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人性张狂: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达标,这个词儿现在还在用。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标准,定下标准之后,就要执行,达到了这个标准就叫“达标”。这好像没什么稀奇。但是,在一定的气氛下,或者说在一定的环境中,“达标”,也可以闹出许多笑话。大标准的“达标”有大笑话,小标准的“达标”有小笑话,酿成的后果不同,但形成的原因无异。我所经历的当然是小标

大跃进人性张狂: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大跃进

  达标,这个词儿现在还在用。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标准,定下标准之后,就要执行,达到了这个标准就叫“达标”。这好像没什么稀奇。但是,在一定的气氛下,或者说在一定的环境中,“达标”,也可以闹出许多笑话。大标准的“达标”有大笑话,小标准的“达标”有小笑话,酿成的后果不同,但形成的原因无异。我所经历的当然是小标准“达标”闹出的小笑话,但因小见大,也可窥一时风气。

  话说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为群众性体育活动制定了一套标准,叫“劳卫制”,说得稍全一些就是“劳动卫国制”,再说得完全一点应当叫做“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这套制度大体是照抄苏联的“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只是把“保卫祖国”简化为“卫国”罢了。当然具体标准并不相同。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值“标准”颁布。那时大家热情很高,锻炼强身之外,不同等级达标的证书与证章,对年轻人也有颇大吸引力。当时社会的风气大体是求实的,“达标”也是实打实的,测评相当严格,并不要求一个班级或一个年级或一所学校人人都要“达标”,更没有下达什么指标,限期完成。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兴,风气为之一变,虚矫、浮夸成为普遍现象。全国各地大放“卫星”,粮食亩产高得吓 人 ,你 高 我 更 高,吹牛不打稿。锣鼓震天响,民歌唱四方。跃进民歌中描述粮食、棉花堆上了天,坐在堆顶,可以“凑着太阳吸袋烟”。人也张狂到“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据说这都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杨西光那时虽然还兼着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但已升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来到学校,耳闻锣鼓歌声,眼看大红喜报,激动地在大会上说,“很有点共产主义气氛嘛”。吴玉章老前辈到复旦,陈望道先生请他讲文字改革,他却大讲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的伟大意义,神情兴奋,好像真的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足见即便高层,对这类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一路敲响的“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又要跑步迈向共产主义的“跃进锣鼓”,也已失去了正常的判断,何况我等凡庸之辈。

  虚矫与浮夸是不能鼓励的。虚矫、浮夸一受鼓励,求真、笃实就遭打击。那时,“三面红旗”打头的是“总路线”,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据说,这“力争上游”四个字是周谷城先生建议加上的。周谷城是复旦大学教授,复旦与有荣焉,自然更要“力争上游”了。作为复旦的学生,眼看着别人天天报喜,自己班级不声不响,岂非“甘居下游”?我所在的班级,在中文系本来总是身处“上游”,不但要种亩产万斤的萝卜试验田,在“双反”运动中每人100条意见超额完成,还在“教育革命”中大批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老师也赶下过讲台。还能做什么呢?于是提出要全年级通过“劳卫制”。

  但这难度很大。我们这届学生进校时,虽然多数是应届毕业生,但也有不少调干生。调干生已有多年工作经历,年龄已经三十上下,长期缺少体育锻炼,一下子说要“劳卫制”达标,谈何容易。就是应届毕业生,也是书呆子多,运动并非长项。但是,“大跃进”的精神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后来这一句改作“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覆水难收,岂能认栽?何况别的系、别的年级,也有提出这指标的,难道他们能行,我们不行?

  可是,有些事情就是勉强不来。譬如,单杠的引体向上,臂力的养成不是一周两周所能速成;短跑100米,虽说距离不长,但要达到规定的速度,也不是人人做得到的。如果大家吹牛,大家完不成倒也罢了,但是偏偏已有别的年级“报喜”完成“劳卫制达标”。这一来,年级的体育委员坐不住了,课余时间对“困难户”加紧了训练,谁知加大了运动量,过于疲劳,反而成绩不断下降。于是,派出“探子”打听人家有何“妙招”。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不由心里有了底,于是———“山人自有妙计”。

  “妙计”之一是在平路上跑不快,就到坡路上跑。复旦校门外有国权路桥,那时车辆不多,从桥顶往下跑,借着冲势,成绩大有提高,一批与标准相差无几的学友立马“达标”。

  “妙计”之二是前拉后推。单从坡路冲下还不行的,就有跑得快的同学帮忙,一个在前面 拉 着 ,一 个 在 后面推着。果然,又有几位学友借此“达标”。

  “妙计”之三,是对几位连推带拽还不能“达标”的,那就在测评上“下工夫”了。哨子吹过两秒才掐表,离开终点线还有好几米就掐停,这样前延后减,岂有不“达标”之理!

  没过几天,我们也就敲锣打鼓报喜去也。这办法不是我们首创,人家这样就能报喜,我们怎能自甘落后?好在大家都在玩猫腻,也就不觉得羞惭了。

  二十年后,我当新闻记者时,在采访中才得知当年这类“报喜”,这类“典型”,到处都有。在湖南宁乡县,冬季兴修水利,为了表示“干劲冲九霄”,男的要光膀,女的穿背心,还有的化装出工,戴上髯口,涂上油彩,以应大跃进民歌中“老的赛过老黄忠,妇女个个穆桂英”的景象。在四川,一位公社干部讲到大跃进岁月何以一个赛一个订下高指标时说,并非真的相信会有这等高产,只是哪家公社订下指标,哪家公社就受表扬,就可以回家;谁家若坚持做不到,就留在县里不准回家,再不行就会成为“右倾”,弄不好就会撤职、开除出党,当反面教员。问:订下高指标,完不成怎么办!答:别人怎么办我也怎么办!人家若都说完成了,报个数字谁不会?谁知道虚报的结果是高征购,把口粮都搜刮干净,百姓们就只好饿肚子了。

  听到这些,我想,我们的劳卫制达标,同农村的高产卫星,形成的机制是一样的,所不同者,我们只是骗了上头,不至于饿饭,而农村的高产卫星却不但骗了上头,还带来了无数死亡。但是,“上头”就真的那样容易受骗?未必。就说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个一个班级劳卫制都全体“达标”,这种事上面难道就不存疑?只不过那时的领导也正醉心于这样一种敲锣打鼓的气氛,以显示自己领导有方,谁耐烦自己去揭短,弄不好还惹祸上身呢。那些所谓的高产卫星,过后的那些高征购,再过后的大面积饿饭,大规模浮肿,大批人死亡,要说上面都不知情,都是受蒙蔽,谁相信?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浮夸风的蔓延,只是因为得到了自上而下的默许与鼓励,才刮得“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如斯而已,岂有他哉!今天说起当年事,有如白头宫女说玄宗,听者只觉得荒唐可笑。但是,当年的荒唐,已经改变了某种社会基因,形成了某种遗传的基础。只要环境合适,同样的荒唐未必不会重演或变相重演———这一点近几十年又已经多次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被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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