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毁了大明（东林党害了大明王朝）

说起东林文人，自然就会想到他的领袖，顾宪成，他的一副对联，一直在民间留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因为他创办，东林书院，也被人称为，东林先生，他是一个志向远大和有抱负的人，他是饱含着政治踏入仕途的，一心想为人国家和百姓做出有益的事情来。可惜当时明神宗在位，宧官当权，政治非常黑暗。顾宪成为官时不媚权贵，办事认真，十分清廉。他过于刚直不阿的性格，被不理政事的明神宗罢官。

后来他回到了家乡，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和当地学者共同重建当年杨时讲学的地方一一东林书院。任东林学院主讲。东林书院其实成为一个舆论中心，逐渐从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后来魏忠贤专权后，对东林党员及其追随者大加迫害，即使当时顾宪成已病逝，也被迫削籍。其实顾宪成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社会政治，关心世道人心，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他的很多著作一直被流传至今。

天启中年，魏忠贤专权，形成明朝最大的阉党集团，诸党争相投靠魏忠贤门下，形成阉党，并怂恿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后来崇祯帝继位，虽然除掉了魏忠贤，但阉党依然残存嚣张，继续排斥东林党人，直到明朝灭亡。

明朝的灭亡，民心没人散，党派争斗，经济危机，官场腐败横行！🐴🌺🌺

做为君王死社稷的崇桢在临死前曾绝望地唤出“诸臣误我”，这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警诫，大明朝的覆亡固然有崇祯的责任，但也跟东林党脱不了干系。

崇祯继位初，就驱逐剪除了客魏集团，魏忠贤上吊自杀，客氏被押打死。随着魏党分子的罢官贬逐，东林党人纷纷出山，他们对魏党的追究也随之开始，新的党争党祸逐步形成，结党营私、徇私舞弊、公报私仇变本加厉成新的冤案，而且重新激起派别斗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成为官僚的共性，严重的党争必定任人唯亲，谋私损公，贿赂公行，是非共蔽，忠谗互淆，大臣争权夺利，贪污腐化；小吏观风使舵。敷衍塞责。自古治国先治吏，吏治不清乱象丛生，官僚寡廉鲜耻，贪污腐败，胡作非为，如果没有有效的机制进行惩治整顿和监督制约，那么天下一定动荡灾变。治国要安民，但是对国家政权最大的危害，往往不是来自平民百姓，而是来自官员的权力滥用，营私舞弊，徇私枉法，官场腐败，朋比为奸，蠹国败政，祸国殃民，腐化堕落必会导致民怨国衰、民流政散。以致敛怨殃民，扰累地方，侵害百姓。

另外，经济是国家的命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作用经济基础，政治根源于经济，但是政治策略对经济利益存在反作用，一是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可以对国家统治起巩固、维护、加强的作用；二是不适应经济利益的政权，就会对国家利益起到破坏、阻碍、矛盾的作用。利可共而不可独，利益均衡方使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利益决定了社会矛盾，当利益集团渗透到国家政权，官僚主义利用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已经非常危险了。权力市场化，贪腐公开化，使东林党借为官之名，行包庇之实，沦为大官僚丶大地主丶大商人的利益关系代言人，东林党一方面极力阻挠朝廷对富商豪强征款纳税，废除富豪权贵的税赋徭役，一方面又把豪强地主的税赋转嫁于平民百姓头上，进一步对百姓的强征暴敛丶敲骨吸髓，更使平民百姓穷困潦倒生存艰难，如此的两极分化和矛盾激化不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更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不聊生就会出现贫民挺而走险，进而反抗统治的起义斗争持续不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库空虚入不敷出财政拮据经济困难加上灾害不断，造成难民大量逃亡背井离乡，朝廷对乱民也只能追剿而不能抚恤，又使起义队伍不断状大风起云涌，兵士兵饷的难以发放更使军事衰弱，加剧人们恐慌与社会动荡。使得整个大明国家机器运转不灵，国家机制行动不便，内忧外患终使明朝分崩瓦解。

每每提到魏忠贤九千岁，都有网友在下面大骂，魏公公再不好，也比只啰嗦不办实事的东林党强一千倍。

这大约是中国士大夫集团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东林党没有出过魏忠贤这般腌臜人物，口口声声也是忠君爱国，即便有部分投降满清，但以身死谏、殉国者众多。

他们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让后来人这般不待见他们？

东林党，本身就是蔑称

明末党争之中，很明显，一方面是天子、宦官、内阁组成的具有权力的一派，另一方便是东林党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复社成员。而东林党，刚开始并不是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什么党派，说白了，就是敌对者轻蔑的称呼，将他们列为“朋党之列”。

在皇帝眼皮子底下，但凡和他政见不同、利益相悖的一群人，都容易打成“朋党”。而东林党的出现，本身就是宦官专政之后的连锁反应。朱元璋时，为了防止宦官专政颁布了一系列措施，而到了英宗时期，宦官势力逐渐膨胀，打击士人官僚，典型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东林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集结的志同道合的文人。

东林浮沉，从笼络阉党到赶尽杀绝

东林党这个称呼，从无锡东林书院开始。东林书院之中，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八君子”，在当时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背景之下，开课讲学，针砭时弊，讽刺朝政，评论官吏……其目的并非是要造反，而是想要朝廷听入耳内，整顿吏治，广开言路。

因为得到了当时社会文人的极大支持，他们也成了当时把持朝政的阉党们的眼中钉，并施行手段镇压。在这个时期之内，但凡朝中同情东林书院或者试图与阉党划清界限的朝野人士，都被划分入东林党之内，遭受无端攻击。

天启年间，因为明熹宗上位得到东林党的扶持，他们的命运逐渐开始出现转机，首辅刘一景、叶向高等朝中高官，都是东林党的支持者。《明史》之中记载，东林党此时“众正盈朝”，可见他们已经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掌朝政的重要力量。

然熹宗并非明君，他偏爱木工，不理朝政，让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迅猛成长，直到控制朝中大权。杨涟上书熹宗陈述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不幸被罢官。此后四年，而东林党并未意识到危机感，而是向魏忠贤抛出了橄榄枝，想要笼络阉党。得到的结果却是朝中东林党被赶尽杀绝，东林书院被拆。

明崇祯帝即位后，杀魏忠贤，为东林党翻案，重建东林书院。不久后，东林党因袁崇焕被捕，被迫退出内阁。

东林之败，在于党争，更在于文人的狭隘

东林党在历史上正气凛然地登场，悲壮散场，然即便知道他们最后的结局，他们在最初选择之时，依然会坚定不移地站在阉党的对立面。

宦官专政，一个小小的书院可以听之任之。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本来就不是奴性，而是反抗性。他们深知，如果在宦官面前没人站出来和他们拼命，就对不起太祖朱元璋，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所受的这么多年的教育。东林从寥寥几个人发展到当时一切所谓“正直之士”的代号，在万历年间，因为东林官员被排斥，甚至引发了地方性的民变。所以这些知识分子，从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工商业者和市民阶层的心声。

东林党人即便不得志，依旧控制了相当一部分的舆论力量。他们之中大多是具有操守的文人，和宦官之争的本心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东林党的本质问题，并非是他们丢了文人气节，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针对宦官造成内耗。而是他们狭隘的思想之下，将朝中部分官员连结在一起，但凡是他们认为背景不好的官员，即便是明确表示支持东林官员，也会被他们排挤，并不在乎他们拥有多大的能力。在大部分和宦官或者武官产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这个团体的利益，早已失了为国为民的初心。

纵观万历年间到天启年间的旧案，“妖书”、“梃击”、“移宫”等等，都和东林党有关。国之大事，文人学子想到的第一个字就是“骂”，站在道德批判的制高点，引经据典，将敌对者骂得毫不还口就是他们的骄傲之处，哪怕丢了性命，也要骂得痛快，以为这就可以在历史上留下清正之名。

而相对于阉党，他们并没有更加出众的能力，不足以挽救时局。至今我们翻阅史料，很难看到东林党提出的政见，对国家的财政、军事甚至民生问题有本质性的改变，大多数的决策是无效的。这便又回到这个问题：一个私德有亏能力强大的人，和一个毫无能力的正人君子，你作为皇帝，会用谁？

难道清廉之人，就不会误国吗？

南明最有才志的隆武皇帝，对于东林党有着这样的评价：

“帝王量大，则必识高，识高，则必用舍公明，又何有乎东林，门户，魏党，马党之纷纷哉！”

“历代之患，莫过群臣朋党之最大。去寇易，去党难，然党不去，寇不驱也，审矣。”

东林党最终还是从一身正气的文人学子，到让皇帝谈起来牙痒痒的“朋党”。

结语：

东林的崛起，不免让人感慨中国文人的民族气节尚存。在和宦官集团对抗的过程之中，他们牺牲者众多，却不能救国，实在令人惋惜。

他们正义，他们也迂腐，除了几位治世良才，他们大部分没有什么实质的业绩，却一直自封为治世的良臣。在短时期内，他们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而在历史进程之中，他们却起到了长期而负面的影响。

东林党的过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明朝的灭亡，他们有过错。但后人直言指责东林官员，将他们的过错和阉党划上等号，甚至于说他们不如阉党的，将党争之祸全部推到他们身上，是不公平的。

东林党和宦官之争，本就是当时历史背景之下必然出现的矛盾。说白了，当时明朝的颓势，不是有高尚品格的清流就能挽救的，也不是几个有能力的宦官可以挽救的，将历史大潮归结在一两个原因之上本就是幼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