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丹术：热能驱动的养生崇拜

　　古代中国的炼丹术又称金丹术或黄白术，其技法与成品既是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寄托着古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梦想。从战国时代到明清两朝，中华帝国的术士们不断寻找和改善炼丹术的热源，在丹炉的氤氲里苦心孤诣地煎熬着益寿延年的梦。

　　这样的梦并非专属于道士和郎中，包括佛教徒在内的亿万国民几乎都有这样的热望。在《西游记》第五回《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中，奉佛有年的吴承恩借孙悟空之口，表达了他对炼丹术的态度——“大圣喜道：此物乃仙家之至宝。老孙自了道以来，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也要炼些金丹济人”。

　　佞佛成癖的雍正皇帝也喜丹药。据史料记载，雍正初登大宝，即在宫中蓄养术士炼丹养生，以便填补其被“新政”和“宫斗剧”消耗掉的健康亏空。加之雍正过于贪恋床第，以致于晚年“自腰以下不能运用”，对丹药愈发依赖。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有大量运送燃料入宫炼丹的记录，直至雍正驾崩。四阿哥弘历还未正式登基，就急传圣谕驱逐宫中道士，可见雍正之死与丹毒不无关系。

　　炼丹术得以兴起，与远古冶炼业用火技术的发展有关。学者容志毅认为，在商周时代，“发达的冶金术为炼丹术的出现在客观上提供了物质基础”。基于前者在采热和控温领域的技术进步，炼丹家最终在丹炉制作、燃料筛选和控温手段等方面建构起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成就了炼丹技术的细致与精巧。

　　古代炼丹家在选择丹炉热源时，多偏爱生物质燃料。其中既包含直接取自于田野的苇草、薪柴，也包括大型草食动物的粪便。后者以牛粪、马粪(又称马通、马矢)为主，其性质等同于苇草之类。除此之外，糠、木炭、动物油和煤炭在古代炼丹术中也被广泛应用。

　　就目前史料文献来看，至少早在西汉，牛马的粪便和谷糠就已经成了古代术士最热衷的炼丹燃料，或相互替代，或混合使用。《黄帝九鼎神丹经》的作者将神丹分为九种，其中“第一神丹名曰丹华”，炼制时需要将马粪和糠围放在距丹炉5寸处，燃火加热至9个昼夜。另外两部文献《太清金液神丹经》和《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似乎更中意马粪。两部书的作者都要求术士炼丹时先以马粪在丹炉周边加热9天9夜，“无马屎，稻谷糠可用”。医学家群体也不乏炼丹爱好者。东晋医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一书中不断提及马粪的应用，甚至认为有些丹药炼制时须“以马屎火煴之三十日”。

　　直至唐代，牛马粪便一直在炼丹热源构成中占有主导性地位。药学家孙思邈“造金丹法”即大量使用马粪，以便使炉底“微煴”。“马通(马粪)难得，用糠火亦得也”。有些术士虽然已开始改用其他燃料快速提高炉温，但事前事后依然利用牛粪的文火控制温度，保证炉内化学反应既充分，又持久。

　　除了大型牲畜的粪便之外，人粪偶尔也用于古代炼丹活动。唐末沈知言《通玄秘术》记载了一种名为“人粪霜”的燃料，即将1两左右重量的人粪晾干后盛于瓦片，在火上烧烤，待颜色发红后再用瓦片盖好，远离火源使温度趋冷，以免成灰，取出后即可用作温养丹药的燃料。

　　正如前述所言，谷糠常常与牲畜粪便替换使用或混合使用，以便控制丹炉内化学反应的节奏和时间，使其不至于因为持续高温而前功尽弃。但单独使用的记载也并不鲜见。从西汉至唐代，诸多丹经都把谷糠作为主导性燃料，在适当的环节置于丹炉之下或者周边，替代其他燃料以增减炉温。南北朝时期的道士陶弘景也是炼丹名家，选择燃料时格外偏爱谷糠。在他二十年炼丹生涯中，虽然历经多次失败，但始终坚持只用谷糠，不愿改用其他燃料。

　　目前还没有足够史料证明，炼丹家所用的“谷糠”是谷物表皮的总称，还是单指稻谷表皮。在谷糠最盛于炼丹活动的汉代，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几乎全在北方。当地农作物以麦粟为主，水稻种植尚属鲜见。如果炼丹所用“糠火”确系以稻谷表皮为主，则说明这种被大量使用的燃料是从南方千里跋涉运至长安或者洛阳的。炼丹代价之昂，可以想见。

　　尽管早在西汉，煤炭就被零星应用于炼铁，但直至唐代才进入炼丹燃料家族，只是所用不繁。按照《丹房奥论》的说法，炼丹家之所以使用煤炭特别是烟煤，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烟煤乃草木之神气”，与草木燃料性质接近，二是烟煤热效较高，一些不易发散的丹药需要“以烟煤捺头文火温养，方能发火”。 由此可见，至少在汉代，古人已经懂得煤的产生与草木的关系，并且对二者的热效比有了清醒的认识。

　　但是，由于煤炭起热过快，温度太高，会导致升华凝结于上釜的丹药熔化，以致于无丹可收，甚至使釜壁所涂的“六一泥”等耐火材料脱落，古代术士只是偶尔在炼丹的早期环节使用煤炭，没有将其作为主要燃料。

　　一些稀奇古怪的燃料偶尔也被古代炼丹家用作燃料。北宋《金华玉液大丹》记载，刺猬油可用于猛火熬制结束后的“养火”环节。作者曾三次提到“加猬油一盏”，每次可“养火七日”。《丹方鉴源》还有用艾草烧丹的文字，但主要用作含有雄黄的丹药。

　　在中国古代炼丹史上，某种燃料被弃之不用是常有的事情。但木炭无疑是其中的例外。按照学者容志毅的研究，木炭是中国古代炼丹术最为常见的燃料，而且从古到今一直都在使用，只是被重视程度有所变异而已。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对丹术燃料的构成变化进行了梳理与分析，认为马通(即马粪)和谷糠在东汉初年以前最受倚重，木炭次之。从魏晋开始，木炭的使用比例逐渐超越了马通和谷糠，文献记载大幅增加。自唐末以后，木炭则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成为近世炼丹家最为稳定和常用的燃料。

　　木炭在被广泛应用于炼丹之前，常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墓葬里面。考古学家曾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棺椁附近发现了1万多斤的木炭。宋代学者黎靖德认为，木炭不但疏松、吸湿，可“辟湿气，免水患”，而且还有“截树根不入”的功能，防止树根在棺椁附近盘根错节，破坏墓葬形制。按照黎的说法，木炭乃“死物无情，故树根不入也”，“树根遇炭，皆生转去，以此见炭灰之妙”。事实上，在目前发掘的不少汉墓里，都可以看到累累而堆的木炭层，在守护着已在黄肠题凑安卧千年的灵魂。

　　木炭之所以被炼丹家所倚重，与古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有关。晋代医家葛洪认为，柞柳虽然容易腐朽，但若将其烧之为炭，就可以做到永不朽败。南朝道士陶弘景也很看重木炭，说树木制成炭后，“永不尘耗”。不过，现代学者容志毅怀疑，古人喜用木炭作为炼丹热源，或许是因为木炭容易在技术上实现文武火之间的相互转换，并且可以持久燃烧，缓慢加热。

　　古代炼丹活动几乎在所有环节都使用木炭，唐代以后用量尤大。唐代丹经《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记载，作者炼制“神符白雪丹”时，动辄“文火养七日”，“武火逼两日”。初期木炭用量仅为13两，但此后即不断增减，“昼夜不绝”，运火经年，直至9年后方才炼制成功。唐代陈少微《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载，按照天干地支中的十二地支，每个丹炉设12个门，用炭量虽各有不同，但周回循环，不断加炭，炼丹一次即需木炭五六百两之多。由于木炭需要伐树烧制，且烧成后体积和重量都有锐减，因此五六百两的用炭量是非常惊人的。丹药之所以代价不菲，普罗大众鲜能享用，至少应该部分归因于燃料耗费过巨。

　　除了直接烧木而成的木炭之外，古代显宦之家还要求术士以昂贵材料制作人工炭，以便保证丹药达到他们想象中的养生奇效。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代权臣杨国忠因妹而贵，受宠于玄宗李隆基。为了延年益寿，富贵长远，他曾命术士将木炭砸成碎屑，用蜂蜜搅合，然后塑为双凤之状，用作燃火或炼丹。同时期的《清异录》一书还记载了一种名为“黑太阳法”的人工塑炭技法，即把精炭捣成末状，研米煎粥，搅和之后，放进预先制作好的圆铁模范，运至铁制平面锤打后取出阴干。据说燃烧时，只需十数枚即可彻夜不灭。学者容志毅猜测，这种人工炭燃烧如此持久，或许是因为米粥黏合后，木炭的蜂窝状缝隙被填充以致于密度增大的缘故。

　　无独有偶，宋代文献《丹房须知》和《太平御览》也记载了制作人工炭的技法。前者称，魏晋名士葛洪曾把炭木捣碎，“糯米拌和”，团成鸡蛋大小，晒干后用于炼丹。因为其结构疏松，加到火中，可迅速燃烧，温度较高。后者则说，在中原河洛一带，木炭被砸成粟状颗粒，然后“以物和之，作兽形”，点火后“赫赫然”，热效甚佳。

　　古代术士的炼丹活动尽管不无荒诞之处，但对后世采热技术也是有历史贡献的。他们通过长期的试错实践，逐渐筛选和甄别出了各种燃料的热效率差异，使后人得以在采暖、炊事和冶炼的过程中相对科学地调配燃料种类。唐代文献《丹方鉴源》曾根据上述不同燃料的热效率，对其炼丹功用的差异进行过评述。作者独孤滔认为，马粪重在“养火”，熬制丹药时力大而久。“猬脂”即刺猬油，对于添有雄黄的药剂特别适宜。牛粪火对含铜的丹药效果较好，可“抽铜晕”。谷糠燃烧起来热力平均且持久，长时间熬药的效率比其他燃料要高。若要“养汞”，则宜用竹火，因为竹火“性慢”。作者把煤炭称为“青刚”，赞其热效“大有力也”。

　　事实上，古代炼丹活动在选择燃料时虽然有所侧重，但一直是综合运用的，很少单独使用一种燃料贯穿全程。唐代丹经《龙虎还丹诀》显示，炼丹家往往在不同环节使用不同燃料，以控制丹炉内温度升降的节奏。先用柴薪炙烤丹炉，再用木炭“以武火烧之”，最后又依次以牛粪、谷糠和白炭调节炉温。

　　同时期的《太古土兑经》则记载了炼丹家根据金、银、铜、铁、铅的不同熔点选定加热时长的细节。该书称，“金性柔而实重”，炼丹时用牛粪加热最妙，鼓风300“下”；银和铜都用木炭，分别为200“下”和300下左右；铁用煤炭，不超过500“下”；铅则需要更多热力，无需计数。学者容志毅发现，古代炼丹家的这种取热手法，是与上述各金属的熔点基本相称的，但一“下”为多少时间，目前尚不得而知。《天工开物》也记载了炼制银朱的方法。作者宋应星认为，要控制加热时间，只有三炷香烧完，才能得到银朱，时间过长和过短都难以奏效。

　　炼丹活动的成败，关乎服用者的性命。因此炼丹家不但重视燃料构成的科学配比，对火候和加热方法也极为讲究。在目前所见的丹经文献里，涉及燃料与控温技术的文字远远多于炉内添加物的相关内容。东汉《魏伯阳七返丹砂诀》作者认为，炼丹之要，在于“三花”。黄童君进一步解释说：“三花者，火也，其要在节候”。宋代术士程了一在《丹房奥论》一书中告诫同行：“凡修炼三黄，须当知药性、火候”，如果不考究“药性之缓急，火候之轻重”，炉中饵料就会化成火烬，“虽悔何及”。一些炼丹家甚至不无敬畏地谈及采热技术的高深——“万卷丹经，秘在火候”，“药物尽知，火候难准”。

　　唐代《九转灵砂大丹资圣玄经》载，炼丹需要武火时，“从寅时下火四两，卯时六两，辰时半斤，如此续续一斤，二斤，三斤，……用去皮净炭二十四斤即止”。若需文火，则是“第一日顶火二两，第二日顶火三两，第三日顶火四两，第四日顶火五两，边火四两，共计九两。五日顶火四两，边火各一两，共计下火半斤”。如果需要迅速反应，多用鼓风催火。《九转青金灵砂丹》曾记载了一种用牛皮或纸张做成的鼓风装置，形状“似银匠家用的风袋一般”。

　　随着古代医学的不断发展，以及服食丹药者的不老梦碎，丹药逐渐随着帝国时代一起淡出了历史。但炼丹家在传统燃料技术领域的探索，无疑是后世中国所应予珍视的。当然，“假求外物以自坚固”的养生之道并没有退隐。热衷于大补而非健身的习惯，依然在国人对于食物和健康的想象中若隐若现，偶尔甚至还会引发莫名其妙的群体性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