心里为义和团加码。慈禧西逃之后，曾回忆当时：“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多年来浸淫中国官场，他对这一备受关注的任命自有独特的看法。在写给英国公使窦纳乐的信中，他这样说：“过去有过多次类似的情况。一些极端的仇洋派在进入总理衙门之后，由于责任重大，在对外交更加熟悉之后，反而变得友善起来。所以我认为端王入总署未必是件坏事。”
太后可能是将了端王一军，这位从1854年便服务于清廷的中国通揣测，慈禧把端王推到前台，让他亲自解决，毕竟他需要考虑自己儿子的利益。西方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饱受中国文化毒害的老迈之人的澹妄之语。赫德无疑也抓住了慈禧太后的部分心理。毕竟，6月10日的任命并未显示出太后抗洋决心已定。
这一天，西摩联军上千名先头部队从天津出发，后续部队也陆续跟上。北京将面临兵临城下的危险境地。
犹豫
慈禧陷入两难之中。
一方面，义和团在北京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她回忆说，“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
端郡王为首的仇洋派散布流言，说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龙，便是光绪皇帝，因他效法外洋，是教民“总教主”。“二虎”指办洋务的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则指京师所有洋人。6月16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首领“法术”不灵，火势熊熊燃烧，帝国的天空刮起了大风，约一千余民宅和大批商铺被夷为平地，大栅栏一带数百年的商业精华化为灰烬。
另一方面，大批洋兵即将兵临城下。慈禧曾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占据北京，二十几岁的她和咸丰帝被迫出逃热河，圆明园被焚烧，咸丰死于热河。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她内心深处，并不愿意真正与列强彻底决裂。
于是，从朝廷发出的上谕互相矛盾。既未明确发出命令指示武卫军阻挡联军前进，又一会要军队进京剿匪，一会要武卫军去保卫天津和大沽口，前线军队不知所从。他们大概处于历史上最乌龙之状态：同时面临势同水火的两方敌人，又都无法明确予以剿除或抵抗。6月10日，驻守杨村的聂士成急电直隶总督裕禄：今午忽有洋兵千余，随带快炮材料等，由车直赴北京。正欲诘止，旋接铁路局复电，专车装洋兵入都，系奉制宪札饬办理等语。夹在义和团和联军之间，聂士成在军事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对于联军的真正目的，慈禧仍然不能确定。此时，华北的军力颇为可观：武卫军共有10万余人，荣禄自领中军16营1万人，董福祥后军11000人，共25营驻守北京。宋庆左军12000人在山海关一代驻防，袁世凯右军7营7000多人在山东，直隶尚有聂士成前军20营16000人。京师庆亲王奕劻统领的“神机营”和端郡王载漪统率的“虎神营”，各有1万人，此外还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慈禧太后决定调集宋庆部和袁世凯部往京津一带。同时，她电令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京，重掌外交。 同时，清廷和公使团的接触仍未中断。这证明赫德所言未尝不是慈禧太后心中所想。总署大臣许景澄分别在6月11日和13日前往拜会英国公使窦纳乐。11日一同前去的是另外一位总署大臣袁昶。两位富有洋务经验的大臣一贯主张剿拳。 13日，则有三位重臣和许景澄一道前来。可惜，因为西摩联军的撑腰，窦纳乐对中方建议西摩联军暂缓进京不屑一顾。
既然劝阻无效，慈禧在给裕禄的上谕中说，北京洋兵已有千余名，“傥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她下令，“倘再有各国军队欲乘火车北来，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并命令“迅将聂士成一军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以阻止洋兵。
这是迄今为止意思最为明确的一道上谕。在洋人步步进逼之下，慈禧已有决心抗洋。
宣战
6月15日，北京的义和团们开始攻击教堂和使馆。16日，义和团向天主教北方教区总堂西什库大教堂发起了进攻。就在这天，慈禧召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谈论如何对付联军，近百高官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向沉默寡言的皇帝首先提出了义和团的问题。仇洋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辩论。太常寺卿袁昶说拳民法术不可恃，不能倚靠他们保卫国家。
“法术不可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出乎意料，慈禧太后突然说道。
太后一表态，主和派自然偃旗息鼓。
会议做出了几项决策。一是那桐和许景澄出城劝说联军返回天津；二是荣禄全力保护使馆。同时发谕给直隶总督裕禄，令他和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仕兰交涉不再续派洋兵北上；三是招募拳民参加防御战；四是调袁世凯部开赴直隶。
毫无疑问，慈禧此时“用拳抗洋”之心已明，但于和还是战，尚存狐疑。在给刚毅等人的上谕里，她特别提醒这位极端仇洋派：“究竟该拳民临敌结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严加察验，谋定后动。”
次日，许景澄和那桐刚出城门，就被义和团拦截下来，被痛骂之后释放，折返城中。朝廷在17日这天也收到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消息：直隶总督裕禄用“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送来一份紧急报告：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出了最后通牒。慈禧所不知道的是，就在这天，大沽口炮台已经在上午八时沦陷。战争事实上已经正式打响了。
就在这天，第二次御前会议召开。据恽毓鼎记载，太后抛出了一份洋人照会，内容有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在会议上，慈禧只宣布了前三条。恽毓鼎和吴永事后所记，都称这份照会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密报荣禄后转给慈禧的。
“洋人照会”是整个庚子事变里最扑朔迷离的事件。照会是真是假？甚至御前会议上有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份照会，都没有确定无疑的史料证据。学者相蓝欣多年来潜心研究义和团，他在西方史料中亦未曾发现有提及照会之处。不少学者们认为，照会里的的每一条都足以导致战争，这样一份照会，该是由端郡王所伪造，他太急于让儿子坐上龙椅。唯一令人不解的是，一向为人持重主张剿拳的荣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慈禧的心境可想而知。当天早晨荣禄送达照会之后，太监和宫女们就耳语，说太后哭了。从1900年初以来，她一直恐惧、担心的事情便是洋人们要夺走她的权力。这次会议，她一到场，开首说道：“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
载漪们梦寐以求的时刻到了。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个仇洋派大哭大喊，请求立刻开战。年轻的皇帝眼见开战势所不免，恸哭不已。在一片激愤中，慈禧宣布：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断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出乎意料的是，内阁学士联元和户部尚书立山，两位满族大臣这时表示乱民不可靠，中国军力太弱，不是洋人对手。兵部尚书徐用仪也站出来表示反对。也许是不愿意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兼之裕禄一直未把大沽沦陷的军情上报，因此大沽炮台是否失陷成了慈禧下一步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她派三位主和的大臣去公使馆劝阻洋人不要攻打大沽炮台。18日的这次访问气氛甚好，却全无效用。因此在当日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载漪提出攻打使馆。联元再次站出来表示反对，被载漪目以“汉奸”，差点被斩首。
慈禧还在等待裕禄进一步的报告。
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召开。慈禧宣布把洋人驱逐出京，在24小时内执行。许景澄奉命去使馆转达帝国政府的命令。此时，光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走下来，他走到许面前，拉着他的手，问是否有回圜余地。孱弱的皇帝泪光闪闪，许景澄也不由得眼眶湿润。
君臣挥泪相对。
慈禧大喝：“许景澄无礼！”
据恽毓鼎记载，联元，这位勇敢的满族大臣再次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
慈禧命令草拟《宣战诏书》。6月20日的御前会议上，她对着黑压压的满汉大臣们解释，洋人欺辱太甚，皇帝已经承认没有能力管理国家，洋人还要来干预！如今又来索要大沽炮台，无礼至极。今日臣民同心协力，永杜外人欺侮。最后，命令：一、准备祭祀太庙；二、将《宣战诏书》传送各省。
宣战诏书出自军机章京连文冲之手，他大气磅礴，下笔含情。这封有中国特色的宣战诏书，先是历数洋人传教，欺压中国，中国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毋需再忍之境：“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曰甚一曰，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
于是，饱受欺压的中国朝廷悲壮地宣布：“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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