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宋庆龄曾经断定苏俄模式无法救中国

司徒雷登:宋庆龄曾经断定苏俄模式无法救中国

    司徒雷登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见证人。他断断续续一共在中国生活了50年。这些经历大致记录在他的日记体裁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对于司徒雷登这本回忆录,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阅读起来,其感觉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不可置疑,那就是,司徒雷登的声音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实证了辛亥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中国社会背景

    司徒雷登回忆录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予以客观的记载,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其一,他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我作为传教士,从中国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其民族主义的觉醒。过去她可能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但是在屡遭外来的欺凌之后,她苏醒了。”“当时人们普遍担忧国家会被列强瓜分。”其二,面对中国的困境,他目睹了中国人奋发图强、苦苦探索的经历。1905年他首次到中国传教,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开战,使中国蒙受奇耻大辱,它促使“中国青年普遍在探求有效地抵御西方侵略的秘诀。他们大批地涌到日本留学”。第三,1908年他觉察到了近代中国的“革命”主题及趋势,即“清王朝已变得摇摇欲坠”,“生活中飘荡着一股革命的气息”,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它没有周密的组织计划,却轻易地席卷了全国”。

    二、显现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注定失败的预兆

    司徒雷登的这本日记体回忆录有大量赞美蒋介石的篇章,但也常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无可奈何,和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命运的担忧。这种潜意识在司徒雷登的其他文档中也有记载,大致可以归结如下:

    其一,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苍白无力,缺乏“志存高远”的精神。一方面是它没有革命的理想。司徒雷登提出:“国民党的主张是消极的……并不抱有要推行民主和进行社会改革这样一些较为积极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它没有革命的信心。司徒雷登发现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没有政治理想,也不愿意实践前辈的理想,“他(蒋介石)也应实行‘三民主义’的第三条,即民生主义。他点头表示同意。可是我后来了解到,使他同意我的主张是一回事,而要他下决心采取坚决的行动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此外,他也没有革命的策略,即“尽管在‘三民主义’和官方用语中,就民主和社会改革的问题作了强调说明,但更为紧迫的却是军事问题,后来是抗日问题以及同共产党人的冲突问题”。

    其二,国民政府在组织上仍采用旧式封建管理方式,腐败丛生。司徒雷登发现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式非常特别,即:“中国旧式的师生关系是非常严密的。空军首领、海军首领、高级将领通通忠诚于委员长,而不是忠于任何名义上的领袖,更不是忠于与个人无关的国家本身”。他还举出具体的例子:“陈氏二兄弟一直是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却是一心一意地为领袖效劳的,他们为他树立威信,反对他在党内的一切对手,压制党外的一切反对意见”。就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一方面,司徒雷登已经体会到了国民党内部腐败的猖獗:“许多官员都是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发了大财之后告老还乡的。在满清时代公款和私款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当官的都可以捞一把,只是受其上司和惯例的限制罢了。共和国初期,这种传统和习惯继续存在,除了敌对军阀的威胁之外,不受任何妨碍”。

    其三,国民政府的严重腐败导致其在军事上的最终崩溃。尽管国民党曾在进攻延安等地的战争中获得了一些“胜利”,但司徒雷登早已发现这种虚假性:“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他已经发现了国民党军队必将溃败的原因。

    第一,士气低落。“在国民党官兵中笼罩着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人们普遍地推测,共产党人很可能打散他们”。

    第二,士兵被奴役。一方面“政府根本不管士兵们的生活福利或作战目的的教育,如此亏待士兵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另一方面,“他们大都是被强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为何和为谁打仗,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第三,腐败腐蚀了整个国民党军事体系。“甚至在那个时候(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十分猖獗。在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为此,司徒雷登对国民政府的失败命运进行了小结:“中华民国政府失败的原因,那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驻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行瓦解的”。

    三、觉察到了民主派人士及社会民众的期盼

    其一是民主派人士的盼望。司徒雷登观察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分化,他写道:“孙逸仙夫人是忠于她的丈夫及其所阐明的‘三民主义’的。后来她感到她的亲属违背了这一理想,遂投向了共产党的人民政府,现在她在该政府中担任着一个很高的职务。”他还通过宋庆龄分析了中国革命与苏俄革命前景的差异:“(北伐战争失败后)孙夫人在莫斯科寄居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断定俄国的共产主义不是医治中国弊病的灵验药方(尽管许多说法与此相反),于是又带着随员到了柏林,大约一年之后我在那儿见到了他们。”

    其二是民主党派的期盼。司徒雷登区分了民主党派的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党派谋私利的,如在国民会议召开时,“经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有两个小党谋得了几个部长职位。并未给政府带来相应的好处。就像我们自己国内搞那种不光彩的分配官职的做法一样,那些小党也为他们自己的党员捞取肥缺。那些新上任的部长和他们的属下,与他们所取代的国民党官员相比,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其三是普通社会民众的期盼。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几个月的经历使我伤心透了。我痛苦地目睹这个国家处于大规模的冲突中,国力消耗殆尽,各阶层的老百姓遭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苦难,却又束手无策。人们遭到野蛮的屠杀,或是惨死在饥饿中,无人过问”。

    在1947-1948年间,司徒雷登已经意识到了蒋氏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每一件事,都与伙食情况一样糟。教师和各个阶层的一切专业人员,包括各级政府里一些有名气的公职人员,生活情况尤为悲惨”。为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不断下降,而且这种情绪也影响到政府的各级官员。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不满,而学生罢课和举行示威游行也越来越频繁,整个社会殷切期盼新的曙光。

    四、见证了国外各类势力在华的表演

    其一是美国在华的表演。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以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面目出现,帮助中国做了很多好事,因此往往赢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利令智昏,使之看不清楚中国的未来,因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司徒雷登日记中所记载山西一位从事医学的传教士周以德的经历正道出了这种矛盾性:“周以德十分清楚,中国人不但手无寸铁,而且有苦难言,因为日本人是靠着美国向他们出售基本战争物资进行战争的。”

    后来,美国的这一政策在中国遇到了尴尬,“1948年,一切已变得为时已晚”。“不但共产党人仇恨我们,就连那些心里没有政府而又渴望和平的知识分子也仇视我们,他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援助才阻碍了和平的实现。政府也抱怨我们援助的‘太少和太晚’。我们遭到了中国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

    其二是国际组织在华的表演。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二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但虚弱的国力并不足以支撑,当时的中国仅仅是西方列强手中的一个玩偶。在司徒雷登日记中记载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影响:“1947年1月6日,那天下午,我们拜访了委员长”。“委员长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他对《雅尔塔协定》的看法,说谁也没有征求过中国方面的意见。他还补充说,尽管他个人可以原谅那些当事者,然而,全中国人民对这种做法都极为愤慨,他希望能把他的意见转达给杜鲁门总统”。

    司徒雷登的日记记录的林林总总,从独特的视角展现了那段厚重的历史。这引起了后人在仰望历史星空之际的无限遐想,尤其是在革命成功很多年后的今天,面对中国当今社会与经济的巨大变迁,不禁让人再次深入思考中国革命、建设中的诸多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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