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选举由下到上，几乎都栽萝卜式选举，在党组织内是如此，在政府和议会也是如此。当基层参议院选举逐渐完成的时候，基层的代表选举出来后，最高层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的任期问题就第三次被提了出来。
在构筑“中华民国”政权机构的五院当中，数“立法院”最让蒋介石和陈诚棘手和头痛。
这倒不是“立法委员”如何的讲法和不讲法，而完全是“立法”之外的问题。
1952年初，蒋介石就为“立法院”的危机而亲自出面协调解决事端。
当时“立法院”的危机不是一重，而是至少两重大危机，一是“院长”缺位的危机，一是“立法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的危机。
事实上，这两个危机于1951年底就已提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院长危机”源自于上次蒋介石强推就位的“立法院”院长刘健群的行为“不检点”。
1950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撵走陈立夫去美国后，12月，刘健群如期当选院长。但是，事情还真如当初CC系当初强烈反对的那样，复兴社特务头目出身的刘健群主持“立法院”，并不得力，驾驭不了院里的“大炮”们不说，并且他本人还在台湾和“立法院”如此艰难的时期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于是终于自己把自己撵到下台的悬崖边缘了。
二陈的CC系残余势力立即毫不客气地出手了。
由于蒋介石亲自打压，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一走一亡，使得CC系陷于崩溃边缘。原来那些金刚级的骨干们有的见风转舵，另投明主；有的意志消沉，不问政治；但也有的不甘心就此沉沦，暗中积蓄着东山再起的力量。因此，从表面上看，CC派从组织到势力一落千丈，但作为一个当初全国性的派系组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仅人数庞杂，而且势力仍然不可小觑，甚至仍然强大。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CC系党棍被甩到了一边，但精明的张道藩、谷正纲等人还是被蒋介石不得不保留，并且安排要职。
CC系庞大人员像陈立夫本人那样，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极力维护国民党统治，但被政坛边缘化后，便开始扮演“忠诚反对派”角色。在政治磁场的引力下，在大陆时极为保守的CC派（曾坚决反对国共和谈），在区区一年时间内，就转变为政治开明派。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有，“立法委员”梁肃戎、齐世英、吴廷环、张子扬、胡秋原、费希平等，监察委员于振洲、陶百川、曹德宣、曹文名等；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诤、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田昆山、白云梯等元老则或公开或暗中支持他们。因此，CC系虽然因陈立夫出走而减弱，但犹如百足之虫仍然在政坛中活跃着，势力不可小觑。尤其在“立法院”，虽然刘健群在蒋、陈支持下当上院长，但CC系“立法委员”仍占据多数。周宏涛当初建议蒋介石联络200票的高招，事实上即使陈立夫离开了台湾也没有达成目的，严格地说，蒋介石仍不能完全控制“立法院”的每一次表决。
1951年8月25日，陈果夫在台湾去世，更加激起了CC系的激愤。闻讯陈果夫过世，CC分子如丧考妣，于是亟谋将刘健群赶走，迎陈立夫回台湾任“立院院长”，继续领导CC系。经过近一个月的串通，他们联合对刘健群提出“浪费公款案”。针对刘健群当院长这几个月内“院务人事经费处理”“诸多失当”进行揭露，并准备进行弹劾。随后，“立法院”还组织了院务调查委员会。没过多久，该委员会便提出长达四万言的调查报告，将刘健群院长期间利用职权化公为私的种种劣迹挖了出来。
刘健群手脚确实不干净，不可辩驳。在铁的证据面前，为避免被弹劾，他不得不以退为进，决定辞职。10月19日，他在“立法院”获准辞去院长之职，由院长改为委员，由副院长黄国书代理主持院务。
刘健群当院长10个月，还差3天，就被CC系赶了下来，亦可见CC系力量的强大。
但是，蒋介石并不愿意看到CC系势力继续膨胀，因此坚决不同意陈立夫返回台湾。CC系撵走了刘健群，在迎回陈立夫之事上并不能如愿。获益的，只是副院长黄国书。
但是，蒋介石也不愿意黄国书执掌“立法院”。一则他当院长资历不够，在大陆时期最高职务不过副军长，难以在“立法院”服众；二则他是台湾新竹北埔客家人，本地意识强烈，执掌“立法院”不利于中央集权；三则他大陆时期在军界驰骋，虽然战功赫赫，但对立法诸事，知之并不深。因此，蒋介石只能另选他人。
在众人之中，蒋介石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启用张道藩。
张道藩既是CC系元老，又与陈诚、蒋经国关系密切，大陆时期出任过交通部、内政部、教育部次长，会写能画，还能编戏剧，有蒋介石的“文艺斗士”之称。他现在是中央改造委员，且兼任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中华日报》董事长数要职，负责文化领导工作。选用张道藩当“立法院”院长，则是蒋介石的一种折衷办法，他的“两边亲”的处事风格可以缓和CC系与陈诚系的矛盾，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12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按照蒋介石的授意，找到张道藩，悄悄透露这个好消息，说：“总统希望你去接任立法院长。”
他本是事先报告喜讯且探探对方口风的，谁知张道藩反应十分激烈：“不成不成，我绝对不能当！”
他为什么不当？张其昀知道他就是典型的CC系，以为他不迎陈立夫回国，自己接任院长，怕遭到众人的反对，特意强调告诉他说：“总统坚持要你去出任。”
“不成不成，我绝对不能当！”说罢，张道藩还补一句说，“就是总统本人来找我，我也不会当的，此事绝对不行！”
为了避免蒋介石亲自找他谈话，月底，张道藩未雨绸缪，抢先致函内政部，要求自行辞去“立法委员”职务。
他辞去“立法委员”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脱离“立法院”，避免被推举为院长人选。
其实，张道藩也不是什么绝对的不当官之辈，否则，他也不会上到如此高位。然而，这次他为何如此决绝？除了这次驱赶刘健群本意是迎回陈立夫的原因外，张道潘本人也有刘健群这样那样的可能被“立法委员”赶下台的“潜在毛病”。他最大的毛病不是刘健群那样的“贪”，而是“好色”。
张道藩年轻时留学英法学习美术，后来才“学画不以画为业”，一脚迈进了政坛，为蒋介石负责领导文化工作。自古文人多风流，张道藩也不例外。学画的时候，他就支持刘海粟的裸体艺术。在重庆时期，他把好友、著名诗人徐悲鸿的妻子蒋碧薇魔法般变成自己的情人，直接导致1945年12月徐蒋离婚。而张道藩本人一直有法国籍妻子素珊和孩子，却过着包养蒋碧薇的金屋藏娇生活。现在，素珊和孩子被张道藩送到千里之外的澳洲法属新克利多利亚岛，他表面上一个人在台北当裸官，其实住在台北温州街96巷6号他为蒋碧薇置办的家里。这是一座日式平房独院，入院后正房三间，右边门牌挂着“张道藩寓”，左边挂着“蒋碧薇寓”，两人公开同居一院，再次成为台湾媒体热衷的绯闻。“立法院”里“大炮”奇多，说不定哪日哪位“大炮”拿这事“开炮”，他张道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立法院长”肯定干不下去。古话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因此，张道藩决定现在不去沾“立法院”院长这腥儿，免得届时身败名裂。
但是，他给内政部的信函送去后，石沉大海，一直没有下落。
孰不知，他的这个坚决拒绝姿态，反倒让蒋介石很喜欢。因为这表明他张道藩没有政治野心，无意追权夺利啊。蒋介石更加不放他了，先后两次召见谈话，不准他推辞。但是，在情场上如履薄冰的张道藩还是坚辞不就，被蒋介石逼急了，脱口而出：“我这是去飞蛾扑火啊！”
“这个工作非要你去干不可。”蒋介石说，“今天国家到这样地步，就是要你去牺牲，你也要去牺牲。我们就这样定。”
张道藩没办法，只好答应了。
1952年2月，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内定张道藩为“立法院长”候选人。随后，蒋介石以“总统”身份提请“立法院”议决。
3月11日，“立法院”举行大会。500多名“立法委员”聚集一堂进行投票，多数票支持张道藩。
张道藩当选“立法院长”后，黄国书交出“代院长”职务，仍回任“副院长”。
这是CC派的一大胜利。
17日，张道藩走马上任。
上午接事，行礼如仪。随后，他没有按以往惯例宴请“立法委员”们聚餐庆祝，再说一些感谢、希望配合的客套话，却拉上大陆时期文化运动委员会时的老部下唐仁民径直去了沅陵街，私自掏钱购置几束鲜花，直奔泰山祭奠陈果夫去了。
张道藩正式上任后，接受前任刘健群的教训，成立“立法院”经费稽核委员会，由院会推选委员负责经费审核。并且，他对外声称：“本人不问金钱，机关事务委托秘书代拆代行。”准备做一个超然的“三不管院长”。“立法院”的CC派同仁立即恭维说：“新张大庆，大道之行，破除藩篱。”
但是，陈雪屏听到这把“张道藩”名字都嵌入其中的恭维话后，公开在媒体记者前批评张道藩道：“且乐且悲，亦文亦侠，多才多艺；非佛非仙，是庄是谐，不老不少。论品行私德，还不如席儒（刘健群）呢！”暗指张道藩那些见不得人的风流事。
孰不知陈雪屏维护的“席儒”，在抗战时期因为失恋，也曾一度出家做和尚。因为前后两任院长都是“爱情”上的风流人物，坊间便有人称“立法院”为“风流院”。
这让张道藩知道后很生气。在“立法院”第一次院会上，他不得不澄清道：“中华民国是法治国家，立法院就是法制的渊薮，是由高尚人士组成，岂可与花柳妓院堪比！以后此类言论如果发现，一定重究。”
张道藩当院长了，“立法院”开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他负责的文化领域“立法”。3月24日，“立法院”通过台湾《出版法施行细则》。其中，第27条规定：“战时各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及中央政府之命令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调解辖区内新闻纸杂志数量。”根据这个规定，4月11日，“行政院”下令停止报纸登记，并限定原有报刊的张数和版面。这就使得新报纸无法诞生，老报纸无法扩展，从而开始了台湾延续35年之久的“报禁”。
“报禁”的主因是《出版法施行细则》。在“立法院”讨论这一法案时，CC系立委胡秋原、费希平和无党籍立委成舍我，均慷慨陈词，指出这一法案违背“宪法”及“自由言论”的原则，不能通过。后来此法虽获通过，但费希平等仍不断在“立法院”呼吁，要求废除此法，称这个退步。但由于张道藩等人的坚持，反对意见一概被排除之外。
CC系的张道藩成功当选“立法院长”，还让陈诚土木系不舒服。他们再次反击，在“行政院”出手，揭露CC系的内政部部长余井塘、经济部部长郑道儒的“失职”和“舞弊”行为。
4月24日，陈诚主持“行政院”院会，进行内部人事调整。内政部部长余井塘提出辞呈，辞去内政部部长职，专任政务委员；其内政部部长由政务委员黄季陆继任；经济部部长郑道儒提出辞呈，由前度激烈批评台湾外汇制度弊端的财政部政务次长张兹闿继任。
随后，蒋介石明令对诸人进行任免。
陈诚对CC派的这个还击，使得两派再次达到平衡。就这样，由去年10月份以来的院长危机总算过去了。
第二个危机就是“立法委员”的任期危机。
按照当初南京行宪时制成的宪法中立法委员任期三年的规定，1951年5月，第一届立法委员任期已满，依法应宣布“立法院”解散，并于解散前三个月内选出第二届“立法委员”。可“国民政府”只剩下一个台湾省，但若真这么办，则第二届“立法委员”只能在台湾选出。这样，就无法具备全国代表性，国民党的法统立告中断，“中央政府”也就无“中央”可言。
这当然是一条走不得的死路。
对于这个由于“立法委员”的任期引起的法统危机，1950年12月，“行政院”就呈请蒋介石咨商“立法院”，议决同意由第一届“立法委员”继续行使立法权，延期时间暂定为一年。而到1952年年5月，延期一年就到期了。虽然张道藩出任院长，“立法院”有了掌门人，但依照宪法，“立法院”却在一个月后就要解散了，第一届“立法委员”也要卸任散伙了。怎么办，张道藩只好找蒋介石想办法。
蒋介石哪有什么好办法？只好照葫芦画瓢，再次违反民主程序，下令张道藩仿照前次办法，继续议决延期一年。
5月2日，张道藩召集院会，不费多少口舌，才令众“大炮”同意蒋介石的咨商，决议本届“立法委员”继续行使“立法权”一年，使得张道藩的“院长”和立委身份又“合法”了。
然而，在台湾地方选举完成后，12月1日，张道藩又来到了“总统府”，向蒋介石再次提出说：“立法院第二次延期，明年5月份又到期了，必须早早作出准备。”
这年年延期，一延再延，致使“立法委员”和“立法院”的合法性广受外界质疑，李宗仁、毛邦初等人就是利用“延期”的不合法性，一次又一次地对蒋介石“总统”身份发难，像胡适这样的人，也一再反对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做法。这种窘境，也使得张道藩和众“立法委员”不敢细想自己的职位是否是正当，领着薪水和举手表决时，总不是那么理直气壮。有的委员干脆公开说：“再不从法统上落实，这宛如给人家当小三似的委员，不当也罢。”
为此，张道藩说：“必须采取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
但是“国土”只剩下台湾一省，这个选举范围比当初对日和约的适用范围更难以解决。因为没有大陆地区选举出来的委员，就根本不可能代表大陆，“中华民国”就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
蒋介石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只好回复说：“尽快开会研讨。”
随后，陈诚提出一个建议，对《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修法”，即把不利目前现状的种种条款都进行修改，剔除，这样一切难题都可以解决。
于是，蒋介石找来张道藩，下令他组织“立法院”修正《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以图彻底改变这种年年延期、年年让人指责的做法。张道藩本来就是御用文人的品性，受命后就回到“立法院”，找来副院长黄国书：“修法，修法！”
“修什么法？”黄国书莫名其妙地问。
“总统要求我们修正《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委员们采取年年延期的方法，得改变。”张道藩说，“因此，希望你请专家和委员们进行研讨。”
年底，“立法院”召开院会，对修改两部组织法进行讨论。会上，“大炮”们各抒己见，吵不得不可开交。这给1953年的立委不需要延期之事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似乎修法的方法也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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