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创
策划:邓玲玲
脚本:邓玲玲
编绘:朱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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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聚焦:晚清为何不能像日本那样迅速转型?
常有人问,同为东亚国家,同为中华文化圈,为何日本明治维新短时间成功,而晚清的君主立宪却最终失败呢?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时间拉回1840,中英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中国大门。少有人知道,这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日本敏锐地认识到,西洋列强是依靠坚船利炮,从海上进攻的。
1842年,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写出了开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但是受到了举国上下的抨击。随后,《海国图志》被禁二十余年。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数量只有极少的几本,也受到了被禁的命运。1853年,美国舰队“叩关”,日本被迫开国,急切需要了解世界。此书解禁,风靡一时,幕府要求各级官员熟读,到1856年各种版本达到23种,成为幕末时代最重要的启蒙读物。
面对西方列强,是“锁国攘夷”还是“开国攘夷”?日本最终选择了后者,这简直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翻版。开国攘夷的代表人物佐久间象山,阅读《海国图志》后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开设了象山书院,将该书列为重点读物,培养了吉田松阴等一批志士。
吉田松阴后来主持“松下村塾”,培养了大批倒幕维新的风云人物——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等。这些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受到《海国图志》的精神洗礼。“松下村塾”因此被称为“明治维新的胎动之地”。
原产于中国的《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受到的不同待遇,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两国对待外来事物的不同态度。
中国在几千年来,一直以地处世界之中的天朝上国自居,制度、文化等长期领先并辐射东亚,与周边国家形成了朝贡体系。日本在大唐时代打输了白江口之战后,便派大批人渡海而来,全方位地学习中华制度文化,从文字到饮食、服饰、建筑,中华文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别人的学习对象,突然之间要打破华夷秩序,甚至向“夷狄”学习,这是一种摧毁世界观的巨大冲击,接受起来殊为不易。
以外交礼仪为例。乾隆、嘉庆年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都因觐见礼仪发生激烈冲突。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廷对割地赔款的条约照单全收,却对英法代表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严词拒绝,称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几经武力威胁,清廷不得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行拜见他国国主同样之礼。
可是,清政府并不准备履行礼仪的条款。因为咸丰驾崩,同治继位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递交国书一事,便拖到了1873年同治帝亲政之时。当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要求,双方为礼仪开始了为期四月的激烈争论。综合内外国情考虑后,清廷终于同意外国公使行西洋鞠躬礼,但是鞠躬次数加到了五次。
1873年6月14日,各国使节按中国要求,觐见同治皇帝行了五鞠躬之礼,而日本使节只行了三揖之礼。此前,清廷会见日本使臣,提出中日为同文之国,可否行中国跪礼,被日本使臣严词拒绝。此时的日本,已经开始了明治维新,国力渐增,以西式国家自居。
这次半小时的觐见,离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隔了整整八十年。中国终于从“夷”之变,由“天下共主”成为万国一员,与国际接轨。
日本的转型时间之短,速度之快,令世人咂舌。他们就像一千多年前的大唐时代一样——挨打了,就马上向对手学习。上一次是学习中华文化,这一次是全盘西化。对于资源匮乏、危机感强的日本,全方位学习转型,这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他们如何能抛开历史文化包袱,一步迈进现代化世界呢?
在整个日本民族历史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一直是其生活准则,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处于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的幕府时代。
天皇有名无实,被幽禁于宫廷之中,近乎于幕府将军的傀儡。将军以下是各地的封建领主——大名,然后是四个世袭等级——士(武士)、农、工、商,以及底层的贱民。
这种制度类似于西周的分封,大唐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并没有被日本承袭。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国民最高主祭者,皇室成员被称为“云上人”,天皇万世一系,不可侵犯的观念,始终如一。
“各安其分”的等级组织社会,带来秩序感和安全感,在日本就像空气和呼吸那样自然。虽然明治维新从法律上宣告了封建制度的结束,但是根植的民族习惯却不会轻易消失。近代日本的政治家在设计制度和宪法时,充分地考虑了国情,审慎地保存了天皇,简化了等级制度,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变革的冲击。
幕府末期,将军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大名负担不起武士的俸禄。拥有资本的商人为了进入上层,武士为了财富和生存,双方通过联姻、过继等手段结盟。当生产技术知识进入武士阶层,产生了一大批自信干练的维新人才,他们成为倒幕维新的主要力量。将军的统治被推翻,各地大名由俸禄制赎买了征税权,进而变成投资实业的商人。
在这之前,明治维新的先驱们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已和德川幕府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斗争。明治维新是尊王派的胜利,他们把“忠”的对象从将军转移到象征性的“天皇”。天皇继续隐居幕后,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是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承担责任的国家元首。
明治初期,政治家在考察西方各国后写道:“那些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他们在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不会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
1880年,宪法草拟者伊藤博文派人前往英国,听取赫伯特·斯宾塞的意见。斯宾塞认为,等级制在日本的传统习俗和国民福利中,有着无以伦比的基础。对长辈,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势。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无法避免的困难。斯宾塞肯定了明治政治家们的理念。
晚清时代,慈禧太后为变法设定了两个基本条件:一不违反祖宗大法,二不损害满清权势。这两个基本条件根本不可能实现。君主立宪,核心是从君权走向民权,必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制度,不可能不违祖宗大法。
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族亲贵眼里,改革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必将损害满清利益,所以逆潮流而动不断加强亲贵集权。最终,商人阶层的立宪派对改革彻底失望,与革命派联手,促成了辛亥革命功成。
但是,“驱除鞑虏”实现了,帝制推翻了,建设民国却没那么简单。剪头上的辫子易,去心中的辫子难。
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现代转型史。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制度,再到五四运动的文化,我们一路跌跌撞撞,继续摸索向前。
参考资料
雷颐《帝国的覆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马幼垣 等《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清朝皇帝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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