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殇示:呼唤国民意识

晚清街头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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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之鉴:专家解析甲午战争

  导读今年7月25日,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纪念日。这场战争对近代中国意义重大,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的失败,又激发了知识界变革政体的要求。同时它也改变了东亚格局,乃至刺激了日本走向扩张道路。甲午战争,可以称之为近代中国的重大议题。新浪特邀请各领域专家,从国际、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解析甲午败局的成因,品评甲午战争影响。以史为鉴,启迪未来。本文为新浪专栏作者撰写的文章,作者认为甲午战争的败因之一在于当时的国人缺乏国民意识。

  (一)

  2014,又是一年甲午。

  120年前,正是甲午年,在我黄海海域,中日两国爆发一场海战,中国大败,战况惨不忍睹,大清朝丧权辱国,一蹶不振。

  又到甲午,关于甲午战争败因,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诸如“清政府腐败无能”、“李鸿章卖国避战”、“北洋海军军纪败坏”、“日本间谍猖獗”,甚至“慈禧太后故意输局”等等观点学说,充斥报章,不一而足。这在一定意义上充分证明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以及由战争导致的历史深刻性。只可惜,战争的硝烟尽管已熄灭百年之久,关于战争败因的研究却至今几无定论,依然众说纷纭,莫筹一是,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甚至悲哀的事。

  (二)

  甲午战争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尤其是战败国中国的命运。但凡战争,都是国家间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因而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总是多方面的。它既可以是战略的宏观布局,也可以是战术的细节考量;既可以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外交等的综合作用,也可以是战时某个节点,指挥员的某个具体的临场指挥与决策,甚至是临时出现的某个偶发因素。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就不可把握、不可知论。我们无疑应该力戒狭隘单向的思维方式和朴素的悲情意识,而更重视对于决定战争成败的深层次原因的探究。

  甲午海战,究竟败在何处呢?在我看来,就决定战争格局的基本面而言,当朝国民精神的缺乏与认同,是最本质最关键的原因。

  有国家自然就有国民,但这只是常规意义上的国民。国家的主体力量是老百姓,然百姓不等于天然就是“国民”。一国的百姓是不是国民,我认为有两条重要的也是基本的评判标准,其一是看百姓有没有“国家”的观念?其二再看百姓有没有清醒的个性意义上的权利意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千百年传承绵延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决定了“家天下”的政治架构。这种架构,要求最高统治者一人为天下负责。这种原因众所周知的政治制度设计,造成多种政治恶果:一是国家的生存强弱,发展走势,太过取决于某个政治统治者的个体素质,而不是依赖一种合理进步的制度设计;二是超强的政治重担使得最高统治者既无比孤独又无比自负,难有简政放权与广纳民意的气量;三是百姓以子民自居,以顺民为常,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臣服于权贵官势。天长日久,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百姓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只知朝廷不知国家。当时日本出版的一本叫《支那论》的书籍,曾如此耻笑大清国民:“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并非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内才开始有了痛定思痛的反思之声,梁启超在一篇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诚然,不知国家为何物,岂有为国尽全力之心?本来,大敌当前,能摒弃个人恩怨,以国家利益为重,同仇敌忾,何其重要!然而现实是,北洋水师大败而广东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有荒唐可悲的实例是,当北洋水师的舰只被围在威海卫港中濒临灭亡时,正在附近游弋、实际也落入日本海军包围圈的1000吨级的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竟然向日方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北上黄海系拉练而非参战,所以日方“应予放行”。令日本人惊愕和耻笑:恍若“不是与支那进行战争,而是与直隶省进行战争。”

  国民具有清醒自觉的个性意义上的权利意识,是国民意识的另一要义。即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治理,诸如动用多少国库银子,购买什么等级的军火,等等的国民权利,无不事关战局,甚至牵动国体,但在当年的大清,又是一件多么遥不可及的奢侈的事情。

  国民的清醒的个性意义上的权利意识,还体现在能够自觉的学习精神上,这种学习,是自觉的瞄准最先进内容的学习,而不是被动的僵化了的知识的学习。

  与经历了“明治维新”大变革和“脱亚效欧”大学习的日本国相比,甲午战争前的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比较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兴起,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状态,“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当外敌入侵时,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挑衅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致命伤。

  不仅如此,当时的清朝政府还十分恐惧和仇视那些可能唤起国民意识的所谓“异端邪说”,以“学鬼魅伎俩,有伤国体”为名,不顾一切地将那些民间思想火花扑灭在萌芽状态。郭嵩焘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使西纪程》,甫一出笼就被列为禁书,打入冷宫。黄遵宪自费刻印《日本国志》,始终无人问津,直到甲午战争后才被有识之士感叹,其价值相当于《马关条约》赔款的两亿两白银。可叹,僵化凝固的封建体制与落后的政治思维,叠加作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深深地凝结了民族精神和社会结构,终于形成了一个神经极不灵敏的牢固封闭的政治格局。

  (三)

  甲午海战的深刻教训,或者说探讨甲午惨败原因的重大意义还在于: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交战双方时至今日,关系依然十分敏感脆弱。一方因为一场大捷,自我膨胀,长期目中无人,一方蒙羞百年,心有不甘,急欲一雪百年之耻。

  当其时也,呼唤国民意识的觉醒与到位,让一国之民成为具有民族民主意识、富有学习力创造力的“国民”,不仅没有过时,反而真正适当其时、十分急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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