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晚清变局

甲午战争与晚清变局

  甲午之鉴:专家解析甲午战争

  又逢甲午年,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人们很容易会想到百年前那场战争。“甲午一战,就中国国内局势言之,亦实为近代史上划时代之大事也”,石泉如是评价甲午之战。作为陈寅恪先生指导的学生,石泉最终代先生完成了夙愿,将晚清政局和盘托出。这也是本文选择石泉这本著作来探讨晚清政局的重要原因——陈氏家族在晚清政局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陈寅恪对此吝于笔墨,石泉的记录却弥补了这一缺憾。

  甲午之战前的三十年,左右大局的政治势力,主要为湘军、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这四大政治集团。其中李鸿章所领导之淮军一系,与洋务运动结合甚深,声势尤大,亦与代表传统作风之清流势力冲突也最深。而甲午一战,日军打击之于外,清流打击之于内,乃使此一支势力大为沦落,政治地位丧失殆尽。而清流也因主战失利,丧失了其在朝廷的威信,权威落到简政放权的慈禧手中。可以说,甲午之战中得利的除日本之外,在国内就只有慈禧一人而已。历史何以至此? 这要从太平天国起义说起,这场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农民起义,蔓延了整个中国南方,清廷派八旗、绿营皆不能胜,只好依仗地方士人所组织的团练武装,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曾国藩组织的湘军和李鸿章组织的淮军。

  曾国藩创勇营之始,即力矫当时绿营散漫之弊,士兵皆由招募乡农,而不取行伍世业。招募之法,则勇皆营官自招,而营官又皆由统将自选。以是将卒相习,感情易洽,全军上下,团结甚紧。进攻退守,皆能得人死力。其饷糈、训练又皆自有法度。领袖如曾、胡、左、李辈,又皆有抱负,具远见。于是湘淮诸军遂成节制之师。不但结束十余年之兵燹,皆赖其力;而同光致平之后,下迄甲午,捍御外侮,亦倚为主力焉。

  由上可知,曾国藩、李鸿章所率领的湘、淮二军,能够脱颖而出,力压八旗、绿营的关键之处,恰恰就在能够摆脱原来体制内将帅与军队分离之弊,统帅将兵能够如臂使指。但也因如此,军队统治之权,也渐渐转移到曾国藩、李鸿章一班地方要员手中,石泉所谓节制之师,即是指此。

  至咸丰季年,江北、江南大营以次覆败,清廷始专任湘军,于是曾国藩受命总督两江,节制四省。而沿江上下之督、抚、藩、臬,亦渐由湘淮人士充任,事权划一,收效遂速。以后平捻、平回、平苗,军行所至,统兵首长多兼地方职任,饷源在握,遂得顺利收功。然督抚之权,从此较前暗增,而外重内轻之势,亦由以肇端。

  曾国藩、李鸿章之湘、淮二军,因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被清廷所重,也招致其忌讳。但无授权之力,因此采取分权之策。

  湘军初起,因人成军,系统本非一源,以后声势既增,门户乃益显著。曾国藩在时,左宗棠即已别树一帜,不肯相属。李鸿章之淮军,初虽源于湘军,而逐渐成长之后,无论就地域、营制、装备言,皆自成系统,迥异于湘军。使曾国藩亦有“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之语。迨曾国藩死,湘淮诸帅益不相下。左、李之间,意见尤多。……湘淮首长共事,亦往往两不相下,意见难洽。

  可见,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因此成为湘、淮军之精神领袖,虽有功成身退之心,却无解散二军之力。而湘、淮军中统帅,也渐渐成独立之势,故宜为中央所遥治。

  这时候中央权威虽然已经旁落,但是名分依然还在,国家行政力量依然操控在中央手中。地方势力因不能团结,反而被中央借机操纵、抑扬其间。其中最著者,莫过于推恩左宗棠,任命张之洞,以此平衡湘淮势力,清廷之用心深矣,忌讳亦深矣。

  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势力,因平定江南有功,地方任官皆为其所垄断,这就触动了科举任官之制度。昔日,地方官员皆由熟悉章句旧学的士大夫经科举选拔充任,全国士绅多出于此。

  士大夫以科举为晋身之阶。其高第则入翰林,次则授部、院、司、员,再次亦得补地方州县,逐次升迁,皆有出路。固无须借洋务以自显,遂亦得鄙夷之以自高。而京内之翰、詹、科、道,各省之学使、考官,以至于书院山长,皆由此辈掌握,内外相应,以论议时政,臧否人物,号称“清议”。声势之盛,上足以耸动君上,鞭策执政;下则领导全国士子以为声援。此一强大之舆论力量,在甲午以前,盖为守旧势力阻碍、牵掣洋务运动之一重要武器也。

  在士大夫看来,科举取士才国家抡才大典,所任之官方才合法合理,因而理直气壮。但是,经太平天国丧乱,政府为筹集款项,往往卖官鬻爵,致使候补科员甚多,大大堵塞了士大夫晋升之阶。且湘淮系统往往于地方政府中安插署员,致使科举之途为之堵塞,亦为士大夫所不齿。故清流以此相讥讽,亦非无因。地方操于曾、李之手,而中央则为士大夫所控,故于洋务运动,屡屡掣肘。

  统筹饷项,权在户部。自光绪十二年以来,户部尚书为翁同龢,而翁则当时清流士大夫之魁首,后来甲午时主战派之首要人物也。其对洋务,自无由同情赞助,而海防工作之重要性与迫切性,尤无从体认。已用之项,犹嫌其靡费。欲其更加增筹,自无可能。盖户部之筹饷,又实为守旧势力牵掣洋务运动之一重要武器也。

  由上,不难看出清流士大夫对李鸿章洋务运动的态度,大多是不支持,甚至反对。那么,李鸿章所建立的北洋海军,自然是其仇视的对象,不仅不会支持,相反还会处处刁难。此也为慈禧制衡曾国藩、李鸿章之手段。

  上述即慈禧太后主持国政时的政局,外廷由恭亲王奕訢领导,虽屡经大难,但颇知治术,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特达者,不为遥制。是因势利导,专用汉人新兴势力的政策。国内大局既定,海防、边防又亟需筹划,以备西方列强,乃不得不倚恃湘、淮军阀,以资捍御。如何驾驭地方势力,使中央得以长保权威地位,也成为此后数年清朝统治者的中心问题。

  李鸿章借御敌为名,开展洋务运动,实借敌自重之策,乃出于不得已;而中央借其御敌,故无削藩之计,能两相无事。然中央亦不愿地方势力坐大,故用清流为其掣肘,而李鸿章亦知北洋海军实无御敌之力,无外敌入侵,还能粉饰太平,一旦有事,则不免上下相激。甲午年,为慈禧六十寿诞,移北洋海军之饷银,为置办寿诞之礼。日人闻之,故有甲午之变。

  甲午硝烟起,李鸿章知北洋军无力御敌,故上述力陈和议,而清流则借机攻击李鸿章及淮军将领。

  主战派之攻击李鸿章,几于无所不至,不曰贻误大局,即曰别有用心,或则言其性情乖异,年老昏聩。甚者欲遣大臣赴津查其病状,以作撤换之准备。对于北洋所亲信之文武大员,如丁汝昌、叶志超、卫汝贵、李经方、盛宣怀、张士珩等,皆大加攻击。而丁汝昌尤为众矢之的,其次则卫汝贵。枢廷中,军机诸臣亦数受指摘。自翁、李奉命会议军事以后,尤与枢臣不断发生争执,盖主战派清流人士之政治攻势,至是而展开矣。

  这又可见中央枢廷清流与李鸿章及淮军嫌隙之深,甚欲置李鸿章于死地。此则可见中央与地方之矛盾,因甲午之战全面爆发,李鸿章欲借敌自强之策全面瓦解,连累整个淮军体系。清流也通过逼李鸿章参战,从而以日本削弱李鸿章之心,亦昭然若揭。

  北洋海军在甲午之战中全军瓦解,李鸿章因军队失利,在政治上也遭到了极大的打击。清流与地方之争,因甲午之战发生逆转。

  主战派在此半年之中,亦颇有其收获与进展,李鸿章本人虽不能撼动,然其声势则大堕,事权亦新削,其亲信人物,亦颇多获罪,此虽因战事之失利,亦半由主战人士打击之效,至于中枢人事上之新调动,则尤大都有利于彼等。

  经过甲午之战,李鸿章的淮系军队全面失利,导致在政治上遭到清流的清算。清流借机获得了更多发言权,这一点上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甲午之战毕竟还是输了,必须向日本割地赔款,这也是清流主战派推卸不掉的责任。这个结果也沉重打击了清流势力,反而使权柄回到了慈禧太后手中。

  中枢决策至是全定,然而在形式上,在文件上,则裁地之议先由中枢大臣建议接受,然后由德宗裁决准行,固无与太后之参也。夫以太后一向之大权独揽,乃于此紧要关键之处,避不出面,以转嫁割地之责与德宗,其自谋可谓巧矣!

  甲午之战后,中国割地赔款,皆由清流与李鸿章主持,兵败之责亦由此二派来承担。清流派表面上是由翁同龢领导,实质上是代表了光绪皇帝的态度,清流派中文廷式与内廷二妃的关系亦匪浅。故清流虽欲借日本削弱李鸿章淮军势力,却不料兵败山倒,竟然一败涂地,割地赔款。故清流与淮军乃鹬蚌相争,而慈禧太后实为渔翁,隔岸观火而最终得利。

  晚清政局本身因其关系复杂,利益纠葛,故甚难言。而石泉以政局变化为经,以甲午之战为纬,帮我们对晚清历史进行了梳理。统而言之,晚清自太平天国后,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对峙,中央由清流与后党为主,地方以湘军淮军为首,四方势力相互制衡。至甲午之战,清流逼迫湘淮军出战,借日本削弱地方势力,却不料战争兵败如山倒,连带自身亦遭到排斥。我们不妨大胆猜测,甲午之战实际为慈禧一手策划导演,先用清流逼迫李鸿章就范,然后因战争失利先罢黜李鸿章,再排斥清流党,最终将权柄收回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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