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败于万历（为何说明朝亡于万历）

明亡于万历虽然有些绝对但也不是没有道理。万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在本身没有能力打破“皇权—文官”共治模式下，采取了消极破坏方式。

从汉到明，皇帝最怕夺权，由此，武将权力日渐衰微，文官权力日渐高涨。这是历史规律。到了明朝已经形成稳定的“皇权—文官”共治体系。

皇权的主要代表就是皇帝，同时，也只有皇帝能够代表皇权。无论是历史上的后宫外戚还是宦官系统，都是依托于皇帝存在。

（1）“皇帝—文官”系统内部各有各的职责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接受臣民的崇拜，敬仰，代表士大夫阶层治理国家。文官集团则辅佐皇帝处理具体事务，接受皇帝的领导，忠诚于皇帝。

在这个系统内，皇帝与文官各司其职，共同为帝国的繁荣昌盛努力。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文官集团（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行为准则的知识分子）的领袖，他不仅要按照儒家的“圣王”标准履行既定的义务。包括参加祭祀，按时上朝，勤于政务，信任大臣等。同时也要充当最高仲裁者，即当文官集团有争论时，皇帝有必要对争论盖棺定论，防止文官的分化。

（2）万历的做法

万历十五年以后，他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消极罢工。长期居于深宫，不再参与祭祀，也不再例行早朝，不再对重要人事调整做出决断。总之，需要皇帝到场的场合他不再参与，需要皇帝做出决断的事他不再决断，选择置之不理。

关于万历罢工的原因则不再赘述，或许是他对文官集团的虚伪消极对抗，或者是因为身体原因不便上朝，总之，帝国的最高领袖不再愿意与文官集团合作，共同治理国家。

（3）皇帝–文官共治的模式具有很高的稳定性

皇帝只要不胡作非为就不会打破这个模式的平衡，即使皇帝无能、不干事儿也能有效的维持帝国地运转。

万历的问题不在于他无能、他不干事儿，而在于，他是私底下干事儿，干的事儿都是威胁这一“共治模式”的事儿。

例如万历牢牢地控制住了宦官集团，当然，晚年时期开始失控。那么，宦官与文官从历史上说就是一对矛盾。

万历重用宦官本身就是来对付文官系统，因此，万历不再履行既定的法定义务的同时，更在暗中破坏整个文官制度。由此，“共治模式”彻底失效。

皇帝开始不重视文官，文官也就开是不在“效忠”皇帝。由此，掀开了“官宦之争”、打开了“清朝贰臣遍布”的大门。

毫无疑问，万历皇帝显然就是明朝文官制度的破坏者。

本文作者：坐古谈今特邀作者矢志不渝

其实这个很好解释，因为万历时期的大明从上到下，是真的乱。

原本接着隆庆新政的余晖，大明迎来了一代贤相张居正，在万历的前十年里把振兴大明这把火继续烧了下去，但是随着张居正的逝去，万历的心态开始有所变化，虽然在张师傅死后的三年里，万历依然勤政，但是工作重点是加强皇权，把不听自己话的人统统弄走。皇帝作风有点偏，做臣子的自然也就乱了套了。万历的党争就此开始，本来只有齐楚浙三党争斗，后来东林党成型，三方势力都想拉东林党做外援，然而东林党只想独占朝堂，好实现共同的目标。在中央，因为争国本一事，皇帝和东林党斗得是昏天黑地，大批官员被裁撤，但是文官们依旧坚持不懈，因为与东林党为敌，所以齐楚浙三党自然地站在皇帝这边，结果被东林党一一瓦解，可以说就这么个选继承人的问题，争的是朝局混乱，然后对于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解决。

在地方，万历为了捞钱，派宦官去收矿税，但是派下去的宦官根本就没心思找矿，就是跟老百姓说你们家房子下面有矿，皇帝要给你拆了。老百姓无奈，只能花钱买太平。这种情况在东南愈演愈烈，最后逼得市人运动频发，专门对抗收税官。同时，也让东南的富人对政府失去了信任，转而将地产房产转到寺院和藩王名下，来逃税漏税。这就为后来大明财政枯竭埋下了祸根。

其实万历年间的党争非常可怕，可怕到间接促成了后金的崛起。当时女真人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往关内销售黑貂皮，因为辽东李成梁已经在位多年，和每届首辅都有勾结，故而李成梁就是关外女真和大明的联系人。李成梁出于对努尔哈赤的歉意以及喜爱（军事天才），所以对努尔哈赤给予了高度的培养，利用他征服其他女真部落和蒙古人，随后东北地区最大的貂皮供应商就是努尔哈赤了，这样一来，李成梁就可以垄断皮草行业，来供养他的家丁武装。但是党争势头过大，以至于李成梁被牵连其中，最后被撤职，努尔哈赤失去了自己的中间商，皮草没得卖，就会没钱，没钱，女真人就不会再服从他的统治，于是乎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来，努尔哈赤的反叛是因为没钱，而没钱的原因是因为李成梁这个中间商被调走，李成梁被调走是因为明朝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