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与王稼穑最近谈话》究竟出自谁手?

揭秘《毛泽东与王稼穑最近谈话》究竟出自谁手?

  《毛泽东与王稼穑(即王稼祥。)最近谈话》(以下简称《谈话》)以答红中社(全称为红色中华社)记者问方式,发表于1936年1月29日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该文共阐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中国苏维埃政府对目前华北问题有何观察;二、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最近全国学生救国运动有何感想与主张;三、最近各方盛传蒋介石已与红军成立停战协定的事实与内幕;四、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组织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五、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外交方针。《救国时报》发表《谈话》时,在文前加编者按语:“上海工人通讯社消息:本社日昨接到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穑,经由广播无线电发表的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对于目前时局关系殊极重要,特志之如左。”但笔者经过考证认为,《谈话》并非出自毛泽东、王稼祥之口,也不是从陕北经无线电发出的,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劳的。

  一、《谈话》发表的背景

  《谈话》发表前的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步伐,中华民族到了卫土保国的紧要关头。而国民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所作的“对外关系之报告”中却强调,对日要尽“最大”之“忍耐”。这引发了北平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活动。继之,爆发了全国性的支持学生抗日爱国行动的运动。迫于压力,蒋介石使出外交手腕,首先做修复与苏联关系的工作,派人向苏联政府表示诚意,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接着,他让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返回苏联,与苏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邓文仪于1936年1月17日、22日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邓文仪表示,蒋介石“早就想跟红军进行谈判,并想派我去四川或陕西,但我们不敢,因为事先没有征得红军方面的同意”,他提出,蒋介石开出的谈判条件是“撤销中国苏维埃政府,邀请苏维埃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在红军与南京军队之间应该交换政治工作人员”;“恢复1924年至1926年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国共合作形式”。(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9、93页。)对此,王明的答复是国共两党领导都在国内,由国内去谈,他“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况。当地的红军指挥部更了解这些条件。因此让他们就地提出自己的具体条件”;“具体条件要同毛泽东和朱德去商谈”。两人商定了派代表一同回国进行合作抗日谈判的出行日子。(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97、104页。)

  但1月23日,邓文仪去见王明,却告知:“后天我不能动身了,因为刚才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他要我立即去柏林。”目的是同李荣清(陈立夫)秘密交谈。“我坦率地告诉您,此人不只是来同你们谈判的,而且也是同苏联谈判的。”“约在2月5日或6日我将返回。那时我们再次会面,并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去南京。”(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108―109页。)在这种背景下,《谈话》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

  《谈话》的发表,就是针对蒋介石的这些动作来的,也是针对邓文仪传递出的国民党对谈判的顾虑,同时也是要在陈立夫与苏联谈判前,进一步向世人宣传,中国共产党不仅现在而且在过去,就主张和公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谈话》的发表,是向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和国际社会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是持积极的态度,表明“中国苏维埃政府无时无地不在预备和一切愿意抗日者进行谈判”,以让国民党的谈判代表消除顾虑,从而加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步伐。

  二、1936年1月陕北的无线电台不能向莫斯科发长报

  《谈话》并不是从陕北通过无线电发给《救国时报》的。《救国时报》1935年5月15日创刊于法国巴黎(初名《救国报》),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该报最初在莫斯科编辑,打成纸型后航寄到巴黎印刷出版,1936年在巴黎建立中文排字车间后,稿件仍在莫斯科编辑,然后直接邮寄巴黎排字印刷。1936年1月,刚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中断的交通联系还没有恢复,无线电联系虽已初步建立,但不具备发长报的条件。因此,红色中华社不可能将长达2600字的《谈话》通过无线电台,从陕北发往莫斯科。1934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部长阿布拉莫夫,于莫斯科给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被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

  实际上,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共中央,先与上海中央局失去了联系,后又因战事凶险,将不便携带的一百瓦大功率电台埋掉,也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对此,共产国际十分着急,先后委派李立三、阎红彦等人采取多种措施,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但直到1935年11月初张浩(林育英)从蒙古入境,抵达陕西定边县才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于20日前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参见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59页。)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准备以6个月(2月至7月)完成下列任务……(15)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鲁之玉等著:《王诤传》,电子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并指定由军委三局局长王诤负责。有当事人在《通讯兵回忆史料》撰文说,大约在1935底或1936年初间,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开始与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但笔者认为,即使这一说法确实,也只能是属于以短电相互沟通情况,不能发长报的试通话阶段。这个时期的党中央还没有大功率电台,最大功率的电台仅为50瓦,能与共产国际进行短电联络已是相当不易了。1936年6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将功率为一百瓦的电台送到了陕北,中共中央才有了发长报的条件。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拍发的两封电报,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36年7月2日,张闻天在安塞致电博古,除通报了红军在西线的胜利,并告知“国际电台已畅通”。1936年7月22日,张闻天同张浩、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更是明确说:“国际电台联络从六月起已畅通”。(参见《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243页。)

  从目前已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没有发现陕北与共产国际在1935年底至1936年6月26日前的来往电报,也证明了这一点。193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莫斯科发去达2000字的《致王明》电报,特意注明为“第一号电报”,开始详细报告中央和红军主力经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这也说明能从陕北向莫斯科发长报,是自1936年6月开始的。季米特洛夫在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这封长电转给斯大林阅览时写有一段话:“自中国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和福建后中断的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已由共产国际无线电台恢复。经过(一些监控电报)检验,现在可以认为,同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已稳定的建立起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23页。)这清楚地表明,自1934年10月中断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是于1936年6月才得以稳定地建立起来。换言之,1936年6月前,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不具备向莫斯科发长报的条件。

  三、《谈话》系“上海工人通讯社消息”之说不成立

  “上海工人通讯社”是中共中央在上海于1930年创办的,1931年春改名为“中国工农通讯社”,亦称“上海工农通讯社”。该社一方面向国内外媒体寄递纸面新闻,一方面用党中央在上海创建的电台对外播发电讯稿。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和负责中央台的王有才、负责国际台的程祖怡相继被捕叛变,中央局启用的两部电台和一部备用电台及大量通讯器材尽落敌手,与电台和备用电台有关的所有人员均被逮捕,工农通讯社也随之被摧毁。此后,上海中央局多次试图建立新电台,恢复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无果而终。

  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自遵义会议后,先后派陈云、潘汉年到上海建立党的组织并设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但因白色恐怖严重,工作极难开展,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转道去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潘汉年在1935年6月20日抵达上海时,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信中说:“尽管我带来了无线电呼号并把它们交给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我们还是没有收到对我们呼叫的回应。因此,我恳请同你们会面,进行面谈,以便你们能够帮助我完成哪怕是一部分的工作任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451―452页。)这说明,陈云、潘汉年抵达上海后,还没能使上海中央局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沟通无线电联络就离开了上海。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最早被派往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和建立无线电台等工作的冯雪峰,1936年4月才到达上海。这就是说,中共中央长征抵达陕北后,在1936年1月还未来得及使上海中央局建立起无线电台并开始工作,让上海工人通讯社或工农通讯社恢复工作就更谈不上了。

  很明显,《谈话》于1936年1月由上海工人通讯社接收到红色中华社播发的电讯后,再转发莫斯科就根本不可能。那么,《谈话》又怎么会于1936年1月29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呢?四、《谈话》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劳的

  《谈话》不是红色中华社记者在陕北采访毛泽东、王稼祥后写成的,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政治需要在莫斯科代劳的。对此,笔者有以下根据:

  (一)《救国时报》恢复出版初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惯于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领导人代制文件。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期间,中共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并以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表,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好评,产生了极好的影响。此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在莫斯科以朱德、王稼祥、林彪、贺龙、彭德怀、徐向前、董振堂、萧克、周昆、罗炳辉、刘英暨红军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战斗员的名义,撰写了致国内各军政首领及全国各海陆空军校同学们并转全国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长官和全体兵士以及全国各地商团民团团长团员弟兄函;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于1935年11月17日发给在巴黎负责恢复出版《救国报》的吴玉章,并嘱:“请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以下内容的简短声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63页。)

  吴玉章接到电报后,经过删改润色,刊登在1935年12月9日的《救国时报》上,以“中国红军快邮代电”为传递渠道发表。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与青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一起,根据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分别于1935年12月18日起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支持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告工人朋友书》,1935年12月20日起草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学生和青年同胞书》,1935年12月31日起草了《中国青年党关于最近华北事变的声明》,经稍许删改后分别发表于1936年1月14日出版的《救国时报》和巴黎1936年第2卷《学生救国运动》上。(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76页注②、第75页注②、注③。)

  这就是说,仅在1935年11月和12月两个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为中共中央、红军将领、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等,代制了5份文件。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1936年1月,蒋介石派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就合作抗日问题会谈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发现需要在陕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有个态度时,代表团就为毛泽东和王稼祥代制了对红色中华社记者的谈话以阐发观点。为掩人耳目,就在编者按中写上“经由广播无线电发表”字样。

  (二)《谈话》发表前,《救国时报》没有发表中共中央发布的其他文件。《谈话》在《救国时报》发表前,中共中央于1935年11月13日、11月28日、12月20日,分别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几个宣言的字数都比《谈话》少,且内容也非常重要,但《救国时报》在1936年1月29日前都没有发表,而是分别于1936年6月25日和7月20日才予以发表。这说明在1936年6月前,陕北的长电是发不到莫斯科的。

  (三)《谈话》中有的观点,不是毛泽东这个时期的主张。《谈话》为红中社记者设置了“最近各方盛传蒋介石已与红军成立停战协定,究竟事实内幕如何”的采访提问,这显然不可能是红中社记者所提问题。此时的红军只有陕甘支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路上艰苦作战和冒死突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没有与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接触,他们通过宋庆龄请以牧师身份传递这一信息的董健吾,是1936年2月27日才到达陕北瓦窑堡,国内也根本没有“蒋介石已与红军成立停战协定”之谣传,身在陕北的红中社记者,怎么可能会提出这样脱离实际的问题?恰恰相反,在莫斯科,蒋介石的代表已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有了三次接触,陈立夫也即将到达莫斯科与之会谈,在莫斯科的众多中国人和友人不了解会谈情况而发出疑问,在情理之中。因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写作《谈话》时,假设出这个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

  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发出的所有宣言和《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等等,都一致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反蒋”、“彻底消灭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中共中央此时也根本不认为一直卖国的蒋介石能抗日。而《谈话》对此的观点却是:“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统一战线上和他携手。”这正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观点。王明在1935年第33―34期《共产国际》杂志发表的《为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与中共当前的任务》一文中,就曾公开表示:“尽管蒋介石对人民和国家犯了无数罪行,但如果他真的调转枪口对准日本,我们会给他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将同他建立统一战线,以便共同抗日。”王明在1936年1月17日与邓文仪会谈时,又将这些话重述了一遍。(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90页。)《谈话》借红中社记者的提问阐述这个问题,目的在向蒋介石政府和世人表述:“红军与蒋介石间能否成立协定,并不是决定于中国苏维埃政府而是决定于蒋介石是否决心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在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只求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上,决不保留任何例外,决不绝人自新之路。但蒋介石若依然不肯下抗日决心,则即放出任何空气,中国苏维埃政府亦决不为之眩动。”《毛泽东与王稼穑最近谈话》,《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明白地告诉蒋介石派往莫斯科的会谈代表:放出任何和谈和签订了协议的空气,只要蒋介石不真心抗日,都是徒劳的。

  (四)《红色中华》没有刊登《谈话》。《红色中华》是于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复刊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与红色中华社同属一个组织机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红中社记者若采访了毛泽东、王稼祥写成了《谈话》,是必定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的。而《红色中华》却没有发表,这说明在陕北的红中社和《红色中华》,在《谈话》未在《救国时报》上发表前,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篇《谈话》。也就是说,《谈话》不是红中社记者在陕北采访了毛泽东和王稼祥后写成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谈话》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代制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尽快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而发表的。《谈话》的发表,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步骤,说明红色中华社的新闻稿不仅传播新闻,在某些时候还是政治斗争中的锐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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