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助力变法改制

　　120年前的清日甲午战争以日胜清败而告终。1895年3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承认高丽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近岛屿，赔款白银二万万两。

　　近代以来，清与列强之战，胜少败多，挨打已成惯例。鸦片战争败于英，咸丰十年(1860)败于英法，中法战争再败于法，吃的都是败仗。打败仗固然不光彩，然而，败给“西夷”，似乎还能以“夷人诡谲”或“船坚炮利”来撑一撑面子，如今却败给了“蕞尔小国”日本，这件事给予中国人极大的刺激，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人士子，更视此为奇耻大辱。因此，朝野上下，群情激愤，纷纷上书朝廷，阻止政府在合约上签字。康有为及时抓住这个机会，他以变法图存号召云集北京的数千举子，上万言书，发动和组织了清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潮。这次以“公车上书”为名载入史册的学生运动，最终使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一颗迅速升空的政治新星。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而醒来之后第一眼所看到的，正是我们身边的这个邻居在短短三十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区区三岛，县琉球，割台湾，胁高丽，逼上国，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袭重足，莫敢藐视”。 其原因何在？恰恰就在于他们自明治维新以来，实行近代政治改革，国家快速现代化，从而使国力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且，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国民精神亦焕然一新，更进一步造就了政府与国民的统一意志和集体行动能力。因此，康有为一直把日本作为变法图强的榜样，推荐给光绪皇帝，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就以日本为例来说明改制变法的好处，以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足中国十分之一，一旦“改纪其政”，则“国日富强”，立见成效，何况中国如此之大，物产丰富，权力能够集中于皇帝一身，比日本的宗藩制度具有先天的优越性。

　　其实，以当日的清政府而论，像李鸿章这样对日本有些了解和警惕的人没有几个，绝大多数官员对日本所知有限，而且缺少了解的愿望。黄遵宪1877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恰逢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中。他花了十年时间，写成一部《日本国志》，被人称作“明治维新史”，当时他抄录四份，一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送李鸿章，一送张之洞，一份自己保存。但此书直到1895年才得以出版，可见人们的重视程度。总理衙门章京、后因反对利用义和团排外而被清政府处死的袁昶曾说：“此书稿本，关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布，令彼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关于此事，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也有记载：“出门见黄公度廉访同年，相隔廿余岁矣，道故甚亲密，允以‘日本国志’见赠，云此书早交总理衙门，而彼不刻，若早刊出，使道希(文廷式)、季直(张謇)见之，或不至力主战矣。” 一本书是否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或可商榷，但如果当权者能在决策之前对日本多一些了解，这场清日战争也许便打不起来，打起来也未必就失败，失败了也未必败得这样惨，战后交涉也不至于这样丧权辱国。战争爆发数月前，薛福成在为《日本国志》作序时还提到，日本明治维新后，曾有意与中国往来，“缔交遣使，睦谊渐敦，旧嫌尽释”，他推测今后的清日关系，“或因同壤而世为仇雠，有吴越相倾之势；或因同盟而互为唇齿，有吴蜀相援之形”。 但当时的中国太闭塞、太自大了，住在对门的邻居有什么想法都不肯事先了解、沟通一下，所以才有甲午之败。黄遵宪曾在《日本国志》“序”中感叹：“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狭隘误国，不仅表现在如何处理对日关系，更表现在如何认识自身。甲午战后一个新的气象，就是知识界和官员中都有人从经济技术之外的角度看到了中国所以落后的原因。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满汉高官，他们的“改革”活动始终集中在经济技术层面。他们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感，知道不“改革”没有出路，只有“改革”才能使国家富强。但是，这场与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发生，后人将其命名为“洋务运动”的“改革”，虽然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经济起飞的奇迹，却从一开始就没和日本走在同一条路上。受雇于江南制造局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甲午战后编纂了一部《中东战纪本末》，书后附有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第一代驻美公使森有礼编纂的《文学兴国策》译本。他还撰写了一篇序言，善意提醒中国人，此次战败，追根溯源，就在于清日两国所设定的“改革”目标是完全不同的，虽然都以“西法”为改革的参照，但日本崇尚“西法”，一是在“政教风俗”上下功夫，办学校，新教化，二是改良政治，扩大参政议政的社会基础，这将成为一切真正的历史性进步的起点。

　　至于中国，尽管号称“同光中兴”，也做了不少事情，但主要精力只用于提高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即使是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也全为军事、经济培养人才。所以，三十年中，船也买了几条，厂也建了几座，南洋、北洋两大海军也曾不可一世，可是，战争中却一触即溃，南洋先败于法国，北洋再败于日本，一个巨大的肥皂泡就这样破碎了。甲午战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新一代改革者从日本这面镜子中看到了洋务派的片面和缺失，他们的思想仍被中国文物制度比西方列强更优越的观念所遮蔽，看不到在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后面起支撑作用的文化、教育、思想、精神，以及政治制度。郭嵩焘早在中法战争前就曾写信给李鸿章，向他指出在派遣留学生这件事上中日做法的不同，并坦言中国的做法不如日本眼光放得长远，希望他改变其方针，把“洋务”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不要把眼光只盯在军事和军械上。

　　李鸿章固然因有难言之隐而不敢言，而郭嵩焘却因其敢言“夷狄也有二千年的文明”，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发起来了，直闹得人人唾骂，日日参奏，据说，甚至在他的家乡湖南湘阴，民众也是反对他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以康梁为代表的新一代改革者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启民智，今天所谓思想启蒙是也。梁启超说：“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因此，他们主张废除八股考试，兴办新式学校，以经世致用为教育方针，同时，他们还通过讲学，把一大批青年学子训练成为可以为变法改制现身的志愿者；通过办报，传播变法改制才有出路，才能使国家独立、富强的理想和理念；通过开学会，在士绅阶层中进行最初的民主训练，培养其基本的国民素质，增强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在这里，他们除了热衷于为朝廷做“顶层设计”，积极推进变法改制，更重要的，他们还在思想上打破了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康有为的贡献，是从昔日偏于一隅的经学异端即经今文学中为今日的变法改制找到了理论依据与合法性，从而激发了年轻一代的政治意识，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中去。严复和谭嗣同在同代人中是走得比较远的。1895年，康梁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之时，严复在天津《直报》陆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并翻译了《天演论》，第一次把进化论介绍给中国思想界，一时间，使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成为许多青年学子的口头禅。他进一步批评中国传统儒学和道学，认为是圣人牢笼天下，造成了中国人愚昧、麻痹、冷漠、自私的国民性格，它的后果，直接导致了这个昔日帝国积贫积弱、民气衰竭的局面。谭嗣同所著《仁学》一书，也对传统儒学发起冲击，大声疾呼要冲决网罗，解放思想。思想超前或许是戊戌变法因激进而导致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也要看到，中国百余年来所发生的这种巨变，无论成于斯或毁于斯，其思想造因，就在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