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晚清四十年

　　在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改革派官员的头脑中，“官督商办”这一经济理念根深蒂固，这一理论并非没有现实依据。

　　多数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始资金便是由官方筹办或垫借官款，轮船招商局最初从官方领借练饷20万串作为“设局资本”，后来又累筹官款190余万两。所谓“官督商办”，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商办”，参与其中的民间资本没有经营权，但中国顽固势力对于民营资本、民间财富参与“国企”入股，仍抱有极大的敌视和诋毁，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弹劾上海轮船招商局“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要求朝廷把该企业完全收归官办，理所当然遭到李鸿章的反驳。

　　《南京条约》以及随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灾难并不在于割地赔款，而是在自身经济实力还相当稚嫩的背景下，大量外国资本和经济实体强势涌入，中国被迫在短时间内深度融入世界市场并且沦为最低生产链。

　　虽有绝对的理由对近代中国洋务运动进行批评，但决不能指向这一事件的发端，它与日本明治政府(以及前面的幕末将军政府)几乎同期推行的“殖产兴业”并无实质区别。洋务运动的真正问题在于，没有在后来的发展中采取正确对策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中央政府以及主导经济改革的官员缺乏战略型眼光，或者为保全自身政治利益所束缚，具体表现为不仅没有将“官督商办”政策适时调整，反而在国家经济管控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效率越来越低。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几年，这一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政府的扶植引导和模范作用在“后发外生型”经济体中有其积极意义，这便是“官督商办”的理论背景。甚至在李鸿章等人的最初设计中，也并不试图使民用企业落入官方垄断之手，而是意在寻求某种“官商合办”的形式，集西方的股份公司与中国传统商号的优势于一身。

　　特别在70年代之后，中国人已经意识“自强”必须建立在“求富”基石之上，不可偏废军工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这类大型民用企业应运而生。1872年李鸿章提出建立试点型民用企业，其标志性文件为《论试办轮船招商折》。在其重要经济顾问盛宣怀先期所提交的《轮船招商局章程》中，有这样的认知：“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虽然最开始李鸿章并没有安排盛主持招商局工作，但在这一基本理念上他们是有共识的。

　　富商朱其昂被任命为招商局第一任负责人，但由于招商纳股对于中国人还是陌生事物，他并没有在其任上筹足私人资本。1873年，朱的职位由两位前买办商人所接替，他们是唐廷枢和徐润。李鸿章的这一安排，表明洋务派官员试图引入完全的西方管理模式进行企业运作。他们是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唐早期在香港接受教育，并在港英政府、上海海关以及著名英资财团有从业经历。

　　两人从1873年7月开始负责轮船招商局工作，他们坚持“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按“买卖常规”即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招股，迅速取得成效。招商局股票深受私人投资者欢迎，出现求过于供局面。

　　1876年有轮船11艘，1877年又以222万两银子买进美资企业轮船16艘，及其码头、仓库等产业。招商总局遍及国内重要港口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海外港，是当时中国民用企业乃至亚洲国家自办企业的佼佼者。

　　李鸿章在1881年曾向朝廷上过一道奏所，报告招商局的发展情况：“九年以来，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

　　上海轮船招商局所获得的业绩让乐观者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80年代初，近代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投资企业的热潮。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系列大型企业受其影响得以城筹建。

　　有政策支持的“官督”背景是清政府早期创办企业的成功所在，尤其是在富有先进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手中，可以做到“商”大于“官”，平衡政府干预。

　　1883年出现世界经济危机，中法冲突的扩大引发上海财金融倒帐风潮，致使证券业大幅受挫，轮船招商局未能幸免，两位经理人无法立即偿还债款，而北京的御史们开始弹劾李鸿章。唐廷枢和徐润不得不以个人的辞职缓解危机。

　　但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其“官督”特征，招商局一直缺乏独立查账人稽查帐目，致使经理人滥用资金炒作地产等风险行业，并且官场上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等陋习已在企业中蔓延。

　　唐、徐等人在此前就提出，招商局运营已走上正轨，应将尽量避免官方干预，保证其运营独立性，“依期分还，币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但李鸿章在权衡之后，还是迎来了自己的得意门生盛宣怀。盛在近代中国素有“商父”之称，即使在后来的孙中山时代也对其倚重有加，李鸿章评价盛的理想为“办大事”、“做高官”，确实没有必要怀疑他的志向：“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但是勤勉且务实的盛宣怀在其任内却引进了更多的官僚主义风气，因为他本人就是帝国官员。

　　大约在1884年，商人的投资热情开始大衰退。也就在同年，日本明治政府将国内最大的轮船企业、几乎与上海轮船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岩崎弥太郎，这便是此后的“三菱”。

　　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

　　现代企业获取厚利的特征，使其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大政府”极欲控制的目标，招商局被视同“官产”，政府官员很自然地认为，它起自“官本”理应积极报效朝廷。据统计，从1884年到1911年的二十七年间，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个近代企业为政府报效白银共350万两，占两局股本总额的六成。

　　郑观应在《商务叹》中透露出无尽无奈与凄凉：“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甲午之后，败于日本，清政府和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反省既往的企业政策，开始颁布诏书，在和日本的对比中，从意识上认识到了民营资本的重要性，敕令“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再次拉开官办企业民营化的帷幕。不想中国政治又遭劫难，戊戌变法的失败致使中国企业近代化又遭挫折。

　　即便如此，由于释放了民间资本的动力，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发展速度年均为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要高。

　　上海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的第一家“公司”，创建32年，到1904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公司律》，仍被主控者久拖不办，没有作为一家正常公司在商部进行注册，更没有一个由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来负责运营。直到1909年，才作为公司正式注册，并第一次组建董事会。而实现政商分离，公司实际由 “董事会全权管理”，则是在清政府被体制内外势力联合颠覆之后的事情：辛亥革命爆发，上级部门邮传部(分管邮政、电信、铁路、交通银行等)委任的官员离开上海轮船招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