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南宋(1127—1279年)立国一百五十三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较低。一是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积贫积弱。以积贫而言,南宋赋税剥削苛重,军费支出庞大,财政困难重重,滥发纸币又造成物价飞涨,生民重困;以积弱而言,在前期,对金作战败多胜少,被迫签订了一个个屈辱的和议,金朝灭亡后,又一直受到蒙元军队的侵扰,国土日削月腹,最终逃脱不了被攻灭的命运。二是认为南宋是一个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腐败社会,不足为后世效法。

    几十年来,随着对南宋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已逐渐开始改变这种看法,认识到南宋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朝代,也是一个贡献甚大的朝代,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研究它。但是,不可否认,迄今为止,尚有不少人或仅仅根据南宋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或囿于传统记载甚至小说家之言,仍然轻视南宋,贬抑南宋至深,即使一些承认南宋历史地位十分重要的学者,也总以为它毕竟是一个偏安政权,比之汉唐,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这种评价缺乏对南宋国内外环境的总体认识,只是就南宋而论南宋,缺乏对南宋国家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忽视了南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忽视了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故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一、繁荣的社会经济

    宋室南渡和女真贵族对华北、中原地区人民的野蛮统治,造成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给南宋国家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他们与当地百姓一起,辛勤劳动,极大地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农业生产技术在南宋时获得了显著进步。一是农器种类繁多,元代初年,王祯在《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已达一百○五种之多,明清时期所使用的农具在南宋时都已出现。主要农具在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尤其是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到南宋时更加灵活轻便,适宜于在水田耕作。犁镌、犁壁作了分工,使犁起的熟土在上,生土在下,有利于作物生长。至此,中国传统时代的犁耕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一直沿用至今。二是重视深耕细作,施用追肥和“靠田”技术,以增加土壤肥力,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制,首创了早晚稻的种植,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宋江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提高了两倍多。此外,随着大批北方人口的南移,对麦子的需求量激增,加上政府的鼓励,南方农民开始普遍种植麦子。与北宋相比,南宋发生饥馑的次数较少,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可谓功不可没。“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其次,南宋时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北宋时,南方手工业生产的总体水平虽然已经赶上北方,但还有不少生产部门在南方之上。到了南宋,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北方手工业者的大批南下以及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人,使南方的手工业生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了矿冶业因受资源条件限制,仍较落后以外,其他生产部门如纺织、瓷器、造船、造纸、印刷业等全都超过了北方。

    再者,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南宋的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具体表现为城市的繁华、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南宋最大的城市是都城临安府,到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仅城区(钱塘、仁和两县)就有186330户,若以每户5口计算,即达991650口,加上众多的流动人口,全市约有140万人左右。而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人口也不过3.4万左右。难怪马可·波罗到了杭州以后,对它“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1](P246)了。

二、光辉灿烂的文化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北宋灭亡以后,宋文化在南方地区继续蓬勃发展。

    一是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南宋时理学最终形成,有以朱熹为代表的主流派道学,以胡安国、胡宏、张械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此外,浙东事功学派也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崛起,他们中有以叶逋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在理宗朝以前,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的繁荣。南宋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它们在南宋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仅参加中央太学补试的士人就达3.7万余人,约为北宋熙宁初的250倍[2](《崇儒一》)。州县学在北宋虽多次获得倡导,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两宋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3],约为北宋的4倍,著名的白鹿洞、象山、丽泽等书院,都是各派学者讲学的重要场所。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乡。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南宋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繁荣。

    三是史学的空前繁荣。南宋文禁不密,士大夫熟识政治和本朝故事,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通过史学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参考。另一方面,南宋重视文治,读书应举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对史书的需要量极大,许多人将著书立说、刻书卖书作为谋生手段。这样就推动了南宋史学的空前繁荣,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过了北宋一代,南宋史学家治史态度之严谨,考辨之详赡,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他们的史学著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其爱国思想也对后世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是文学、艺术的繁荣。南宋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据唐圭章所辑《全宋词》统计,在所收作家籍贯和时代可考的873人中,北宋227人,占26%;南宋646人,占74%,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刘克庄等都是南宋杰出的词家。宋诗的地位虽不及唐诗,但南宋诗就其数量和作者来说,却大大超过了北宋。由北方南移的诗人曾几、陈与义;有“中兴四大诗人”之称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有同为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有作为江湖派代表的戴复古、刘克庄;有南宋灭亡后作“遗民诗”的代表文天祥、谢翱、方凤、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等人。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以及戏曲等,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南宋官方十分重视书籍的搜访整理,私家藏书更是远胜前代。

三、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南宋亦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4](《导论》)此话一点不假。不过如果将南宋与北宋相比较,李约瑟上面所说的话,恐怕用在南宋会更加恰当一些。

    首先,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即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在南宋获得了比北宋更大的进步。当时,指南针已从简单的水浮单针发展为比较复杂的罗盘针;南宋绍兴年间,作为地方守臣的陈规,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用长竹竿制枪筒以喷射火焰的“火枪”,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原始管形火器,此后,南宋人又发明了使用弹丸的“突火枪”;南宋文臣周必大用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刻印了自己的著作,成为历史记载中实际应用活字印刷的第一人。

    其次,在农业科技上,南宋陈旉所著《农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的农学著作。该书首次对土地利用规划的技术进行了研究,并在养蚕栽桑和农业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卓越见解。

    再者,在数学领域里,秦九韶和杨辉是南宋数学家的杰出代表。秦九韶撰著《数书九章》,发展了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正负开方术)和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大衍求一术),其研究领先欧洲五百余年。杭州人杨辉撰有十余种数学著作,不仅记录了古代大量的数学算题和算法,还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他在著作中所列“纵横图”是世界上对幻方的最早系统研究和记载,他改革了乘除算法,对中国明代珠算的发明有重要推动作用。

    最后,在医药学方面,南宋医药分科更加完备,几乎每科都有名医、名著。如陈自明精通外科和妇科,所著《妇人大全良方》直到清代仍被妇科医生奉为圭臬。外科医生李迅编成的《集验背疽方》,深受百姓欢迎。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和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两书,反映了当时针灸学的最高水平。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对后来的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综上所述,南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也是一个贡献巨大的朝代,对后世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研究它。

    参考文献:

    [1]池田静夫.中国水利地理史研究[M].日本:日本生活社,1940.

    [2]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3]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A].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集[C].1929年12月至1930年出版.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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