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子女还原父辈形象为尊者讳的并不多

　　“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爱国将领郝梦龄最喜爱的大女儿郝慧英今年已经89岁了，但在她的记忆中，父亲的这句话虽历尽70余载，依然字字清晰。从年少时随父奔波到青春年华时父亲张自忠殉国，张廉云女士在此后的70年人生里，无时无刻不把父亲记在心中。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父亲说得最多的是“良心”，原话是“凭我的良心”、“求得良心的安慰”。而在山东老家，这些是表明心迹、分量很重的常用语。随着时间的流逝，杨虎城、张自忠、李济深、黄维、郝梦龄等这些曾经或奋战沙场或为国捐躯或为民请命的国民党将领，面目已不再清晰，甚至被误解、被遮蔽，但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了孩子们之后人生道路上不可忽略的人生信条。口述历史作家周海滨走访了近十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的子女，近日推出了新作《我们的父亲》，让我们得以从亲历者口中还原这些“父亲们”的形象，感受名将们的气节、精神以及那个风云激荡年代的家国命运。作者周海滨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站在每一个历史拐点的交会处，去凝神细看1911、1937、1945、1949时，原本以为被历史铭刻的这一代人，需要还原与重新认识的还有很多。他们的言行也应该成为这个民族的信条。”

　　100年前的“80后”、“90后”

　　人们对国民党将领有两种极端态度

　　长江商报：过去几十年，“国民党将领”真实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所陌生的，你认同这种说法么？

　　周海滨：有被遮蔽吧。对于国民党将领，有两种相反的表述视角。一种是在深深的责备甚至嘲弄下，讲述一群国民党反动派的将领带着士兵一溃千里，最终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在我阅读的一些书籍和观看的影视剧、纪录片中，只要触笔到这样的人群时，一切冰冷都呈现于纸上和屏幕上，把杀戮当做一个胜利的故事来描写。

　　而另外一种视角则是在采访报道和写作中贯穿着强烈的恻隐之心。对国民党将领或者国民党的历史进行过于倾向性的夸大功绩。比如，现在的一些著作，对张自忠之死越来越演义化，这让张廉云老人无可奈何：“有个人写了个故事叫‘二斩孙二勇’，其实，孙二勇这个人物完全是杜撰的。”

　　长江商报：你自己是抱着怎样的态度去认识他们的？

　　周海滨：我一直对有强烈偏好的写作有抵触心理，我在讲故事的时候，抛弃了在采访中的热情，尽量做到写作的冷静和内敛。我想告诉读者：在那里，有父辈的战场；在那个时刻，有后人在亲历，而目的是要铭记，在那个年代，有为了国家的他们。

　　长江商报：从家庭和后人的角度切入，讲述这些“革命一代”的经历和故事，与其他书写历史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周海滨：我相信文字可以改变观念乃至国家的运行规则和方向。从家国的角度切入，去讲述一个人物与一个时代的关联，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的跌宕起伏，会成就一个伟大的故事。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他们家的“那点破事”吗？但是，后人有其独特的一面，他能感受到真实的国民党将领，因为他们是父亲，而父亲的喜怒哀乐在与子女的玩耍中、就餐中、离别时显现出来，由此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幻。

　　今人需要“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勇气

　　长江商报：国民党将领有那么多，你在采访对象的取舍上具体是怎么考虑的？

　　周海滨：在选择采访对象时，我要关注受访者的“出身”，他的家庭是不是在扮演着家国的重要角色，是不是与国家的时势紧密关联。

　　长江商报：出自国民党将领后人的这份历史记忆，是一份怎样的精神财富？在当下的和平年代，对今人有何启示？

　　周海滨：我展示的是一群100年前的“80后”、“90后”的形象。他们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巨大的时代动荡与变迁。就是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舞台上的年轻身影，他们肩负着唤醒民众、传播真理、奋然革命的责任，他们依靠简陋的作战工具去对抗强敌的入侵，他们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勇气去驱逐着侵略者。理想在驱使着他们，所以他们才有前行的力量。

　　“为尊者讳”并不多见

　　长江商报：你接触到的这些国民党将领在大陆的后人，在人生轨迹和遭遇有没有共性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心愿未了？

　　周海滨：人生轨迹相同的基本都是民革党员，有的担任了较高的职务，他们基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都有战火中的往事记忆，有的也有“文革”的创伤。他们共同的心愿，我想是“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张治中的愿望也是张素的心愿，恐怕也是在大陆的后人们的愿望。

　　长江商报：你采访这些名将之后，有没有碰到受访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情况？如果与现有的“历史常识”发生冲突时，你怎么去鉴别是非？

　　周海滨：国民党名将之后“为尊者讳”的现象不多，他们很坦诚地讲述父亲的故事。举个例子吧，黄维突然出现在上高二的女儿黄慧南面前，那是在1965年。35年后，黄慧南回忆起“父亲”的到来时，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我一点都不想去见”，“甚至觉得爸爸的形象很狰狞，是放毒气的杀人魔王”。黄慧南还很坦诚地说：“父亲看到这两人（廖运周、郭汝瑰）总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比起郭汝瑰，他对廖运周更有意见。”对于父亲研究“永动机”，她没有讳莫如深。“一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制造，做完就放在阳台上，一平方米大小。

　　所谓的“历史常识”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而历史档案则会更接近历史。当张廉云讲述父亲留平经历后，我查阅了蒋介石、宋哲元的电文、刘汝明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以及当时报纸的报道，因为这是一个有不同说法的事件，我必须审慎对待。

　　记录所倾听的，克制想表达的

　　长江商报：写作这种口述历史文章时，你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历史观作为支撑？在实际访谈中，有哪些特别的收获？

　　周海滨：我试图摆脱传统史学“以史为鉴”的沉重责任感和教化职能，把历史当做一种集合了情感体验、家国荣辱的记忆存储。每个人都该有他的历史。

　　我是一个喜欢倾听的人，每次和那些亲历者交流之后，就有一种忍不住的冲动想把这些都写下来，但是我克制住自己的表达欲望。

　　长江商报：近日，马英九接受媒体采访称，中国大陆对蒋介石评价有明显改变。在你看来，两岸在还原历史面目、评价历史人物方面，应该有怎样的合作？

　　周海滨：两岸对国民党将领的评价分歧是有的，比如杨虎城。大陆认为他是“千古功臣”，而台湾那边对杨虎城还是鲜有提及的人物，并没有承认是蒋介石下令杀害杨虎城的。因而杨虎城的孙子杨翰2005年、2006年分别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中国国民党为其祖父平反，至今“还没有任何的回复”。但是2005年，杨虎城将军的签名与照片在国民党党中央公开展示，是60年来的首次展出。

　　在对国民党将领的评价上，两岸分歧越来越小，但是两岸并没有相互的对话，而是单方面的“喊话”以释放信号。两岸应该抛弃意识形态的隔阂，通过两岸学者的交流和官方的接洽，形成一套完善的对话和沟通机制，直面争议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判断，实现“历史和解”。

　　抗战中首位殉国的军长郝梦龄之遗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郝梦龄正在去四川陆大的途中。得知消息，立即自重庆返回部队，上书请求北上抗日，且已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

　　“父亲率部北上经过武汉时，回来与家人告别。那天起床后，母亲告诉我：你爸爸一夜没睡，写了撕，撕了又写，不知在写什么东西。我拉开抽屉，发现一封信，上面写着‘留给慧英儿，二十七年（即1938年）拆’。”郝梦龄的女儿郝慧英说，“那时候才15岁，不懂事。晚上父亲一回来，我就拿着信问他，为什么要到明年看？说着就要拆信。父亲不说话，一把夺过去，我和他抢来抢去，那封信最后被他撕掉，丢进痰盂里。”

　　在父亲生气出去后，郝慧英把痰盂抱进厕所，捞出那些纸片用水冲过后，拼出信上的内容：“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郝梦龄星夜赶往山西前线，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不料，郝梦龄年仅39岁就已殉国。士兵在其衣袋里，发现一封尚未发出的致友人信：“余受命北上抗敌，国既付以重任，视我实不薄，故余亦决不借一死以殉国，以求民族生存。此次抗战，誓当以沙场为归宿。”10月24日，郝梦龄的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武汉各界四千余人前往车站迎灵，后以国葬仪式将郝梦龄遗体安葬在武昌卓刀泉伏虎山，一万多人参加了葬礼。12月6日，国民政府追赠郝梦龄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为郝梦龄、刘家麒、郑廷珍三将军写下祭文。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随同灵柩一同抵达武汉的还有郝梦龄写的第二封遗书《与妻书》，这封装在小箱子里的遗书写于“忻口战役”打响前一天。遗书中说：“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

　　张自忠一生最委屈即是被诬汉奸

　　周海滨在本书中刊登了张自忠将军的两封遗书。“这是张自忠的外孙车晴先生给我的，他对外祖父的‘北平七日’如数家珍，对‘汉奸说’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现在，在北京生活的周海滨每次坐地铁路过张自忠路站，都会想起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老人含泪口述父亲最后远去的场景以及她听到抗战胜利消息时候的反应。

　　据张廉云回忆，张自忠一生中最大的委屈是为了保护北平委身与日寇谈判，却被国人诬为汉奸。但是张将军在牺牲之前，已率众击溃日寇“铁军”板垣师团为台儿庄大捷立下头功。武汉会战，将军威名更是连日本人都闻之钦仰，汉奸之名早已不攻自破，而并非后来所说的“以身许国，以死明志”。

　　张治中得叶剑英及时通知躲过飞机轰炸

　　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早年离家远行前，母亲要张治中咬口生姜喝口醋。这句流传在安徽洪家疃村的古训，寓意是在人生的岁月里，只有能够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张治中正是凭借着母亲的教诲，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代名将，“咬口生姜喝口醋”也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张治中幼子张一纯说：“外界一直猜测，在1950年初，张治中以到广州接返国的女儿为名，曾乘船去某个地方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密谈。‘台方’究竟是谁至今已无从考证，成为历史之谜。而此次广州之行实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率领由屈武、李俊龙、余湛邦等人员组成特别工作小组，通过香港的旧识友朋对逃台的国民党政要做劝说开导工作，达到促成两岸和平统一的目的。”在张一纯看来，这只是自己儿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他回忆说，当时周总理安排父亲跟蒋经国、陈诚见面是在广东的一个小岛上。后来，得到叶剑英的及时通知，才赶紧连夜离开，躲过了国民党的飞机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