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最大的抱负是做官，可最后还是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他的人生成功吗？

孔子是大贵族的后代，有殷商王室血统，故而《史记》有“圣人之后”的说法。不过，孔子出生的时候，其家道已经严重的衰落了。作为一个破落贵族，他只能从事一些低贱的工作，正如孔子自己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他没有自怨自艾，更没有自暴自弃。后来做了教师，对穷苦家庭出身的学生并不鄙夷排斥，比如说对颜回，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他夸奖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说他自己“十五而志于学”，十五岁立志学习，是不是有些晚了？不是的，孔子的这句话并不是说他自己从十五岁才开始学习，而是说他在十五岁的时候生成了明确的自我意识，明确了未来将要成为一个什么人的角色定位。这种意识并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从他的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它不是像火花一闪即逝，而是一种推动生命进程的更持久的精神动力。因此，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变化和起点。

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臣弑其君，子杀其父”时有发生的时代。对比周王朝早期可能存在过的一段礼乐和谐的太平盛世，眼下实在是一个“礼坏乐崩”的不幸时代，天下四分五裂，周王室名存实亡。社会秩序的紊乱深深地刺激了孔子的心灵。天下无道，君子该当何为呢？

确实，孔子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谋求公职。有人对此颇有微词，甚至谴责孔子的仕途情结。但这样来评价孔子其实很不公允，孔子很冤枉。孔子有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与热衷功名利禄完全是两回事。的确，孔子在从政方面很自负，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三年有成。”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如果有人用我当官，只要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就能展现出我的治国能力，给我三年的时间，我就能把国家治理得大见成效”。

孔子是不是吹牛呢？大概不是，不过孔子的仕途一直不顺。51岁那年，也就是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头发都白了，才被任命为中都宰，即中都（今山东汶上县西）的地方长官。从定公九年到定公十二年孔子再次离开鲁国，他的从政时间不足四年。这短暂的几年中，“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司空是主官建筑与道路等事务的长官，大司寇是掌管司法的长官，兼理外交事务，按理与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并列，属上卿。不过依孔子的出身，恐怕他还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虽然如此，孔子还是迎来了政治生涯中的春天。《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 “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这个“相”，不同于后来的国相，只是相礼之官。不过国之大事，唯戎与祭，相礼之官的地位也不可小觑。孔子在这个位上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主持了“夹谷会盟”，即鲁国同齐国之间的外交谈判。谈判很成功，化解了一场外交危机，孔子因而很受实际掌权者季氏重用。

这期间 “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宾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孔子很得意，面有喜色。但“伴君如伴虎”，孔子不久就因为“隳（hui，音辉）三都”的事触犯利益集团，因而被挤出国家的权力中心，渐渐无政事可做，也就意味着他在鲁国的政治生涯到此打住了。

无可奈何，孔子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的漫长历程，希望找到一个能赏识自己，而且值得自己辅佐的明君，在那里，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离开鲁国时，已经56岁了。然而正如太史公所说：“世以浑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那些国君不爱听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东西，因此孔子不仅到处碰壁，还差点丢掉性命。不得已，只好返回鲁国。年事已高，日暮途穷，还能做什么呢？既然政治救国行不通，那就文化救国吧。于是述而不作的孔子沉浸于整理古籍。不过，孔子的内心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使命，如若不然，病危之时怎会发出“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这样的哀鸣？临终之时怎会留下“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的浩叹？

孔子满怀救世之志，仓皇奔走于列国之间，到处碰壁，累累然如丧家之犬。然而孔子就是孔子，见危授命，“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就是他的大弟子曾参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种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陈蔡之厄，水尽粮绝，弟子面有菜色，纷纷躺倒，唯“孔子讲诵弦歌不衰”，这种沉着应对、镇定乐观、随遇而安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子路抱怨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为什么孔子能够“固穷”？因为他是君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君子是什么？是智者，仁者，勇者，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这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然而我们难道不应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吗？相比之下，现在有些人实在太脆弱，哪怕遇到的只是一点小小的挫折，就动辄醉酒哭天，甚至割腕跳楼。这种人在孔子面前，充其量就是一个“小人儒”，真是不知其可也。

孔子之所以矢志不渝，“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因为他有坚定的信仰，有支配终生的终极关切。他的终极关切不仅在于个体生命与人格的成全，而且还在于人类社群或人类共同体的和谐与安乐。正如著名美籍华裔哲学家陈荣捷所说“孔子的全部哲学：……就是实现自我和创立社会秩序。”人类社群由个体生命组成，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着的统一体，个体生命是不可能孤立于这个统一体之外单独生存的。个体生命只有置于人类共同体中才能确立其身份并显示出其本有的或应有的价值来。因此，孔子虽然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样的话，但总的倾向是重视个人对社群和国家的责任担当而反对个人孤立于并逃避社会的。

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还说：“（如果一个人非常有才华却听任国家陷于混乱而）不出来做官，是不合乎义的，若只想隐居以求洁身自好，就破坏了君臣之间大的伦理关系，所以，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实行君臣之义。”孔子从“君臣之义”的角度出发肯定出仕的意义和价值，认识到只有通过政治层面的具体操作和实践，思想家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才有可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如果空有一腔抱负而从不付诸实施，就像梦想空中楼阁一样，又有何意义呢？所以孔子才说“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

孔子对待从政的态度和认识也可以从他对同时代或稍早的政治家的评价见出一二。对这些政治家孔子有褒有贬。比如管仲，孔子固然说过管仲不少坏话，但一旦谈到与其政治理想有关的话题，他就积极肯定管仲的贡献，如：“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认识，确实很了不起。

孔子的的理想追求是始终如一并且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仁与礼相辅相成，内圣与外王相得益彰。在个人修为方面，外在的行为规范与内在的人格德性统一；在社会实践层面，礼乐文明与政经文明统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不仅如此，还要践行“富之”的经济活动、“教之”的教化活动，最终达到“天下大同”。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相当令人着迷的。自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孔子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其学说被尊为“官学”长达两千年之久，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解读和诠释的动机有所不同，孔子的思想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歪曲。虽然如此，虽然孔子思想本身受制于历史局限而存有天然的缺陷，我们依然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我们虽然不必夸张地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也大可不必走向另一个极端，彻底否定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