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第一谜案:“刺宋案”背后的政治角逐

民国第一谜案:“刺宋案”背后的政治角逐

  1913年3月20日夜晚,沪宁火车站和往常一样人流如织,川流不息。火车拉响了启程的汽笛,宋教仁与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和廖仲恺挥手作别,走进了检票处。就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检票处骤然响起三声枪响,宋教仁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车站上顿时秩序大乱,旅客四处逃散,刺客乃乘机逃逸,无影无踪。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立报》主笔。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建临时政府,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5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

  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一传开,便在全国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各大报纸媒体都在第一时间竞相报道了这一令人痛心而意外的消息。袁世凯颁布命令说:“前农林部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阙功甚伟。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在群众和舆论的逼迫下,袁世凯电报江苏都督程德全:“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

  正当案件的调查工作在忙乱中进行的时候,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惹得当时人心惶惶。当然,报纸上的言论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宋教仁就因为政府的体制原因与孙中山有过争论。

  孙中山于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之时,宋教仁就向孙中山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即由宋教仁出任总理,实际掌管内政外交,而孙中山的总统则做形式上的国家元首。孙中山表示反对。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孙中山主张的总统制还是更为符合时局。

  国民党组建后不久,孙中山就不太过问党务,本着为国为民多做些实事的心态,四处考察铁路。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孙中山仍滞留在日本。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全力协拿凶手,限期破案。黄兴与陈其美致函公共租界的总巡,悬赏万元,缉拿凶犯,可是却始终找不到有力的线索。

  3月23日,英租界的巡捕房来了一位意料之外的人,巡捕认出了他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古董商。这位古董商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他的一番供词,才使得刺宋案渐渐走向了明朗。当时,他对巡捕这样说道:“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夔丞的家里兜卖古董,他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为报酬。我因为只懂得做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夔丞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夔丞,便可找到凶手。”

  应夔丞原为上海流氓、帮会头子,也曾是革命党中的一员,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

  湖北路迎春坊228号,一位女子正替坐在茶几边的男人上茶。突然,大门被踢开,门外出现的是租界的巡捕。女子大惊失色,男子见状,正欲翻窗逃跑,就被巡捕按到墙上,戴上了手铐。这个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应夔丞。

  应夔丞并非刺宋案的动手之人。根据应夔丞提供的线索,巡捕又来到文元坊搜查。一名巡捕突然发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正在向文元坊靠近。这人一只脚刚刚踏进文元坊,即被突然现身的巡捕逮了个正着。男子一脸的意外,而逮捕他的巡捕更是满脸的震惊。这个人正是流窜上海的亡命之徒——武士英。

  武士英被捕后供认说,应夔丞答应给他1000元,拿出宋教仁的照片,让他行刺。而直到行刺得手,武士英仍不知道宋教仁究竟是什么人。

  当时人们的疑问是,应夔丞为什么要买凶杀害宋教仁呢?这要从宋教仁所处的历史环境说起。

  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廷便成了殖民者统治与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让洋人痛感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他们瞄上了袁世凯。原因很简单,袁世凯与孙中山的差别在于,前者是阴谋家,而后者是理想家。

  但当时孙中山对于袁世凯,却并不是完全的信任。这一次,孙中山站在了宋教仁这一边。孙中山虽然让位给了袁世凯,但却在让位之前通过了《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了内阁制,希望借用法律的形式来限制袁世凯将来可能的独裁。

  内阁制是以议会为基础而形成的。内阁的首脑由议会中通过选举而产生的、议员中占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国家元首只是在名义上代表国家,并无实际权力。国家实际权力在内阁,由内阁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

  对于一心想搞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来说,责任内阁制无疑是一块碍眼的绊脚石。想要铲除通往独裁道路上的阻碍,废除责任内阁制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一步棋。

  国民党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国民党人因此踌躇满志,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削弱袁世凯的权力。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宋教仁沿江东下,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袁世凯深深感到宋教仁和国民党对他的威胁,便派人给宋教仁送去西装和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在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并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此后,宋教仁一如既往地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自己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态度。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从上海起程回北京,送行的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当晚10时许,火车进站。宋教仁几人边说边行,走到了检票处。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只见宋教仁以手抵腹,倒在了血泊之中。

  宋教仁被迅速送至铁路医院,但终不治身亡。

  宋教任遇刺事件的发生,正处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矛盾日趋激化的时刻,于是人们对案件的背景和内幕产生了种种猜测,同时也把这两大政治力量推上了风口浪尖。

  1913年3月25日下午,法捕房的蓝总巡率人到应夔丞的宅邸进行第二次搜查。搜得多件公文凭据,并发现了贴有封条的皮箱一只,以及五响手枪一把。巡捕房将案发当日从车站拾到的两枚弹壳,与枪内所存子弹进行比对,两者均为相同型号。

  翻阅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函文,负责这起案件的程德全不禁大惊失色。谁都没有想到,刺杀宋教仁的案件背后,居然是这样一个人物。

  这个人叫洪述祖。洪述祖人称“洪杀胚”,在当时担任内务部秘书,实际上他是受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密探头子,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

  难道以洪述祖这一区区内务部秘书就敢公然行刺国民党党魁了吗?刺宋案是否还有着更深刻、更隐秘的内幕呢?这天,愁眉不展的程德全正在翻阅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几份函电,突然,一个名字赫然出现在眼前。

  他的名字叫赵秉钧,曾任内务部部长,时任民国内阁总理,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风云人物。面对这样一位人物,程德全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说起来赵秉钧与宋教仁还有同款之宜。宋教仁屡次进京,与袁系人马最谈得来的就是这位赵秉钧,甚至宋教仁每次进京,都住在赵秉钧的家里。然而,在权力争夺面前,赵秉钧也不得不痛下杀手了。

  正当程德全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响起了尖锐的电话铃声。打电话来的人名叫张一麐,是袁世凯身边的机要秘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致电程德全了。致电的原因程德全早已能倒背如流:向巡捕房索取刺宋案中牵涉到中央的证据,并立刻派人送往北京,电话里还不忘特别叮咛一句:可不作正式报告!

  但是,在孙中山与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公诸于世。原本就已经暗流汹涌的海面被投掷了无数颗炸弹,新闻界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猜测,袁世凯与刺宋案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案子自此急转直下,袁世凯被无奈地推到了台前。当时民意滔滔,袁世凯不得已要想出些化解的办法,于是,他暗示京兆尹王治馨,在京举行的宋教仁追悼大会上为自己开脱。

  这个王治馨是个糊涂虫,他在追悼会上说,应夔丞到北京后,曾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总理也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决不是个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和总理无关,完全是应夔丞和洪述祖一手策划的。

  王治馨的这番话让人听来有欲盖弥彰之嫌,把袁世凯和赵秉钧气坏了。

  可案件的真相,却随着当事人一个个离奇死亡更加迷雾重重。

  武士英被捕入狱之后,于1913年4月24日在狱中暴毙。外界传言,这是应夔丞的党羽为了杀人灭口,把毒药放入馒头送进监狱把他毒死的。

  而与此同时,应夔丞还依然被囚狱中。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应夔丞在兵荒马乱之时,纠合狱中囚犯越狱逃跑,躲进了青岛租界。

  1913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由于仓促上阵,实力不足,国民党的军事领袖黄兴迟疑不决,主张法律解决,“二次革命”遭到挫败。

  之后,黄兴、孙中山纷纷出逃海外,而袁世凯则在数月之后,当上了自己觊觎已久的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应夔丞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并大摇大摆地跑到北京,要求袁世凯实践当初“毁宋酬勋”的诺言。袁世凯如果授予他勋位,那就等于自己承认是刺杀宋教仁的主犯,这让袁世凯非常头疼。

  应夔丞在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1914年1月,袁世凯突然派他去天津。从北京开出的火车上,应夔丞悠闲地张望着冬日的景色。两条人影闪进包厢,包厢内传出一阵惊叫,片刻之后,就恢复了平静……

  应夔丞的死讯传出后,天津《大公报》马上登出消息并配上评论,评论中毫无掩饰地指出:“(应)公然发电卖功,旋复大摇大摆款段入都,蛛丝马迹,宋案之底里,因不难揣测而知。”把矛头直指袁世凯,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1914年2月27日晨,天津河北区仁寿里赵秉钧的私宅中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都督病死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此时的赵秉钧只有51岁。

  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为掩人耳目,将赵秉钧调任直隶都督。赵秉钧死前一段时间,还曾经多次前往北京晋见袁世凯,对外的报道为研究国体事宜。

  在这样的时刻,赵秉钧的死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赵秉钧的死,使得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的说法缺少了最为重要的直接证据。

  而那个乱讲话的京兆尹王治馨,因袁世凯十分痛恨他在宋教仁追悼会上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白,于民国3年6月,以他贪污区区500元之罪将其处死。

  最后一个轮到的,便是北京方面的直接联络人洪述祖。洪述祖一直暂避青岛,直到袁世凯一命归西,他才敢出来活动。却没想到在上海惹上了诉讼官司,刚刚处理完想离开,就被宋教仁时年15岁的儿子宋振吕等人在捕房门口当场扭住,送至法院,以当年杀人在逃之罪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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