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宝船:东亚朝贡的体系

布罗代尔曾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出口,一个是草原,另一个是海洋。“西域”和“南海”,成为中国对外扩张的两个主方向。

郑和
郑和

  布罗代尔曾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出口,一个是草原,另一个是海洋。“西域”和“南海”,成为中国对外扩张的两个主方向。

  相比陆地关系,海洋更为开放和流动,更具有多样性和多重性。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从日本海、南中国海到印度洋,这片海洋其实并不太大,最多一个月之内就能利用季风来往各国;因此各国之间既互相独立,又可以互相影响,而中华帝国无疑是区域内不可争议的主导者,但主导并不意味着统治。在东方传统中,海洋是共有的,所有人都有权使用。将海洋看成陆地的延伸,并将海洋像陆地那样划分,这是西方殖民运动的结果。

  中国在汉帝国时代,就基本已经拥有了今日的海岸线,2000年基本没有太大改变。为了征服一些海洋民族,蒙元帝国初期的海军战舰曾经达到极其庞大的18000艘。在中国被蒙古人征服的过程中,日本、越南、朝鲜和爪哇等这些人口只有中国人几十分之一的小民族,也同时遭到蒙古海军的蹂躏。这些勇敢的民族小国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安南人甚至将“杀鞑”二字刺在自己身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一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激励下,这些被中国自古鄙视的蕞尔小国竟然赶走了凶残可怕的蒙古侵略者,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东亚帝国的梦想折戟沉沙。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小民族的成功反抗无疑增加了大汉民族主义者的屈辱感。在蒙古帝国的律法中,蒙古人杀死汉人与杀死驴子同罪。

  历史如同一个飞去来器。百年轮回,报应回到了蒙古人头上,还有与蒙古人同样优越的色目人。朱沐英攻陷云南后,对蒙古人展开同样血腥的大屠杀,甚至更羞辱地一次性阉割了30000多色目人。这些被阉者有的成为新帝国皇室的太监,其中有一个后来名满天下,他就是马三宝,据说他是先知默罕默德的37代子孙。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赐姓“郑”,并改名为和,居四品,钦封“三保太监”。

  朝贡贸易

  如果说蒙元帝国是马上得天下,那么明帝国就是船上得天下。朱元璋军事集团从鄱阳湖水战中崛起,然后以舟船之利的南京为基地发起北伐,最终完成统一。明初洪武时期,因张士诚方国珍等军阀势力与朱元璋争夺天下失败后,“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是为明代锁海之始。《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成祖朱棣登基后,针对“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下令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几乎占据整个亚洲的蒙古帝国崩溃以后,连接欧亚东西的水陆贸易遭到严重打击,陆路贸易完全中断。明帝国的反商业海禁政策使得宋元以来发达的海外贸易迅速衰落,更令“天朝上国”感到颜面无光的是,朝贡贸易也近乎断绝。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外国的君主和蕃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亨廷顿)。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帝国漫长的边疆和平与秩序。在孤立封闭的东方世界体系中,中华帝国是唯一的没有竞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朱元璋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中央帝国对藩属的承认,反过来也是藩属对中央权力的承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朝贡体系与其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扩张和统治,正如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中所说:“进行传播、扩散、赠与,这就是进行统治。”朝贡说白了,就是通过传播扩散和赠与的方式来进行统治。

  洪武末年,只有琉球、真腊和暹罗3国来朝。在维持海禁的前提下,帝国加大了对贡舶贸易的激励,“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船,既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续通考》)。这种赔钱赚吆喝的“贡舶贸易”成为“万国来朝”、“四夷威服”的形象工程,以“厚往而薄来”吸引友邦来朝。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说:“中国的政治家们几乎没有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贸易和朝贡。”比如一把日本倭刀,走私价仅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万文,足足高出10倍,日本在朝贡中获利良多。嘉靖四年(1525年),日本贡使楠叶西忍收到明帝国的厚礼后,无限感激地说:“大明乃空前绝后之大善政国家。”利玛窦指出,朝贡完全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的外在需要。“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作为历史上维持东亚秩序的重要方式,朝贡模式是以宗主权为核心的区域性关系,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的混合体系。甚至可以说,这是东方特色的,西方世界似乎并没有类似的模式。马戛尔尼曾说,“帝国与外国的任何一项贸易都不是为了互惠互利,而是源自前者对后者的仁慈与恩赐。”应当承认,慷慨的朝贡贸易并非一种经济行为,它看重的是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慷慨显然就是一种强加的债务”,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谈到,很多原始部落酋长也非常慷慨,这种慷慨对他人往往构成一种约束和权力。比起战争威胁来,金钱利诱同样有效。

  三宝太监

  在“请进来”的同时,还嫌不满足的中央帝国进一步“走出去”,去邀请更多的友邦来朝贡我天朝上邦。对于很多没有路费,没有交通条件的友邦,帝国就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解决通勤,派出使臣“送温暖”,携带大量“利是”“赏赐”友邦,并游说受访国免费搭船来“百鸟朝凤”。这就是郑和的政治使命。郑和既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又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和尚,还是一个被切除了生殖器的“男人”。在帝国眼中,郑和无疑堪称一个最完美的“人”,他的官方身份是帝国四品高级使节——“三宝太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和下西洋与1600年前的徐福下东海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公元前210年,完成大一统伟业之后,秦始皇派齐人徐福数次下海,以求长生不老药。最后一次,徐福率3000名童男童女,装载谷种连弩及匠人百工出东海,一去不回。徐福下东海应是沿岸航行,航线可能是从山东半岛出发,通过渤海口,绕过辽东半岛,再沿朝鲜半岛海岸,经对马岛入日本北九洲,穿过濑户内海抵达纪伊半岛。今日本和歌山县新宫町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日。为感谢徐福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日本人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 或许是接受了徐福下海的鸡飞蛋打教训,朱棣才特意选了一位太监公公,以绝其滞留海外甚至独立称王的不归念头。

  早在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蒙元时期,被蒙古化的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发展,通商国家由不足60个发展到140多,中国海船成为阿拉伯海的常客。

  对郑和而言,他的目的地很明确,所谓西洋实则是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南洋。这片海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东方的地中海。与风平浪静的地中海相似,南洋风力适中、容易预测、风暴较少、水域恒温;且沿岸有丰富的木材资源,非常适合造船;这与阿拉伯半岛及北非一带形成鲜明对比。南洋地区包括交趾、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马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池闷等国。

  郑和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作为帝国的散财童子,传播中央帝国的恩德与威严,体现道德与权力的优越感。按照黄仁宇的说法,朱棣“好大喜功而又刚愎自用”,这个“暴君”通过“靖难之役”的军事政变夺得皇位,又进行血腥的屠杀清洗运动,并创造了“灭十族”的人类记录。马基雅维利认为,对成功的权力者来说,与其让人们爱戴,不如让人们恐惧。这个依靠杀戮寻找自信的帝国寡人已经从臣民那里得到了无数恐惧,他唯一感到饥渴和欠缺是来自远方友邦的爱戴和感恩。

  中国自古有远交近攻的传统,“四夷顺则中国宁”;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必须“锐意通四夷”。“天子”朱棣派郑和敕谕各国王:“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中国官方正史一般认为,郑和此行的目的是全球通缉失败的建文皇帝。《明史。郑和传》记载: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从技术上来说,郑和耀武扬威的航海工程集中了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最高成就,包括罗盘、计程法、测深器、牵星板、针路和海图等。这种官方承办的盛大炫富行为也达到了中国海洋时代的巅峰,可谓是空前绝后。郑和的出现恰逢其时,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这次古代航海史中视觉效果最壮观的海上游行。郑和船队体现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顶点,也让人们看到一个文化瓶颈,这就如同冷兵器发展到顶点,接下来就是热兵器时代。

  帝国的宝船

  郑和船队的主力船型应是典型的方形中国福船(一说平底沙船)。福船是明帝国海军主流战船。这种尖底海船很早就行驶于南洋和远海。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吃水约为4米。全船分4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往往能克敌制胜。福船首部高昂,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以船力下压可轻易犁沉敌船。

  英国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技史有着无人能及的研究,他给予郑和时代的中国造船业极高的评价:

  在它的黄金时代,约公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船队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250艘远洋宝船,每艘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公元1403年的450人,增到公元1431年的690人以上。在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过了1000人。另外还有300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小船作为传令船及警船。

  中国造船技术很早开始就自成体系。历史学家罗荣渠说:“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许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领先于欧洲1000多年。”在近代以前,中国帆船在结构上和风力利用效率上都值得称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船与海船完全是两码事,在内河航行与在大海航行有着天壤之别。海洋首先风浪要大得多,这就要求海船更加结实和稳定;其次海洋没有陆地作为参照物,导航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他还有诸如供给、海图、季风等很多复杂的问题。小小的指南针完全改变了海洋图景,将人类带入一个航海时代,或者说海洋时代。地球突然之间被缩小了。

  对海上航行来说,风帆时代唯一的动力来源就是季风(信风)。可以说,没有季风就没有风帆时代,季风决定了帆船航行的路线和日程。“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在东南亚海面,冬春季刮东北向的季风,而夏秋刮西南向季风,季风平均风速为13公里/小时左右,最高可达200公里/小时。郑和船队除过第一次夏季启航秋季返回外,其余6次都是在下半年的东北季风期间出发,在西南季风期间归航。

  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应当说,郑和出发之前,就已经对印度洋地理状况了然于心。前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编队指挥官加文·孟席斯在《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一书中,甚至认为郑和所用的“世界地图”上已经有了美洲和欧洲;他因此认定郑和早于哥伦布数十年就发现了新大陆,他还认为郑和是环球航行的第一人。

  据《明史》中记载,郑和的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马欢《瀛涯胜览》中记载:“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按明代营造尺折算,宝船的长度就有136米多,宽约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装备有16~20橹,排水量超过8000吨,甚至极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艘万吨巨轮。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中说,宝船造价之高,“须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才够用”。

  郑和船队作为泱泱大国的流动展示中心,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余艘,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 余艘。除过船队主体的宝船之外,还包括马船、粮船、坐船、战船以及水船等补给辅助船。强大的补给储备使其在海上航行一年也不用登陆。即使把当时欧洲所有的大型船只加起来,也赶不上郑和船队的规模与远洋航海能力。27000人的船队包括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等,仅医生就有180名。尽管郑和是个太监,但随船还是带了不少妓女。

  当然,郑和船队绝不是一支普通的商船,或者说它完全就是军舰编队似乎更贴切。它配备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火器装备。如此庞大的规模,相当于如今5艘美国海军最强大的10万吨级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全部乘员,或等于运载一个满员的海军陆战重型师,外加一个海军陆战远征旅的美国巨型两栖登陆编队。毫无疑问,这是一支真正的无敌舰队。

  
郑和的礼物

 

  永乐三年,即公元1405年7月11日,郑和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暂时停泊,等候太平洋西北季风。11月,季风极其讲信用地到来,船队便扬帆再度启航,穿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第一站到达占城,再到东南亚各国,进入印度洋。由此开始了亘古未有的豪华远航。这种远航前后总共进行了7次,持续了28年。“三宝太监”的足迹遍及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并友好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和平国际外交的先驱。江苏太仓的《娄东天妃宫碑文》记载:

  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次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逻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蒙,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

  郑和船队出发时,满载金银珠宝和中国器物,归来时满船全是从世界各地给自己的主子搜集奇珍异兽:“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当然每次也都带回一大群不用买票的四夷贡使,他们也是一种“礼物”。

  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如今以海盗闻名,当时称“麻林国”。永乐十三年(1415年),麻林国使者随郑和的船队,为永乐皇帝带来一只“麒麟”。麒麟是神话中的动物,中国人把它与龙、凤、龟并称为四神兽。传说中的麒麟从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连草叶也不例外;只有在清明之地或圣人出现时,它才显露真身。如此“祥瑞”给“皇帝新装”的帝国带来莫大的惊喜。其实,这只“麒麟”只是一头长颈鹿。经过1600年皇恩浩荡的熏陶,帝国精英仅有的进化是从指鹿为马变为将鹿说成“麒麟”。

  与其政治意义相比,郑和船队依靠指南针,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而直达东非,这种航海探索倒算不得什么。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考量,那简直是荒诞透顶的破产举动。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据此可知,郑和航海运动直接亏损白银6百万两,或者说,帝国的形象工程或者皇帝的礼物用去了6百万两。永乐十九年(1421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朱棣将帝国首都从南京正式迁往游牧文化区的北京。

  这项浩大的迁都计划几致帝国财政破产,“劳民伤财”的郑和舰队更成为众矢之的。数年之后,官方保存的郑和航海档案不翼而飞。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记载:“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宣德元年(1426年),内阁尚书范炽上了一道杯葛郑和工程奏章:

  尚武为邪恶之首,圣贤之人避之,及至万一。古之明君,历代贤士,决无滥用民力,以张挞伐之事。此为长久之国策……内阁诸臣万望圣上垂旨,禁耀武于海外,止扬威于番邦。弃异域之荒滩,养民生于中华,鼎力治家办学。自此,前方无战事,军中无损伤,乡间无哀鸿,将帅无沽名钓誉者,军士无命丧海外之虞。四海之人自俯首,五洲之地终一统,大明基业将永延。

  正如德国思想家维尔纳。桑巴特所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随着狂人朱棣和他的奴才郑和相继死去,郑和时代注定从此断了香火。这场盛大辉煌的帝国焰火很快烟消云散。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这段历史,历史学家多有深刻洞见。黄仁宇认为,缺乏利润支撑是郑和悲剧的主要根源,“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廷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业作家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说:

  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印度洋和中国周边海洋沿岸,从韩国和日本到马来群岛和印度,以及非洲东岸,所有的重要商业据点在名义上都处于中国势力之下,并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地位。在如此完美的历史时刻,中国本来可以巩固统治地位,从而成为塑造现代世界的支配性力量。当时欧洲仍在极力摆脱黑暗时代,郑和巨大的海军舰队完全可以使中国成为16世纪的殖民强权,取用全球各地的财富,可惜这种鼎盛时代只维系了5年的时间。

  南洋的中国化

  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编写的《政治和时间史》中说:“到16世纪,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它统治海洋,主宰世界贸易。”

  虽然“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郑和船队都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然而这支豪华的舰队却连眼皮底下偌大的夷洲(台湾)都没有详细的勘察和记录。很多年后回首这段吊诡的历史,郑和下西洋的最大遗产,或许是一场持续几个世纪的移民运动——而不是殖民运动。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对外开拓的话,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1/6,而是1/2。”

  在郑和之前,中国人向包括台湾的南洋移民寥若晨星,在郑和之后如过江之鲫。在一定程度上,郑和的航海运动推动了南洋的中国化进程。

  郑和首航200年后,发生马尼拉大屠杀的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马尼拉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已经建城32年,当地的中国居民超过2万,而西班牙人不足1000。当时整个南洋几乎成为华人的世界,他们就像永嘉南迁后的客家人一样,成为这些海洋岛国最谦卑的“华侨”。所谓“侨”,就是寄居在外国的人,他们既不是南洋人,也不是中国人。这就如同“桥”,既不是陆地,也不是水面。

  中国专制体制下,这种民间自发移民行为不仅从未受到帝国的支持和鼓励,相反被视为离心叛国行为,而遭到明清两代官府的严厉限制。新加坡学者王赓武将南洋华人社会网络的发展称之为“没有帝国的贸易”。它的反面是,欧洲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都是一种有组织的、兵商结合的、在国家保护下的贸易。郑和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无数杀戮和屈辱也不能换来帝国对这些弃民的同情和谅解:“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

  很少有人知道,在美国诞生的同一年,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数万华人和几十万土著在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共同建立了一个共和体制的国家——兰芳大总制共和国。作为首领的“大总制”传承不是中国传统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罗芳伯系广东省梅县石扇堡的客家人,经公推为首任“大唐总长”,罗之后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至刘台二,这个|由三十余万华工形成相当独立的政权”被人称为共和国。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郑和船队也是当时世界一支最强大的海军远洋舰队。今天中国海军的所有70余艘主力驱护舰群中,超过5000吨排水量的也不过有9艘,而这种庞大的宝船,郑和船队则拥有30艘以上。这30多艘宝船相当于郑和舰队的主力舰,作用和炮舰时代的战列舰,今天航母编队的航母一样。

  郑和的遗产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据说这是郑和最后向明仁宗朱高炽说的一段话。

  据记载,这支代表帝国权力的威武之师曾经四次海外用兵:

  第一次,在锡兰(斯里兰卡)遭遇5万国王军的围攻,郑和船队被迫自卫反击,一举擒获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朱棣“悯其愚无知”,又礼送其回国;第二次,苏门答腊王子苏干剌试图谋夺王位,郑和擒获苏干剌送京伏法;第三次,爪哇西王都马板杀害郑和船队170名官兵后,朱棣要他赔款黄金6万两,遭到拒绝,经郑和严正交涉,最后以1万两成交;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战争,是遭遇流落海外的中国海盗陈祖义,郑和船队毫不留情,予以全歼,陈祖义等3名海盗首领被押回帝国正法。

  或许可以说,越洋追剿剪灭那些背国逃逸的帝国流民才是郑和舰队的真正使命——虽远必诛;从这一点来说,追杀建文帝绝非官方妄语。这种航海其实是对海禁的延伸,此举不仅斩断了陈祖义们的颈项,也斩断了一个海洋中国的梦想。

  许倬云在《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中说:

  郑和多次远征,却没有为明廷开拓海上帝国,中国沿海及百姓的海上活动相当频繁,移居东南亚的人口也不少。中国官方常将这些外移人口视为叛逃的弃民,抓回来惩罚,却没凭借这些民间活动建立太平洋霸权。

  郑和下西洋如同一场梦,很快就被帝国遗忘,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海洋一直成为帝国的禁区,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全部。

  或许人们难以理解,郑和下西洋竟然是海禁政策的产物。“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帝国试图以官方的贡舶贸易来垄断或者杜绝海上贸易。从很大程度上,正是海禁制造了海盗,反过来,海盗泛滥又使帝国进一步加强了海禁。明朝中后期,倭寇成灾。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后郑和时代如此评价:

  明朝海军力量式微,一度只准兴建小船,因此为海盗横行中国南方海岸开启了大门。这些海盗表面上是日本人,实际上大多是中国人。明朝并没有反击,而是大费周章地强迫中国人撤离沿海,企图饿死海盗,却白花力气。简言之,反商和排外情绪占了上风,中国从世界舞台上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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