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宋代相比明朝经济呈现不同特征（宋代与明代差多少）

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明朝有哪方面比宋朝进步了呢？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为了维护稳定而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手段，整个明朝的倒退，都与朱元璋指定的“祖宗之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并且规定，以后不论是哪个大臣上书请求恢复宰相制度，都要“论以极刑”。自此，从秦朝便开始辅佐天子处理朝政的宰相彻底消失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彻底进入君主独裁的局面之中。

另一方面，从朱元璋开始，辅助皇帝治理天下的士大夫尊严扫地，他们除了时时刻刻有性命之忧以外，还经常当众被打屁股。有的官员上午还在处理政务，下午就带着枷锁搬砖去了（真的是搬砖啊），这就是“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这也就导致了明朝的官员、百姓没有一丝人性，彻底沦为奴隶。

一个政权的倒塌，往往就是源于制度的腐败。朱元璋以个人意愿而制定了不允许任何人逾越的“祖宗之法”，让明朝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个人认为，明朝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近三百年，完全是因为官员、百姓对暴政的忌惮。

名粉可能不愿意了，但是我也确实想请教，明朝到底哪里比宋朝进步了呢？

尽管这么说会被明粉喷，但我还是得说一句：相比于宋朝而言，明朝的整个软环境都在大倒退。

尽管明朝收复了燕云十六州，并且在其立国始终都保持着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但这并不能掩盖它的自身问题。相比于宋朝，它缺失了太多。

首先一点，就是在政治上明朝的君主集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这一点是君主集权的“前进”，却是整个政治发展的大倒退。有宋一朝，皇帝都能也必须做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彦博语），这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已经是难得；但是明朝不然，整个国家机器都必须随着皇帝的意志来运行，哪怕是内阁其实都只是皇帝的秘书机构而已。

这造成了两个直接结果：一是明朝昏君、庸君迭出；二是宦官干政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一点，是文化上思想受到了极大的禁锢。

出身贫农的朱元璋看不惯宋儒的叽叽歪歪和繁文缛节，直接勒令天下士子读书考试都只能按朱子的训诂标准，作文也只能写八股文。这样刻板的体例直接导致有明一朝的思想界受到了极大程度的打压，某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造成中华民间文化从士大夫文化转向流氓文化的重要原因。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经济活力的丧失。

我们总说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那也只能是萌芽。为什么？还是因为朱元璋。出身农民的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商品经济，更对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深恶痛绝。在他的铁腕之下，中国的经济从宋元时期发达的商品经济退回到了自然经济之中，并且保持了很久。

更要命的是，由于滥发纸币，明朝的货币体系又回到了贵重金属本位制，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进口国。不得不感叹，如果老朱能懂点经济学常识，按经济规律办事，也许中国真就能早于西方建立起一套现代金融体系也未可知。

总的来说，中华帝国的发展，在经历唐宋的鼎盛以后，到了明清开始衰落，这是史学界的共识。而这种衰落虽然满清要负绝大责任，朱明王朝尤其是朱元璋本人，却也难辞其咎。

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青言论史”，也欢迎您的批评指正。

大家好，我是君名。

宋明两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汉人王朝，经常会被后人拿出来进行对比。再者也是因为宋明两朝相隔时间较短，文化传承性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便于后人去对比。

题主所出题目的覆盖面十分宽泛，主要涉及：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军事发展、经济发展四个方面。俗话有言：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对于强盛的定位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首先想要简单的对以上四个方面进行归纳对比，大家在阅读的同时可以以自己标准进行对比，可以激发大家对历史事件形成自我意识。毕竟我与大家一样，不过是个学生爱好者而已。

废话不说了，开整。

首先谈到政治制度，宋朝两府三司、明朝内阁宦官。

宋朝在建立之前，中国处于五代十国的大混乱之中，权臣武将篡位之事屡见不鲜。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自然对于权力的分配和制衡上大做手脚。结合唐朝的政治制度，独创了两府三司、一职多官的中央行政体系，进一步削弱相权、臣权，以保障中央的稳定性。

所谓两府是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中书门下长官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际行使宰相的职权。下设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协助宰相决策治理，但是又同时可以牵制宰相，使得宰相不能专权。北宋中后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下简称：同平章事）实际上成为虚衔，一种荣誉称号。一般不常设。只在特定的必要时期，需要某官员对朝廷进行统筹管理，但又碍于官员品级较低不方便发号施令，于是便授予官员“同平章事”官衔，便于行政决策管理。当官员完成任务时，随即撤销“同平章事”职衔，回归本位。简单地说有点类似英国下议院选举首相，首相任期满后，继续回到议院当自己的议员。（不过权力上差别还是很大的，只能说形式类似。）

枢密院主要是管理军事的机构，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主要管理部队建设规划，并不参与实际作战。（实际为文人掌管，也确实不会打仗。）

中书门下与枢密院一文一武，共同组成宋朝中央决策行政机构，辅助皇帝管理国家，分散相权。

三司是指：度支、户部、盐铁。只是听名字大家应该都能猜出来三司的职能了吧。三司直接管理政府的财政，起到了分离宰相的财政大权，皇帝直接管理的作用。

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实际上将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将军权、财权从宰相的职能中拆分出来，防止权臣腐败，独揽朝政。宋神宗“元丰改制”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唐朝的行政体系，但大体思路依然是分权制衡，政出多门，一职多官。

利：两府三司分解了宰相权力，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专权大臣的出现，稳定了朝廷管理，为两宋长治久安奠定基础；一职多官，创造了许多官员岗位，使得平头百姓更加容易步入仕途；在世界范围内首创文官政治，直到今日仍然是大部分国家的政府组成形式。

弊：政出多门降低了办事效率，地方行政机构权限降低，行政自由受限；一职多官，造成了宋朝长期的冗官体制，空耗钱粮养一些没用的官员。

再看明朝

明朝中央为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与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之间的制衡。

明太祖废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倒还称得上勤于政事。而成祖朱棣就感觉太累了，于是设立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初期内阁只有票拟权，即在整理奏章时写上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以供皇帝参考。往往皇帝在形式上都是不会绝对采纳的，一定会做一些修改，比如：某某地大旱，应拨银一千万两赈灾。而皇帝一般都会做一些修改，将“一千万两”改为“一千万零一两”等等。虽然没什么实际作用，但是在形式上表明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不会按照臣子的意愿去管理国家。说白了，就是“正君臣名分”。

延续到明朝中后期，由于皇帝越来越消极怠政（说好听点是有个性，难听点就是不务正业），内阁的权力也在一步步壮大，尤其是严嵩、张居正这样的权臣出现之后，内阁直接凌驾于六部之上，内阁首辅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时，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集团开始愈来愈重要。

司礼监始设于太祖朱元璋时期，初期同样没什么权力，只作为皇帝身边的服务员存在。伴随着皇帝的消极怠政、内阁权力的逐步壮大，拥有着“批红”权力的司礼监逐渐成为掣肘内阁，制衡党争的重要力量。如果说内阁是为国家服务，那么司礼监就是在为皇帝本人直接服务。一内一外，一国一君，皇帝只需左右平衡，便可垂手而治天下。可惜这个道理崇祯没搞明白，即位后大肆打压阉党宦官，致使东林党一家独大，成为明王朝败亡的重要原因。

与刘邦一样，同样作为庶族出身的朱元璋更加重视血缘关系，在地方大肆分封自己子侄血亲为封国，希望通过血缘屏障来拱卫朝廷。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分封出去的诸侯王不但未能保卫王朝，反而成为朝廷的隐患。在地方，这些诸侯王作威作福，像一条条蛀虫般，不断地吸取百姓的钱财心血，成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催化剂。

思想文化方面。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思想文化的高峰期，一个是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一个是宋朝文化繁盛；一个是近代新文化运动。这三个时期，只有宋朝是盛世文化，而其他两者则是属于乱世文化。

世人皆知，宋朝崇尚重文抑武的国策，对于文人士大夫的待遇尤为丰厚。正是基于此，全民尚学在整个宋朝社会蔚然成风。

在科举制度上，宋朝完全打破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理念，真正将科举考试面向所有的社会大众，无论是农、工、商哪个阶层，都可以通过文化考试步入政坛，一时间“满堂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不光是在考试制度上，宋朝统治者更加注重教育的问题。宋朝政府规定，州县两级设立官办学校，地方选聘教师，由国家统一发放教材，鼓励私学，一时间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一大批官方或者私有书院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迸发而出。

在科举考试内容上，主要是进士一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进士一科主要考察方式为策论，由考生叙说政坛利弊，阐明论点建言献策。比如南宋文天祥的科举试卷，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历陈前朝弊政，强调改革。宋理宗看到后大喜，当即钦点文天祥为状元。这个试卷今天还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私下去查看，我只节选一些作为资料参考：

臣愿陛下将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则寇难一清、边备或於是而可宽矣。臣伏读圣策曰、夫不息则久、久则徵、今胡为而未徵欤。变则通、通则久、今其可以屡更欤。臣有以见陛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

是陛下虽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谓功化效可以立见。何至积三十馀之工力、而志勤道远渺焉未有际邪。臣始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勉、终以公道直为陛下献。陛下万几之暇、傥於是而加三思、则跻帝王、轶汉唐、由此其阶也已。臣赋性疏愚、不识忌讳、握笔至此、不自知其言之过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过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谨对。

对于宋朝在文化政策上的措施，还是比较积极有益的。唯一的不足可能就是两宋时期的理学对于文化的压抑。不过在宋理宗改革之前，理学只是一个儒学的普通分支而已，在宋朝绝大多数时期，理学都没有很高的位置，甚至遭到士大夫的抵制。

明朝文化政策和氛围就要比宋朝要压抑的太多了。或许是明太祖朱元璋在起义建立明朝之前曾经当过乞丐、和尚，总之是位于整个社会的最底层。即便是继位九五，当面对到学者大儒时，骨子里还是存在一些自卑感的。所以明太祖建国以后，认为宋朝的那种策论，文人士子随意品评国政，毫无君臣名分、朝廷纲常可言。再者自宋朝始，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商品化经济快速发展，文人士子的思想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异端邪说、离经叛道之言，杂入新奇之说，诡僻之论，对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不利的。为了进一步统一人们的思想，巩固封建专制，于是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

八股文并非是明朝首创，早在唐宋时期就作为一种文体存在，直到明朝才被列为科举必考形式。八股文有严格的文章形式：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出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个部分，所考内容为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代圣贤立言”。也就是说所有参与科举考试的文人士子都无权发表自己的见解，所做文章必须仅仅依靠古代先贤大儒的思想展开介绍。说得通俗点就是：你的理论再有道理也是没道理，孔孟朱子的理论再没道理也是道理。

纵观明朝历史，因为有这样极度压抑的国家文化政策，上层阶级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有意义的文化作品出现。反观民间文化创作倒迎来了一个高潮。

《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水浒传》被称为明朝的四大奇书，有意思的是，这四本奇书之所以成为传世名著，是它们反映了当时明朝社会的黑暗。从《西游记》的反对压迫、《三国演义》的尔虞我诈、《金瓶梅》的骄奢淫逸、《水浒传》的官逼民反都把矛头指向黑暗压抑的明朝社会，进行抨击。

军事方面。

前文所讲，宋朝推崇重文轻武的国策，有鉴于五代十国乱世的教训，大肆打压武将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的尚武之风从唐朝中期开始转衰，两宋时期完全没落。

宋朝对于将领掌兵进行近乎苛刻的限制，甚至在将领出发之前皇帝要替军队规划好进军路线，军队出征之后，将领只能不折不扣的执行皇帝的决策，毫无自主性而言。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还好，毕竟宋太祖本身是武将出身，而且还是五代时期的名将，对于兵事还是了解的。自太宗赵光义开始，皇帝对于军队的过分干涉成为宋朝军队作战的严重负担，大大削弱了军队战力。宋朝采取守内虚外的军事战略，将最为精锐的禁军放在东京开封周围，边境只留下战斗力较差厢军和藩兵。若有战事，则从东京征调禁军，贻误战机。

从唐朝安史之乱开始，北方少数民族开始渗透到长城以北，到五代时期，开始定居在燕云之地。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于辽国，长安地区又被崛起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控制，汉族失去了两处最为重要的养马场。基于此，当宋朝的步兵面对到游牧民族的骑兵时往往处于守势。即便如此，在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作战中还是能够保持不错的胜率，只不过基本上都是防御战的胜利，不可能扩大战果。因为步兵面对到骑兵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打赢了追不上，打输了自己也跑不了。

正是由于兵种上的不足，反而激发了宋朝军队在军事科技上的发展，最为代表性的就是火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霹雳炮、震天雷、引火毬、铁火炮、火箭、火毬、火枪、火炮等火器的出现，使得中国古代战争进入热兵器时代。《宋史》之中对元军攻打静江城时的记载：

“娄乃令所部入拥一火炮燃之，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兵多惊死者，火熄入视之，灰烬无遗矣”。

虽然宋朝在火器层面表现出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依然无法弥补自身兵制及兵种的欠缺。终大宋319年的历史，从未摆脱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军事短板，最后在崖山海战之中国运衰亡。

明朝军事制度主要是以卫所制为其主要特色。洪武十三年设立五军都督府，主要负责管理军籍，由兵部掌握士兵日常训练，规划，征讨镇戍等军政大权。若是遇到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择选将领，授予印信，带领从卫所征调来的军士出征参战。战争结束之后，朝廷收回印信，将领回朝述职，兵士返回卫所。这种将统兵权与调兵权相分离的政策，与宋朝的军事政策如出一辙。虽然作战上可能会出现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现象，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防止将领手握重兵培植个人势力。

于宋朝相同的是，明朝在火器的研究制造上同样杰出。明成祖朱棣在禁军之中设立神机营，专门研究使用火器。主要装备为火枪、火铳等，后期又添置火绳枪。这种独立的枪炮部队编制比欧洲最早的西班牙火枪兵要早上一个世纪。不过火器在明朝所起到的作用远比宋朝要大，简单地说，宋朝对于火器的研究是因为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在兵种上的差异，不得不另辟蹊径；而明朝则收复了燕云十六州，并不缺少骑兵，所以对于明朝军队来说，火器装备属于锦上添花。

谈起明朝的对外战争，首推的便是万历三大征，其中最为曲折光辉的就是万历朝鲜战争。日本丰臣秀吉野心勃勃，企图趁李氏朝鲜忙于党争之际，出兵占领朝鲜进而灭亡明朝。就在这个时间点上，明朝由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国库充盈，吏治刷新正是中兴之时。李氏朝鲜不敌日军，向宗主国明朝求援，万历先后派军四至六万援救朝鲜，历时七年的明日战争，最后以日军败退，明军胜利而告终。同时这场战争也成为了神宗皇帝最大的功绩，进而名垂史册。清乾隆年间，到访中国的朝鲜人洪大容还曾对潘庭筠和严诚称道明王朝的再造之恩：

“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靡烂，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于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

经济方面

我之所以将经济放在最后介绍，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经济因素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繁荣程度和民心向背，宋明两朝就是很好的例子。

宋朝于明朝在经济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宋朝是典型的藏富于民，而明朝是特殊的藏富于官。大家都知道，宋朝的经济发展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是独一档的，真的可谓是空前绝后（ps：宋朝经济总量大致占据当时世界的22%左右，没有吹的70%那么多）。在宋朝商品化经济高度发达，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对于土地兼并问题的纵容，虽然大批量的土地兼并使得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但是宋朝政府对于商业的抑制很小，无形之中将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逼成了工商业者。（像极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圈地运动）

在中国古代那个农业为本的社会之中，宋朝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七成来自商业税，太惊人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宋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可以比较一下，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

如果单单是商业上的高度发展显然是不够的，宋朝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同样亮眼。宋朝大兴水利建设，先后开发了比如：梯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等新兴耕地方式。土地面积从996年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1021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体现农业发达的最直观数据就是人口的数量，宋朝之前，中华大地能够承载的人数最多为8000万，一旦超过这个数字，人地关系便急剧恶化，社会开始动荡。而宋朝在北宋时期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稻，经过本土培育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据后世史学家考证，北宋的人口峰值在靖康之乱之前，全国有2340万户、12600万人，在中国首次突破亿万大关。即便是只有江南半壁的南宋，人口峰值也有8060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统一王朝，它用最少的土地养育了最多的人口，而且经济还十分发达，不可思议。

明朝人口众说纷纭，总也争执不下。大致的区间是6000万到1.9亿之间，我个人比较倾向于1.9亿之说，因为在明朝中后期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人口出现大批量猛增是合情合理的。

在经济方面，我没有像之前一样分别列举宋明两朝的制度和内容是因为真的，没得比！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最高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南宋二十五分之一。经济总量方面，直到清朝末年四亿人口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才勉强与宋朝持平。至于人均生产总值（人均GDP）直到1952年都没有超过宋朝。

所以经济方面的腾飞使得宋朝的老百姓基本上不用考虑生计问题；宋朝商人也开始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造桥铺路、造福乡里；政府开始出台相关的社会福利体系，凡此种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盛世文化繁荣，同时也为宋王朝积攒了民心。

从侧面证明这一点，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被称为整个民族的起义，无论是白莲教还是张士诚、朱元璋都是打着“复宋”的旗号开始征战，并且迅速得到大量人民拥护，取得全国政权；反观明朝同样被外族入侵，同样是“复明”的口号，结果领导者都是士大夫阶级后代，喊了两百多年都没能成功；为何？因为元末百姓明白在宋朝自己过得是什么生活，清朝的百姓明白在明朝过得是什么生活。民心向背，不言自明。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我对于题主所提之问题的观点了吧，那就是：

明朝甚至包括清朝，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在倒退。

当然了，这也是我一家之言，无论宋朝还是明朝，它们都在中国的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朝文化经济的高度繁荣，明朝政治和军事的刚烈，数百年之后，尽皆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为什么我们要说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为我们并非是要创造辉煌，而是要回到过去辉煌罢了！最后用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话来结尾，同时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目标。

“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冬雪秋风梅子雨，悠然观史看君名，我是君名。这篇文章从昨天下午开始着手，只写了不到一半，一直到今天早上才最后截稿，确实是很累，也很饿。创作不易，您只需顺手点个小赞就是对我的最大鼓励，感谢。我要去寻摸点吃的，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