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神秘信函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金田首义诸王之一,“文武备足”,叱咤风云,对太平天国前期的飞速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公元1863年春,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率军几万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他的目的是越过大渡河,北上进军四川,但他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陷入绝境。为了挽救士兵的性命,石达开到清军阵营中与清军谈判,却被清军俘虏,士兵在清军的进攻下全军覆没,造成

解密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神秘信函

石达开是

太平天国

金田首义诸王之一,“文武备足”,叱咤风云,对太平天国前期的飞速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公元1863年春,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率军几万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他的目的是越过大渡河,北上进军四川,但他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陷入绝境。为了挽救士兵的性命,石达开到清军阵营中与清军谈判,却被清军俘虏,士兵在清军的进攻下全军覆没,造成了令人痛心的

历史

悲剧。对这一重大事件,有一些记载,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但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和难解的谜,其中之一就是石达开射入清军营中的神秘信函是写给谁的?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封信?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被清军围困后,曾率军强渡大渡河,但是由于河水暴涨,石达开军队损失惨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安三军,义士必作。”又说:“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按照他的想法,能够拼着自己一死以换取部下的生存,以答谢天王,这是忠臣义士的壮举。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认为此信写给唐友耕的依据是1908年出版的《唐友耕年谱》,其作者为唐友耕之子唐鸿学。唐鸿学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向其乞降的。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说:“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另一种说法是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发现的此信抄件,收信人是骆秉章。当时高某发现石达开函稿共三件,这封信为其中的一件,于1935年3月25日在《农报》发表。1945年,都履和根据李左泉《石达开江被困记》整理而成《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的,来源可靠。与十年前高某发现的信一样,收信人也是骆秉章。

这两种版本除了收信人一为重庆镇总兵唐友耕,一为四川总督骆秉章有较大出入之外,文字内容也不尽相同。许本此信并无上款,唐本此信的上款是:“达开顿首再拜泽波军门仁兄同志大人阁下”,称呼方式不伦不类,与太平天国文书的格式以及石达开文书的用语都不符合。许本信件并没有标明写信日期,唐本信末所署日期为“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太平天国早就改“亥”为“开”,石达开作为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不会把“癸开”写成“癸亥”。由于这个时候还没采用公元纪年法,五月初九日指的是农历,而且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九日”是公历的6月22日,石达开早已被俘,正在被清军押送赴成都途中,此时给唐友耕写这样的一封信是有悖常理的。

许本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该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兵的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云南的李永和、蓝大顺在昭通府起义。当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来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更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并望贲驾遥临”,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但是,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唐本中与“肩蜀巨任”相对应的是“当得巨任”,与“并望贲驾遥临”相对应的是“拜望台驾近临”,以上种种破绽和改动,可以证明此信原本是写给骆秉章的,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了给父亲脸上贴金,把此信编入《唐友耕年谱》,说是石达开向唐友耕乞降,以夸大其父战功。

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封信。部分学者认为,石达开写给清军的信有许多地方与现实不符。信中所说“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然后再作答复,这就令人费解。因为,当时从四川到北京的公文批复至少需要一个月。即使骆秉章能够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从大渡河到成都公文往返也得10天。这对于腹背受敌的石达开来说毫无意义。当时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在大渡河北岸驻军,此信如果是写给唐友耕的,似乎稍近情理。其实不然,因为唐本中,也有“阁下如能依书赴奏,清主宏施大度”的话。如果说是希望唐友耕作决定,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唐友耕根本无此权力。

这封信的内容也有问题,信中说:“(石达开)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遁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这显然与史实不符。太平天国鼎盛时期总兵力也不到百万,在被围困的情况下,石达开不会吹牛。而且,石达开这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与之前的豪气干云也不相符。石达开在去清营谈判前五天,曾题诗:“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峤�定不降”。石达开在去清营的前一天晚上与部下商议,“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石达开被审讯及临刑时的表现,甚至连其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石达开的英雄气概。“(石达开)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

石达开写这样一封信的目的是通过谈判保住全军将士的性命,这封信应该着重谈条件,但是信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谈自己的思想问题,而对进行谈判的条件则寥寥数语,一带而过。这就使这封信的真伪更加使人怀疑。假如真有这样一封信,清政府即使不加以大肆宣传,也会在公私记载中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奇怪的是在1908年《唐友耕年谱》印行之前,不仅无人见过此信,连石达开写过此信的事也没有人知道。

也许,石达开当时有舍命救全军的想法,又有诈降的打算;清军也有通过谈判而进行诱擒的阴谋,这一切都是事实。不过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或唐友耕则并无其事。头脑清醒的石达开不会去作这种远水不救近火的无效劳动,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两封信都是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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