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满清（国家为什么不批判满清）

个人认为，清末割地赔款倒是其次，五代，两宋地也没少割，款也没少赔。这些都是统治阶层的无能和国家实力的衰败落后造成的，和是不是清朝没有决对性关系。

反而诟病最多争议最大的应该是后金及清朝初期和伪满洲国的建立这一头一尾两段历史，民国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成了伪满洲国，成为了当时分裂东北投降日本的战犯，但在当时溥仪不能叫“汉奸”，而是“国奸”。

其实清朝真正被人非议，认为满清不是中国的主要原因，反而是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让我们从一封信看起：

首先是，天聪五年八月十一日，在皇太极写给被后金军围困的明大凌河城中的明汉蒙两族将领民众的劝降信中言到：

“我诸申、蒙古，乃相同之国，明则异国也。尔等如此为明效死，我甚 惜之。尔等之意，今若归降，恐我杀戮，故不相信耶！不惟不杀尔蒙古，即明人为我仇敌，除其拒战而被杀者外，凡来降之人，我均收养矣。”

其中的诸申（jusen）的满语之意为满洲人，而汉人被称为尼堪（nikan），从这段劝降信里可以看出，当年满洲以七大恨，十三副遗甲起兵后女真不再承认自身为明朝附属，而认为自身与蒙古同国，与明朝是异国，仇国。所以当时这不是中国的国家内战，而就是异国的侵略，当时的情况如果放在民国看，后金与日本无异。（以当时明人的眼光看）

还有就是尼堪，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给第三个儿子起名就叫爱新觉罗尼堪，因为这个孩子长得像汉人，（例如豪格满语汉译是小耳垂儿，多铎翻译过来叫小不点，起名跟形象有关），所以可以说明后金和清朝初年女真人和汉族人的长相是有差异的，这就是被言为非我族类的说法。

其次是，当年清军南下和西进时，个别统军的将领对汉人的屠杀政策引起了最多的指责和愤怒，比如清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等清朝宗室，无不是沾满汉人鲜血的刽子手。

他们在镇压了大同总兵姜瓖的起义后，下令对山西大同府、朔州、浑源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史称“大同之屠”。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五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说，“原告”都死绝了，恳求放了这五个人，要不自己就成“光杆儿”知府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陕西绥德府米脂县，英亲王阿济格把李自成老家米脂李继迁镇的乡亲们杀的幸存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其中两个是因为探亲回娘家的一对母子，还有一位跳崖逃生的李姓男人，全身被摔倒没一块好皮，被人成为“李没皮”。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豫亲王多铎率清军占领嘉定，因剃发令嘉定百姓不执行而引起他的恼怒，他下令屠城三日。死者达两万人，伤者十万人，被奸淫的妇女无数，大街上因无人收敛，尸体腐烂，大如绿豆的苍蝇满天飞。

同在清顺治二年六月（弘光元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645年7月8日，多铎占领扬州城，因攻城时扬州军民抵抗激烈，后来又不执行剃发令，清军屠城十日才封刀，连躲进污物中的孩子也不放过，直接用长枪捅死。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仅被和尚收殓的尸体就超80万具。“几世繁华的扬州城是时“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试问和这些比起来，“那么多”人不应该恨这些刽子手吗？在明朝当时的嘉定人眼里，扬州人眼里，大同人眼里，米脂人眼里这些北方来的刽子手和292年之后的南京人眼里的那些东边海上来的刽子手有什么区别呢？

后来随着清朝一统华夏，时间的推移，清朝后世的统治者也努力缓和了民族间的隔阂，使百姓开始对清朝有了是自己的“国家”的概念，清朝也就正式的在世界上代表“中国”存在，虽然反满的思想有清一朝就没断过，但大多数人还是认可了清朝的统治，从而放下戾气和复仇，化干戈为玉帛。

当然也有很多刻意的扭曲和不客观的看待清朝的历史，一味的只记住其黑暗面而“遗忘”它的建立功勋，很多人把文字狱也归结为清朝对汉人的压迫是片面的。另外清朝也为“中国”的统一和尊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平三藩，收台湾，打击葛尔丹和阿拉布坦，征缅甸，驱沙俄，剿金川，定新疆，援朝鲜等等。百姓认同了清朝之后，你看史书籍上再记载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就认为是国家的内战，而且是国家“剿匪”之战。

再有清朝对百姓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即国家对农民“永不加赋”，一直到灭亡也没加，长期保持农业税的稳定，不仅税收总量不变，具体到每亩地的税也不准变，王公的庄田同样不能随意加租，减少了百姓的负担。甚至因为随意加租和殴打汉人，铁帽子礼亲王昭梿还差点被嘉庆帝坐罪论死。

但历史就是历史，现在各民族早已融合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了一家，我家里亲戚在满洲旗的也不少，所以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封建王朝是由我国满族同胞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是中国的一个时代，而且在其中的一段时间还是中国最强盛之时，无可厚非。就历史谈历史，没有什么民族极端一说，不喜见谅。

说大清不属于中国，这些都是汉奸，外国势力散布的谣言，以下是我反驳他们的谬论观点：

第一，有人说我们曾经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已经表明满清不属于中国。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出于政治目的考量的，仅仅是为了团结一批人去推翻另外一批人的口号，并非从法理和历史角度审视的，而且后来不是又更正了这个口号吗？

第二观点说满清不属于中国，属于中华文明。大明被满清灭，是属于亡国，就跟日本侵略中国一样的性质。首先，我们搞清楚什么是中国，什么中华文化。

据《辞源》：“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 中国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中华”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 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

所以说，中华文化就是在华夏之地慢慢形成中华文化，在美国之地上形成的是美国文化。所以上面把中国与中华文化分开来说就是一个谬论。

在90年代史学领域爆发了何炳棣与美国教授罗友枝之间关于清朝历史的大争论，何教授关于满族汉化的传统观点遭到冲击，由于发现了海量的满语文档，罗友枝据有关研究认为不存在满族汉化，满清是中国的传统认识在一些人眼里变得模糊起来。

罗友枝注重强调满族独有的个性与特征，满清似乎是一种独立于中国，尤其是独立于汉人的存在。其根据有以下观点：

1.清朝在行政中同时使用汉文与满文的事实被“颠覆”，美国教授白彬菊调查了军机处的档案目录后，得出结论“许多档案并没有翻译成汉文，这些满文档案很多是在清代后期甚至是后期制作的”，新的研究认为清帝国成功的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少数民族地区聚居地区和汉族聚居地区，而不是满清贵族被汉化，运用传统的汉族礼仪与制度的治理才使得其能够伟大。此处美国历史学家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重点进行了引用而忽视了更多汉文献的引用，也许是有意为之。军机处存在很多密折只有满文版本，没有一向认为的也同时有汉文版本。满文是一种线性字母文字，现很难学习应用。满文档案早在80年代就在第一历史博物馆对外开放，可查询。由于不经常口头交流，失去生命力。成为满民族的语言历史财富。

2.控制清朝政府的是八旗贵族和宗室王公组成的征服精英，而非汉族士大夫，清朝统治者利用征服精英来管理行政事务，在边疆地区的行政要职上多用征服精英而非汉族官僚。雍正帝创建了军机处，其中任职的都是雍正的亲信，通过使用内廷机构来发起西北地区的平准军事行动，清朝皇帝削弱了外朝官僚机构对于皇权的制衡，将参与决策权限制在一小拨皇帝的亲信中，官僚机构始终无法成功掌握军机处官员的任免权，在乾隆朝，军机处的满族官员数量比汉族官员多73%。内廷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皇权，进一步摧毁了宋朝以来的宰相制度，实行了乾纲独断。这是与传统中认为的儒家文化私有不同，认为是满清的一个特色。

3.清代皇帝以特殊的渠道处理蒙古贵族和西藏喇嘛集团的关系，藏传佛教是控制西藏与蒙古的重要手段，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北、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的行政没有纳入六部管辖之下，清代文献称这些地区为“外”，以区别于明朝的疆域的‘内’，在长城以内的原明代由以六部为代表的官僚机构管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由八旗贵族和理藩院管辖。清朝开拓边疆的主要动力来于长城之外的因素，而非汉族士大夫主导。满蒙同盟对于满洲统一中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努尔哈赤时期，用‘汉化’来概括建州女真不全面。虽然建州女真采用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但是他们也饲养牲畜，重视骑射和打猎。蒙古人称呼清朝皇帝为“博克多汗”，西藏人称呼清朝皇帝乾隆为文殊菩萨，清朝皇帝对中原自称皇帝。虽然儒家思想有普世性，但是清朝保留了满、蒙、臧、汉、回五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清朝的大力资助下，出版了各种语言的词典，促进了五种语言的标准化，边疆地区识字率提高，出现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各民族面前，建立了一个从所谓内亚（蒙古到东北）到长城以南的黄河江南地区的广泛统治，而中国只是认为是中原一带，因而满清不是中国，她是一个历史上有成就的大帝国，对于边疆地区带有某种殖民性质。这显然带有西方史学的痕迹，中国的拓展疆土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殖民主义，英国是以寻求工业原产地和产品市场无目的，而中国主要是以农业社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进行影响的，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4.历史上的辽、西夏、金和元少数民族政权虽然任用汉人做官，但却都抵制汉化，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努尔哈赤宣称他是金代女真的后裔，清朝把北京城称作夏都，在热河承德建立行宫，称作冬宫，建立巨大的木兰围场，每年集结蒙古和其他内亚地区的盟友进行围猎，虽然生活在北京，并被中华文化包围，但满族仍然保留和发展着以满语和骑射为中心的满洲民族认同。满族显然是进行了有意识的文化反抗，但是10多万离开东北，基本是失去了根，不再有渔猎和骑射（除了打仗）活动，八旗子弟日益为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渐渐融入汉人的生活，并在这种生活中成为一种特权阶层。

5.现代中国是不同族群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历史产物，汉民族主义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话语，要重视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去汉化理论成为将来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此处的“中国”定义为使用汉语的族群聚居的地区。只有使用超越汉族民族主义来定义国家，才能使蒙古和满洲政府的边疆地区具有合法性。又说在“中国历史的摇篮”中原地区之外，发现了很多令人惊叹的高度发展的玉器文化，指出中华文明并非发源于单一地区，女真和满洲的发源地东北地区有自己独特的石器文化，以龙山文化为代表挑战了汉学研究传统中中原–边疆假设，这形成挑战和问题。这里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传统中国礼仪文化来于关中，带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和包容性，只要认同这种文化就可以称之为中华。夷夏之辩认为关键是否认同这种文化，雍正帝还用夷夏之辩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是汉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自认为中华之君。他说，舜来于西，而大禹来于东，都是华夏，而他们满清则来于东北之海滨，同样是中华之人。

我们仔细阅读上述新清史学的观点，不难发现，在强调满清自身特色时，中国这个概念不能够涵盖“满清”，满清超出“中国”。它的最强依据是满清没有得到汉化，而满族是自行其是的创造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而且治理200多年。

这样的历史叙事当然被批驳，何炳棣指出，

1.罗教授的论文是建立在广泛搜集“第二手资料”基础上的，这点罗友枝也坦率地予以承认。一些 研究认为尽管17、18世纪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满语书面材料，包括大量的翻译作品和一些纯文学的作品，但奠定满文地位的努力还是失败，满文日渐格式化，毫无生命力，最终弃用吸收汉文化。女真未能创造出足够的女真文学作品，虽然金世宗在位时力图复兴女真文字，结构和形式都较原始的自由抒情作品开始发展，不可能根除已经在女真贵族中深深扎根的汉文学，纯女真文学最终淹没在汉文学中。清朝的皇子都要学习满文，学习骑射，以保证满洲特色，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最终被汉化，乾隆留下了数量最多汉诗作品42000多首，而雍正的汉散文称得清新，康熙从5岁时就读礼乐诗书，沉浸在汉文中，虽然他们竭力避免汉化，时刻在内心提醒不忘满洲的民族特色，但不得不采用儒家一派，尤其是宋朝理学作为治理的理论方法。

2.汉化不是一种强迫过程，是一种放任自由主义，所有的民族在同一个熔炉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来自印度的佛教被彻底汉化，唐朝时，西北北方各民族的逐渐汉化，1万多户突厥人居住在长安附近，汉朝时允许北方少数民族住在边境。

3.努尔哈赤精通汉文、满文、蒙古语，当时并没有满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努尔哈赤读的是汉文版本，他和后继者皇太极都意识到保存满族特性是明智之举，创立了满族文字，康熙是第一位对汉文化产生真正倾慕的满族皇帝，他要求皇子必须在监督下接受数年的汉语教育，这项规定被严格地遵守到王朝灭亡时，康熙帝向孔子的牌位行叩头礼，康熙钦定的百家姓中孔姓排第一，清廷全心全意地倡导并努力付诸实施的是儒家思想的一派——程朱理学，增加了一些强制性规定，坚决主张性别隔离和妇女的绝对附属地位，逐渐将“忠”的定义从原来臣民的良知决定关系改变为对所有统治者的无条件绝对服从，无论这个统治者有多么愚蠢或无道。1679年康熙诏令地方政府荐举有名望的学生，为他们举行特别的廷试，即使是最“坚定的”忠明之士也被软化了，他们清楚到目前为止没有那个中国统治者能像这个皇帝那样信奉儒家。正是这种汉化政策，使得满族统治者博得了汉人的衷心拥护，清朝进入了100多年的繁荣发展时期，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得到了回报，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精英为大清江山出生入死。在征服蒙古、西藏、新疆过程中汉人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满清是当时中国的形象代表，是毫无疑问的，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过于强调满族的特性与作用，忽视满族对汉文化的吸收与使用是罔顾事实，取消汉化理论是徒劳的。其用心是值得玩味和需要警惕的。

民间的观点认为清朝末期的腐败，对外的割地赔款，清廷的保守和顽固，让中国衰落，给了很大的指责，这是表现了历代朝代衰落的规律一面，但是不能否认清朝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传统的王朝，认为满清不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