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与后东突厥汗国的关系

渤海与后东突厥汗国的关系

  一、突厥复兴与渤海建国

  渤海建国于698年,是唐代东北靺鞨人为主建立的一个古代国家。两《唐书》对渤海政权建立过程的记载大同小异,为理解之便,具录如下。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

  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

  《新唐书·渤海传》载:

  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

  上述内容是有关渤海建国史最基本的文字史料。据此可知,渤海初代王大祚荣是乘契丹人发起营州之乱之机“东走”,据险要创立政权的,建国后,即与“突厥”建立起联系。相信是由于史料缺乏的缘故,以往关于渤海建国史的研究,多集中在与契丹的关系、大祚荣东走的线路、东牟山所在及唐朝的册封经过等问题上,而对于大祚荣政权草创时期与突厥的关联,则多停留于对两唐书记述的复述,对渤海遣使“交”、“通于”“突厥”的性质未做仔细分析,进而对于渤海政权建立当时与周边各国各族间的内在关联也缺少细密的梳理。实际上,在大祚荣“自立”、“建国”前,还有一支对大祚荣立国成功具有决定性影响,并与契丹和唐朝都有着密切关联的政治力量,这就是682年复兴的东突厥汗国。下文从东突厥汗国复兴及介入营州之乱入手,考察四种政治力量在营州之乱前后的角逐及其对东北亚政局的影响。

  东突厥汗国630年在唐朝军队进攻下土崩瓦解,其降部被安置在幽州至灵州沿边一带,即所谓六州降户。(注:《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载:“初,突厥内属者分处丰、胜、灵、夏、朔、代间,谓之河曲六州降人。”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七章“唐朝对东突厥的措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274页。)然而吐蕃的崛起又给了东突厥汗国复兴的机会。679年以后,东突厥降部趁唐朝将军事力量倾斜于西北与吐蕃交战之机,不断内扰,并在682年建立后东突厥汗国(682-745年,为与前一次东突厥汗国区别开来,学界又称之为突厥第二汗国、后突厥汗国和后东突厥汗国。以下为行文之便,略为突厥),(注:参见李方:《后东突厥汗国的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并再度称霸塞外。其国势在默啜可汗(693-716)时最盛,疆域在东、北和西面都得到拓展,东边一度到达兴安岭。东突厥复兴,唐朝东部边防立即紧张起来。李唐政权初期,李渊、李世民父子即称臣于东突厥,以“财帛金宝入突厥”,(注:参见《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作为交换的条件,借重突厥人的力量反叛隋朝,直到唐朝消灭隋朝后裔,才由附属关系转入军事对抗,并且于630年灭掉了突厥第一汗国。突厥第二汗国兴起特别是再度强大后,唐朝与其没有类似从前的附属关系,相反是突厥对唐朝时叛时服,又使一度归附唐朝的契丹、奚等诸蕃部重新倒向突厥,复向唐朝要求数额巨大的粮谷、农具等,壮大本部的实力。

  营州之乱初始,突厥动向史书有载,《新唐书·突厥传》云:“契丹李尽忠等反,默啜请击贼自效,诏可。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以左豹韬卫将军阎知微即部册拜迁善可汗。”而默啜的所谓出兵助讨从一开始就是有条件的,营州陷落后,默啜上书表示“请还河西降户,即率部落兵马为国家讨击契丹”,武则天以讨灭契丹之乱为当务之急,只能照办。于是“默啜遂攻讨契丹,部众大溃,尽获其家口”。(注:《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史书没有明示突厥介入营州之乱的时间,《新唐书·突厥传》中记默啜在受册封后“乃引兵击契丹,会尽忠死,袭松漠部落,尽得孙万荣(当是李尽忠——作者)妻子辎重,酋长崩溃”,同书《契丹传》所记与本传稍有不同:“俄而尽忠死,突厥默啜袭破其部。万荣收散兵复振,(十月)使别将骆务整、何阿小入冀州,杀刺史陆宝积,掠数千人。”《旧唐书·契丹传》所载“李尽灭死,万斩代领其众”,与此略同。故当是“尽得李尽忠妻子辎重,酋长崩溃”。 李尽忠死于696年九月,突厥默啜可汗是乘尽忠死袭击所率松默部落,说明突厥在是年九月就已经介入了营州之乱。默啜以助唐讨伐叛逆为名,谋一己之私,袭击了李尽忠部驻地,掠夺财物兵器人口,并占据了原松漠都督所辖之地,自此兵众渐盛。参见《旧唐书》卷194《突厥传》。

  大祚荣出身于粟末靺鞨部的一支,后转徙高句丽,并担任过军将,高句丽亡国后随其父乞乞仲象被迁至营州。(注:参见马一虹:《靺鞨与朝鲜半岛诸国关系研究》,《欧亚学刊》第5辑,中华书局2005年版。)战乱爆发后,祚荣率领所部离开营州向东移动以求自保。按《旧唐书》本传载,大祚荣“东奔”是在李尽忠战死以前,当在696年九月之前。

  前文谈到,武则天封突厥默啜可汗也是在李尽忠死之前,可知当时唐军处于劣势,所以武则天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不惜代价来瓦解和孤立契丹人力量。可以推断,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受封大体也当在这一时期,而此时,两支东走的势力与唐朝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到对峙的局面。可是接下来,一是比羽不接受册命,不肯听命于唐朝廷,不肯与契丹人发生冲突。限于史料,大祚荣所属的一支势力态度不明朗,许多研究者认为大祚荣集团曾经参与契丹人的反唐行动,但从现有记事中找不到大祚荣集团参与契丹人军事行动的痕迹。当然,在契丹人看来,大祚荣等在关键时刻没有助力本身就是一种釜底抽薪,就是背叛,以致双方关系破裂,(注:9世纪新罗崔致远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说大祚荣“始与契丹济恶,旋与突厥通谋”(《东文选》卷33《表笺》,东洋文库本),指的恐怕就是这个时期。)契丹人对大祚荣等怀有怨恨也是自然的,更有学者认为《辽史》所载契丹王表示与渤海有“世仇”,(注:《辽史》卷2《太祖本纪下》载:“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指的就是大祚荣背离契丹独立建立政权一事。(注:参见宋玉祥:《渤海与契丹“世仇”浅见》,《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马利清:《契丹与渤海关系探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697年(神功元年)六月,营州之乱实际上结束。战乱前后不到两年,但对唐朝的打击极大,最后唐朝是靠突厥袭击契丹的后方,奚又和契丹携贰,才勉强取胜。(注:参见黄永年:《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7页。)营州之乱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如果说高句丽灭亡、突厥第二汗国的复兴导致了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格局的大变动,那么营州被扰动,则引起了东北亚政局巨大的连锁反应,由此开启千余年世局演变的序幕,(注:参见王小甫:《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契丹之乱以及战乱中诞生的渤海政权,都是这种变局与影响的具体表现。

  从时间上看,则天命李楷固追击祚荣及所部靺鞨人与旧高句丽人当在六月,即营州局势稳定下来之后,《资治通鉴》中说曾经“屡败唐兵”的契丹别将李楷固、骆务整在孙万荣死后皆来降唐,(注:参见《资治通鉴》卷206则天久视元年六月条。黄约瑟认为唐朝派契丹降将去追击大祚荣部队是因为武周当时在高句丽旧地虽然保有军事据点但屯军数目有限,(《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刘建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2页)有一定道理;但也可能如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言,是中原王朝“以蕃制蕃”手法。《资治通鉴》卷206则天久视元年六月条载狄仁杰盛赞李楷固“等并骁勇绝伦,能尽力于所事,必能尽力于我,若抚之以德,皆为我用矣” 。可见武则天之起用李楷固一是因为他熟悉同为“蕃”族的大祚荣等的习性,二是因为他骁勇能战。)唐朝军队开始有余力“惩罚”当初被迫役属契丹而没有勤王的各种力量,即所谓契丹余党。大祚荣等于契丹已是叛逆,在唐朝又被视为契丹余党,处境两难,然而祚荣等凭天门岭之险,击退李楷固所领军队,得以残存。圣历元年(698)六月,默啜寻衅唐朝送物不精,婚婿不贵等,列举唐朝五大罪状,(注:参见《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圣历元年条。)驱兵入寇。大军南下一路占据了嬀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这时契丹及奚重新依附突厥,遮断了唐军向东北的进路,大祚荣因此得以避祸,合并乞四比羽的残部,在东牟山树立政权,自号震国王。新罗人崔致远在向唐朝提出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说大祚荣“始与契丹济恶,旋与突厥通谋,万里耨苗,累拒渡辽之辙”,(注:《东文选》卷33《表笺》。)指的应该就是营州之乱后大祚荣一支的行踪。按此记述,则大祚荣在率众“东走”之后、于东牟山树立政权之前,就已经与突厥建立了联系。以大祚荣(及其政权)当时的实力与处境,其交通突厥,当与契丹和奚一样为附属性质。突厥通过营州之乱控制了契丹、奚,并对大祚荣政权施加政治影响,进而波及东北亚地区。可以看到,渤海建国与突厥汗国的复兴及再次控制营州附近地区有着直接关系:大祚荣正是借突厥之力,得以摆脱唐朝廷追击与围剿,并纠集靺鞨人与高句丽遗民以及在营州和向东移动过程中吸附的各部族人群,壮大力量。

  至于渤海臣属突厥的经纬,两《唐书》记载也无大异,《旧唐书》所传文脉通顺,又交代有大体的时期,可知大祚荣在树立政权不久即臣属于突厥。不久前给中原王朝造成如此严重事态的契丹、奚等部族尚且依附突厥汗国以求自保,以大祚荣当时的处境,他自然要寻求所有能够帮助他与唐朝廷抗衡的势力,大祚荣接受新罗王廷“五品大阿飡”的封官目的在于此;(注: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云:“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湌之秩。后至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幸恩,遽闻抗礼。”(《东文选》卷33《表笺》)。)对突厥汗国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新兴的渤海为摆脱来自唐朝的威胁,大祚荣建立政权伊始便“遣使交突厥”,成为突厥的属部。从文脉看当是渤海大祚荣主动向突厥派出使节寻求庇护,这一点,从后来渤海第二位王大武艺对部下谈到与黑水靺鞨一同去突厥“请吐屯”等言辞中可得到印证。(注:《新唐书》卷219《渤海传》载:“武艺召其下谋曰:‘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今请唐官不吾告,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我们看到,成为突厥的臣属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突厥通过自身的征服活动实现的,另一种是臣属国(部)迫于内部或外部压力而主动请求成为臣民的。文献显示,渤海属于后一种情况。

  “请突厥吐屯”之举的时间不详,可能在大祚荣向突厥遣使之后不久即已开始,但可以肯定在开元十年(722)黑水靺鞨部向唐朝请置都督府以前就有了。大武艺得知唐在黑水部最大部落内设都督府,并置长史临总的消息,怒而指责黑水靺鞨部置旧时伙伴关系不顾,其意必在与唐朝联手使渤海腹背受敌。武艺在这里使用了“旧请突厥吐屯”,(注:《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说明渤海与黑水靺鞨共同朝贡突厥,请突厥监督官,当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的。

  关于突厥对渤海的统治形式,目前可考资料中尚见不到突厥对大祚荣是否也像新罗王朝一样赠大氏以某官职,结合突厥对其他臣属部族、部落的控制方式,我们知道突厥对渤海并不实行直接统治,按照惯例,渤海应当有义务为可汗出兵作战。(注:参见马一虹:《靺鞨与东突厥关系述考》,《史林》2003年第6期。)突厥向渤海派“吐屯”,“吐屯”是突厥派到渤海的御史,监督渤海向突厥纳税并保证渤海对突厥的忠诚。

  二、渤海对唐朝与突厥的两属关系

  698年以后,突厥默啜连岁犯唐, 神龙元年(705),“帝诏绝昏,购斩默啜者王以国、官诸卫大将军” ; “赏物二千段。又命内外官各进破突厥之策”。(注:《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此间,唐朝派使节张行岌前往大祚荣驻地欲行招慰。(注:参见《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0唐朝廷为突厥入侵所困,调整了以往对渤海大祚荣部的追讨政策,改为怀柔。大祚荣遣子大门艺随使者入唐留宿卫,这说明大祚荣并不欲与唐朝为敌。

  713年,唐遣郎将崔訢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辖之地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此时,默啜正极力拓展在西域和漠北地区的势力,(注:参见李方:《后东突厥汗国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对东方的关注开始减退,且《旧唐书·突厥传》载,默啜年老昏暴,“虐用其众人”,部落多怨叛。这一点从辽东地区聚居的高句丽遗民首领高定傅、高文简等倒向唐朝等事实可以看得明白。玄宗先天二年(713)二月,唐朝“册拜高丽大首领高定傅为特进”,(注:《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而大祚荣在同月受封;开元三年二月,“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都督GFDA1跌思太等,各率其众自突厥相继来奔,前后总二千余帐。析许州、唐州置仙州”,(注:《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这则记载与“八月,高丽、吐浑等诸蕃降附”当为同一件事。“玄宗册文简为辽西郡王、食邑三千户、行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赐宅一区,马四匹,物六百段。”高句丽亡国后,唐朝强行将高句丽人迁至唐土安置,辽东地区残留的一部分遗民,当为史书所载高氏君长投向突厥的那一部分。[注:一些学者主张根据一些史籍如《新唐书·高丽传》等记载高句丽“后稍自国”,且在唐朝后期献乐物两部等,以为8世纪后辽东地区还存在小高丽国(自1957至1972年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在《史渊》发表系列论文讨论所谓小高句丽国问题,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八《小高句麗国の研究》,三一書房1984年版。)]高句丽遗民与吐谷浑等投降唐朝,表明突厥对诸蕃控制力下降。在唐与突厥之间左右摇摆的“诸蕃”的去向,真实折射了两方军事实力消长的变换过程。唐朝廷此时大行封赏,说明突厥已处于史书所记默啜政衰的时期。

  前文提到,营州之乱期间,唐朝授默啜可汗左卫大将军、归国公、特进;后授契丹、奚的首领以将军号、都督号和郡王号,唐朝对大祚荣也给予了与契丹和奚同等程度的封号,对于刚刚建立政权的渤海,实为一种厚遇,而这种厚遇的背后,当存在唐朝怀柔大祚荣,离间其与突厥的关系的因素。大祚荣选择了投向唐朝。至此,渤海对唐朝与突厥就具有了两属性质。

  716年默啜可汗死,突厥汗国内部发生了权力争斗,默啜兄骨咄禄之子阙特勤杀新即位的默啜子小可汗,清洗了默啜诸子及亲信至“略尽”,立小可汗兄默棘连为可汗,即毗伽可汗。此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帅,突厥部落多离散,部种多贰。契丹李失活、奚李大辅各以所部來降,玄宗分册二人为松漠郡王和饶乐郡王。次年,营州都督府复置,兼平卢军使,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营州之乱以来营州第一次恢复秩序。史载716年、717年渤海大祚荣连续向唐朝遣使,718年更是两度遣使,并派王子大述艺入唐宿卫,(注:参见《册府元龟》卷970《朝贡三》。)史书虽不见祚荣是否也和契丹、奚的首领一样背离了突厥,但其刻意与唐朝接近的姿态昭然若揭。

  开元七年六月,大祚荣卒,唐朝遣左监门率吴思谦摄鸿胪卿充使吊祭。同月,祚荣子大武艺袭位称王。《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载:开元八年九月,唐朝遣左骁卫郎将摄郎中张越使于靺鞨,“以奚及契丹背恩义讨之也”。唐朝要渤海联合讨伐契丹与奚,此事不见于其他载籍,日野开三郎认为玄宗所谓“背恩义”是指契丹和奚在默啜可汗死后归唐朝而在毗伽可汗势力逐渐走强后又背唐重返突厥阵营一事。(注:参见[日]日野开三郎:《突厥毗伽可汗と唐·玄宗との対立と小高句麗国》,《史渊》79,1959年。)作为唐朝的附属国,原则上渤海有义务出兵随唐朝征伐叛逆,就如同后来新罗应唐朝之命随唐朝军队讨伐渤海进攻登州一样。渤海方面如何回应唐朝,史籍无载,详情无从得知;不过考虑到这是大武艺即王位后唐朝首次有求于渤海,大武艺当不会断然拒绝,况且,自从营州之乱武艺之父大祚荣等率众人离开契丹盘踞之地“东走”,特别是建立政权后,即与契丹关系紧张,渤海与唐协同采取军事行动也不无可能。

  默啜可汗被杀前后,突厥势力一度衰弱,契丹与奚转而附属于唐朝;但随着毗伽可汗即位,励精图治,突厥转盛,两蕃复又叛离唐朝,再投到突厥伞下。所谓“背恩义”,指的就是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渤海的选择就格外重要了,故张越到渤海之举实为唐朝为防止渤海倒向突厥的一个提醒。值得注意的是,719、720两年间均不见渤海朝贡唐朝的记录,恐怕唐朝对渤海的威慑没有产生多大效果。

  在突厥强盛与衰落升降时期里,夹在唐与突厥两大势力之间的各种相对弱小势力无不根据双方实力消长而审时度势,以求自保。相关史籍对渤海的动向记载较少,但如果考虑到诸如契丹、奚等经常对唐东北边境构成威胁或骚扰的族类尚且在突厥与唐朝之间左右摇摆,可以想见,对建立政权不久,根据地尚未稳定的渤海大祚荣来说,处境就更加艰难,自保及伺机拓展生存空间当是渤海建国初期对外关系中取舍的根本出发点。

  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即位以后,逞兵威于周边地区“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面对渤海的日渐强大,唐朝感到了不安;恰在此时,开元十四年(注:《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作十二年(参见是年条)。)渤海之北的靺鞨精悍部落黑水靺鞨入唐朝贡,唐朝不失时机地在黑水地界设立了一个羁縻州,即黑水州都督府,并置黑水军,唐朝派长史监领,总其事。在黑水府内设置军队,也是唐王朝用以牵制渤海势力扩大的一项对策。(注:黄约瑟认为唐与黑水通好和联盟的最终目的,与其说是针对渤海,不如说是牵制突厥(《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刘建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第87页),或有一定道理;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渤海大武艺极力扩张领土,网罗周边部族部落成为其臣民,国力日渐强大等情况,比起对突厥的牵制意图,唐朝最大忧虑恐怕还在于渤海。)大武艺对此事反应强烈。载籍记武艺的激愤言论中有一段与突厥有关的内容:“武艺谓其属曰:‘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计会,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门艺及舅任雅发兵以击黑水。”(注:《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新唐书·渤海传》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如《旧唐书》之“旧”、《新唐书》为“异时”。)大门艺以其曾经宿卫唐朝的经验警告武艺,出兵黑水即是背离唐朝,而与唐朝为敌无异于飞蛾扑火。武艺执意出兵并欲杀门艺惩戒其违命之罪,门艺遂潜逃至唐朝。这起纠纷,看似只是渤海、黑水靺鞨与唐朝之间的纠葛,谈到突厥也只是对过往史事的回顾,说明了渤海和黑水靺鞨都曾经是突厥的臣属部落,与现实中三者关系并无关联,但实际上,渤海对黑水靺鞨计较的就是其对宗主国的态度。大武艺与大门艺之间的冲突是否所谓亲突厥派与亲唐派之间的冲突,(注:参见[日]日野开三郎:《突厥毗伽可汗と唐·玄宗との対立と小高句麗国》,《史渊》79,1959年。)前引大武艺的一段怨言之外没有更多材料为证,无从确知,但是在大武艺执意出兵征讨黑水靺鞨一事上有突厥背后支持则是有可能的,(注:参见黄约瑟:《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刘建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第87页。)因为不论渤海或是黑水靺鞨任何一方与唐朝发生不睦甚至关系破裂,都是突厥期待的,而渤海似乎始终未与突厥真正脱离过关系;唐朝与黑水结成军事联盟,使渤海处在被动的位置,势必将渤海推向突厥阵营。

  开元十三年三月,玄宗行将封禅泰山,张说担心突厥乘隙入寇,故兵部郎中裴光庭献计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余矣。”(注:《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月,玄宗还洛阳后,突厥使臣颉利发请归,玄宗厚赐而遣之,但终究没有允诺和亲之事。从上述记事可知,在唐朝所认知的“夷”的世界中突厥仍为最大,换言之,来自突厥的威胁也可能令唐朝廷最为烦恼。张说忧虑突厥会在皇帝封禅期间南寇,说明当时唐朝最为担心的就是突厥的动向,但这件事反过来也说明在此前时间内,突厥并没有内侵。开元十四年左右,唐朝与突厥没有发生重大冲突,(注:唐朝在这个时期主要的防范对象是契丹与奚“两蕃”。参见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开元十五年九月,突厥毗伽可汗遣大臣梅录入贡,告发吐蕃书约突厥欲共同侵唐之事,玄宗给予嘉奖,岁赐帛数十万。由此可知,至少在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唐朝与突厥还算相安无事。

  进入开元十八年,唐东北局势再次变得严峻起来,契丹、奚再次投向突厥,渤海也由于唐朝与黑水靺鞨的战略联盟而倒向了突厥。五月,契丹衙官可突干弒其主李邵固,(注:可突干在有些史书中作可突于,本文统一以前者为称。)率领国人并胁奚众叛降突厥,奚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邵固妻陈氏皆附突厥。玄宗令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分道募勇士,又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六月,可突干寇平卢,平卢军先锋使乌承玼于捺禄。唐朝军队连连失利,开元十九年起,唐廷遂主动与吐蕃媾和,双方使节往还,声问相继。唐朝西边的危机暂时缓解,可以把精力集中于东方对付突厥、契丹与奚各部,经过几场恶战,到开元二十五年春天才最后击破契丹余部。(注: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这期间战事时断时续,但显然,契丹和奚等带来的边患并未完全解决。开元二十年六月,裴耀卿专门携二十万匹帛分赐立功奚官,(注:参见《旧唐书》卷98《裴耀卿传》。)唐朝以经济方法利诱侵边奚人,必是不希望军事行动太频繁,军资粮秣消耗太多,可见唐朝当时还未完全控制东北边境地区。而且,裴耀卿在送布帛之前即预料到突厥和室韦会来抢掠,而事情果如其所料,可见突厥的势力在渐渐恢复。实际上契丹及奚对唐朝的服与叛正是突厥实力强弱变化的风向标。

  开元二十年八月,距唐朝对契丹和奚的大规模征讨行动结束后不到半年,渤海大武艺即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入寇登州,(注:《新唐书·渤海传》载:“九月乙巳,渤海靺鞨寇登州,刺史韦俊死之,左领军卫将军盖福慎(按:《旧唐书》卷8《玄宗上》又作“顺”)伐之。”)杀刺史韦俊,从而引发了有史可查的双方关系史上最大的一次武力冲突。当初大门艺潜逃至唐后,大武艺即派使臣去唐上书交涉此事,(注:大武艺派出使臣的时间不详,由于唐玄宗对武艺的上书有敕书回应,故当可根据敕书作成时间来推定。目前关于敕书的日期有731年说([日]古畑徹:《張九齢作“勅渤海王大武藝書”第一首の作成年時について―大門芸の亡命年時について補遺― 》,《集刊東洋学》59,1988年)和732年八月说(黄约瑟:《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刘建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按《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大武艺在731年或732年至少有两次遣使入唐,据可考史料,没见到732年渤海遣使记录。)极言门艺罪状,要求玄宗杀掉门艺。唐朝遣使安抚武艺,谎称已将门艺发配岭南。但是不久事泄,武艺再次上书,指责唐的欺骗行为并重提拘捕大门艺一事,要求将其引渡回渤海处死,并以唐不杀门艺渤海即不归于唐朝作为要挟。唐玄宗没有送门艺回渤海,又企图以和平手段平息与渤海的外交纷争,于是有了武艺突袭登州之举。由于渤海侵登州与前述唐与契丹、奚的战争相距甚近,故有学者推测渤海的军事行动乃是对契丹的支援,用意在于分散唐朝的军力而另辟战场。(注:参见[日]古畑徹:《唐渤紛争の展開と国際情勢》,《集刊東洋学》55,1986年。)这个解释不无道理;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唐朝军队对契丹和奚实行长时期、大规模军事行动,人力、物资都有很大的消耗,前文提到唐朝特地送二十万匹布帛给奚以减少军事上的进一步损失,就是从一个侧面的反映。大武艺是故意选择在这个时机,利用唐朝军队已显疲态,乘其防备不足,后方虚弱,从海上突然发起攻势的。

  而且必须看到,大武艺敢于在“万倍于我”(注:《新唐书》卷219《渤海传》。)的唐朝面前断然出兵,除去前面所分析的利用唐朝军队人困马乏的有利时机,还应当充分注意突厥的影响因素。如果考虑到730年以后,突厥在毗伽可汗统治时期卷土重来,契丹、奚重新成为其附属国,可以想象,重新回到突厥阵营中的渤海,将与突厥的关系作为一份筹码与唐朝抗衡。在对唐朝出兵之初,渤海态度极为强硬,肯定与突厥在背后的支持不无关系。关于这一点,日野开三郎有具体的5点分析可资参考,(注:参见[日]日野开三郎:《突厥毗伽可汗と唐·玄宗の对立と小高句麗国》,《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八,第174页。)本文在这里只做一点补充。后面将提到,736年早春大武艺向唐玄宗报告说突厥曾经派使者到渤海,试图说服渤海与其联手攻打契丹和奚。这件事虽然是针对契丹和奚,但是据此不难推定渤海对突厥或者突厥对渤海采取相同的方式取得联络,即便不是突厥直接出兵帮助渤海攻击登州,也完全可能在双方都认可的“联合”内容下达成共识或是默契。

  史籍对渤海在登州之役的战果未置一词,不管登州之战胜负如何,渤海方面并未就此罢休,733年初,武艺王又引兵“扰海上”,至马都山,“屠城邑”,使“吏民逃徙失业”,唐尚书乌承玼领所部(管平卢先锋军)塞渤海进路,渤海军被迫退军。(注:参见《新唐书》卷136《乌承玼传》。另见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香港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9-230页。)《新唐书·乌承玼传》中又说唐军在马都山渤海进攻要路上以大石筑起一段长城,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由此可见渤海的侵扰对当地的威胁。古畑徹根据唐军在开元二十二年战胜契丹后的露布内容,指出渤海军与平卢军之间交战当在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注:参见[日]古畑徹:《唐渤紛争の展開と国際情勢》,《集刊東洋学》55,1986年。)值得注意的是,露布指出当时(渤海并没有参与契丹在开元二十二年的战役)契丹“西连匈奴,东搆渤海”,这里的“匈奴”显然指的就是突厥;而唐军在硖石以七千之众面对“四蕃”,这里所谓“四蕃”,无疑指的是突厥、契丹、奚和渤海,[注:参考《全唐文》卷352所收樊衡《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记作者为张守珪)。]也就是说,渤海武艺在登州战略上配合了契丹等的军事行动之后,又北上至今锦州至临渝关一带联合突厥与契丹等再向唐发动了军事进攻。武艺出兵登州后,733年春,玄宗即派门艺去幽州组织军队讨伐渤海,同时派新罗在唐任官的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往新罗,令新罗王发兵以攻渤海南境。遇山阻塞冻,雪深丈余,兵士死者过半,无功而还。(注:参见《资治通鉴》卷213开元二十一年春条。)

  然而,突厥的再次强大并没有持续多久。734年,毗伽可汗被大臣梅啜禄所毒,未死,诛杀了大臣及其族党。毗伽可汗死后,其子伊然可汗立,不久死去。突厥内部既乱,735年又与契丹、奚反目,突厥引兵击两部,失利而退。突厥汗国经过了毗伽可汗时一个短暂的繁荣期后开始走上夕阳之路,内外交困。渤海既失去了突厥的后援,军事上复又遭到唐朝强有力的回击,而735年唐朝从年初对契丹和奚军事行动取得重大成果,到同年对契丹外交的游刃有余,都对渤海造成了巨大压力,迫使渤海王必须重新考虑向何处去,大武艺在这个紧要关口收敛了以往的锋芒,开始采取背离突厥而改善与唐关系的方针。对于这一次转变,史书并没有直接记述,但开元二十四年春(注:古畑徹推定在开元二十三年春,但黄约瑟认为应该是二十四年春。据《资治通鉴》将突厥东侵“两蕃”导致契丹与奚“内属”之事系于二十三年是岁条,详细不明。玄宗在给武艺书中显然是回顾的口气,故系于二十四年更为妥当。)唐玄宗给渤海王大武艺的敕书披露了渤海对突厥政策变化的迹象。736年间,唐朝与渤海间接触比较频繁,这从唐玄宗在一年内至少两度写信给大武艺一事中可以看出。第二封信(敕书)中写道:

  敕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艺:……卿往年背德,已为祸阶,近能悔过,不失臣节。迷复非远,善又何加。所令大戊庆等入朝,并已处分,各加官赏……近又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拟打两蕃。奚及契丹,今既内属,而突厥私恨,欲仇此蕃。卿但不从,何妨有使,拟行执缚,义所不然,此是人情,况为君道……(注:《曲江集》卷9,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05。)

  从这封给大武艺敕书看,渤海遣使入朝,又请求唐朝放回过往宿卫的替人等。不论这封敕书草自开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武艺在这一次交涉过程中没有提出引渡大门艺回渤海的要求,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武艺毕竟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保全了玄宗的面子;更重要的是,大武艺借向玄宗汇报突厥要与其联手对付契丹和奚一事,向玄宗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渤海要弃离突厥而与唐复交;不仅如此,还准备做出实际行动,扣留突厥来使押送至唐,以示与突厥划清界线。此后到738年间,史书可查者渤海至少四次入唐朝贡、献方物,唐朝对来使授官,回赐也颇为丰厚。

  三、突厥走向没落与渤海恢复对唐朝关系

  738年秋,大武艺死,其子大钦茂继立为王。唐遣内侍段守简往册钦茂为渤海郡王,仍嗣其父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此时,突厥汗国内部形势江河日下。载籍对于毗伽可汗之后的汗位继承的记载一度混乱,混乱发生在伊然可汗与继其后的登里可汗之间,有研究者推测是史官不懂突厥语而把伊然可汗也就是登里可汗错记成了两人。[注:《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中说其继位国君乃在位八年的伊然可汗,而据《旧唐书·突厥传》伊然可汗在位时间很短,接着是登里可汗继位,《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所载等均同。薛宗正考证伊然可汗与登里可汗实为同一人(参见薛宗正:《突厥可汗谱系新考》,《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登里可汗忙于巩固汗位剪除异己,无暇他顾,杀其叔右杀,独有其众,741年被左杀判阙特勤所杀,之后叔侄间又经历了为可汗位的争夺血拼,突厥连续内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完全失去了昔日与唐朝廷对抗的气势和实力。玄宗乘突厥内乱,招谕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天宝元年(742),大部回纥、葛逻禄、拔悉蜜并起攻突厥叶护可汗,杀之,回纥、葛逻禄各为左右叶护。唐朝廷招谕,不从,突厥人奉判阙特勤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腊哆为西杀。《资治通鉴》卷215载:八月,“突厥西叶护阿布思及西杀葛腊哆、默啜之孙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帅部众千余帐,相次来降……突厥遂微”。天宝三年,拔悉蜜等杀乌苏米施,传首京师,献太庙。其弟白眉特勤鹘陇匐立,是为白眉可汗。突厥于是大乱,次年,白眉可汗被杀。后东突厥汗国遂亡。

  735年以后直至突厥灭亡,载籍对突厥的记事少至最低点,而且所记不过是告登里可汗之丧、突厥内部汗位之争以及突厥部众对唐朝的归附等。这一情况大概与突厥对唐朝交涉大为减少也有关,总之,这个时期突厥对唐朝已构不成威胁,各位可汗几乎都没有在对唐交涉上有所作为,相反应当说,除去乌苏拒绝内附外,突厥最后的十年是对唐朝最为恭顺的时期。

  再看渤海。大钦茂即位后即赦其境内,并遣使随守简入朝贡献。钦茂首次遣使入唐,即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和《三十六国春秋》等典籍,(注:参见《唐会要》卷36《蕃夷请经史》;《册府元龟》卷999《请求》。)表现出了与前两代统治者迥然不同的风范。金毓黻先生评价大钦茂“谨事于唐,一岁至四五朝,其贤于乃父远矣”。(注:《渤海国志长编》卷3《世纪》,《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事实上大钦茂对唐朝也并非始终恭顺,所谓一岁至四五朝也各有其原委,但毕竟,大钦茂没有采取过其父大武艺那样极端的手段,不曾直接冒犯唐朝的尊严。这里,除去大钦茂个人行事风格的因素外,一个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大钦茂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较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突厥的走向衰落与最终灭亡,使东北亚国际政治舞台失去了一支曾经最为有实力与唐朝抗衡的力量,渤海国失去了自立国之初就存在的赖以对唐朝虚与委蛇或直接违抗唐王朝意志的战略伙伴。大钦茂及其后的诸王必须考虑借重唐朝的威严和实力,来对付日益成长起来的西北边患契丹和奚,以及大武艺以来形成敌对关系的新罗。

  在突厥汗国灭亡以前,渤海对突厥的关系,始终与唐朝对东北羁縻政策实行的强、弱相关,并与对突厥政策,对契丹、奚之间的关系纠缠在一起。

  后东突厥汗国并不是唐朝始终需要全力应对的蕃国,事实上从文献资料中我们还看到“两蕃”即契丹和奚对唐朝东北边境防务造成的威胁和破坏,在对付两蕃问题上唐朝也颇费了些心思。按史书记载,渤海建国前营州之乱时起,大祚荣因率部“东走”而得罪于契丹,但似乎两方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对抗性行动,《新唐书·渤海传》中说渤海在“扶余故地设扶余府,常屯劲兵扞契丹”。渤海与契丹、奚特别是契丹,本来关系并不睦,但是在突厥所实际掌控的对唐关系陀螺中,两方时常地还会联手对抗唐朝。突厥存在期间,由于与渤海之间是役属关系,而契丹对突厥的实力还是有所忌惮,那么契丹对渤海的应对必定要看其宗主国突厥的反应,因此,实际上等于说是突厥在某种意义上保护了渤海免受契丹的侵吞。

  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讨论渤海与突厥间的关系,必然要涉及唐朝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存在。因为,对渤海而言,其对突厥的亲、疏,根本并不在于和突厥关系本身,而在于与唐朝的关系的紧张与松缓,在于与唐朝两者间军事实力的消长。当我们从渤海的角度来研究这段历史时,渤海当然是与突厥关系中的主角,但是必须看到,渤海对突厥关系的走向始终直接受到突厥与唐朝之间军事实力消长的影响;进一步而言,事实上,不唯渤海与突厥、唐朝,甚至包括南邻新罗和对岸的日本,实际上都在一条关系链条上,彼此牵制,互相影响。同样有理由推测,渤海对南边的新罗从臣属国到对抗关系,至少是在大武艺时期关系已经转恶,而渤海敢于在国力还不足够强大时就与南邻交恶,未必没有突厥在背后有关系。营州之乱期间契丹人孙万荣曾哀叹,投唐朝已然行不通,投突厥不可,投新罗也是死路一条,(注:《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神功元年“武懿宗军至赵州”条记载孙万荣灭亡前曾经哀叹:“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这说明东北亚主要国家、政权及部族间是彼此关联着的这种意识,各国各族中都有,而且各国各族因着各自的利害都存在着结盟的可能性。

  当然,必须看到,渤海对于突厥和唐,也未必总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当唐朝与突厥关系相对平稳时,渤海也可能曾经有过两属的短暂时期,事实上如果把大祚荣接受新罗王封赐官爵一事考虑进来,便可以想见,处于草创期的渤海甚至存在过三属、多属的时期。不管怎样,745年以前的渤海与突厥的关系是制衡渤海与唐朝关系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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