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侃足球百年历史：英超是个什么玩意儿

1. 绅士与流氓

1986年，马拉多纳抬抬手把英格兰拍出了世界杯，但那一届的最佳射手称号仍然落在了英格兰小伙子加里·莱因克尔身上。此人身材修长，面容瘦削，看起来文雅和气，却是英格兰队这杆红缨枪的枪头，寒光一闪便已直刺对手咽喉。多年来，人们总爱问他：”为什么你总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莱因克尔回答说：”我一直都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在足球场上学名”禁区”，莱因克尔游弋其间，伺机而动，用很多次无功而返换取一次奇袭

成功

，而人们注意到的通常只是那”一次”。他的话让我们明白，勤奋是他的出头之道。但同时，他也一语道破了当时英式前锋的经典套路：他们的职责很简单，不用多功能，只需潜伏在禁区左右，等着完成最后一击就好。

莱因克尔除了是英格兰史上最高效的射门机器之一，球迷们还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号–“清白先生”。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收到过裁判大人视球员在场上是否违规而”赠送”的红牌或黄牌，整个职业生涯清清白白，一尘不染，堪称足坛第一君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作为前锋，莱因克尔不太需要阻截、铲断，此类屠夫勾当主要由防守队员们负责，他的犯险几率因而大大减少；另一方面，莱因克尔是个遵纪守法、服从裁判、尊重对手、团结队友的好青年。英格兰人喜爱莱因克尔，因为他继承了百年前足坛先驱们赋予足球的绅士风度。

当然，并非所有英国人都是绅士，并非所有球迷都倾心绅士风度。当年英国搞工业革命，除了革出一批穿着披风、拄着拐棍，谈吐文雅、不苟言笑的绅士，也革出了一大批产业工人。时光荏苒，产业工人们成了足球圈的主要从业者和消费者。有人爱阳春白雪，就有人喜欢下里巴人。工人们在莱因克尔的队友保罗·加斯科因身上找到了共鸣。

加斯科因外号”加扎”，他出身贫寒，父亲长期失业，一家人挤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度日，还得和别人家共用洗手间。在学校，加扎功课不好，成日只做球星梦，常常被老师冷嘲热讽为痴心妄想。到了球队，他又被队友们嘲笑体重超标。然而与老师和队友们的期望不符，天赋异禀的加扎在球场上大放异彩。除了踢球，他似乎同时也把足坛当成了喜剧实验小剧场。1990年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打进了四强。回国后他们登上花车游街，为了助兴，加扎在胸前挂起了假乳房，并在凸起的假肚皮上写上了”Gazza”的字样。

他与意大利拉奇奥签约后，住在罗马酒店里第一晚，就把自己的鞋放在打开的窗户旁，自己躲在壁橱里，让服务生以为他跳楼自杀了。后来他去了苏格兰格拉斯哥流浪者队，在一次比赛中，他捡起裁判不小心掉在地上的黄牌，回头反向裁判出示了它。

他喜欢开别人玩笑，更喜欢把自己当作笑料，那是典型的英国式的疯狂，充满想象力，让人无从揣测，哭笑不得，却能隐隐折射出他内心的脆弱和似乎永远无法平息的挣扎。

加扎并不是什么钢铁硬汉。1990年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阵德国，加扎因为犯规被裁判出示了黄牌。这样一来，即使英格兰能够杀进决赛，他也将因累积黄牌无法上场。明白后果的加扎像个犯了错的顽童，徒劳地乞求裁判收回这个残忍的惩罚。镜头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噙在眼眶中的泪水。

但英格兰点球输给了德国，因而也不会再有什么决赛机会。终场哨响，加扎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掀起衣襟去擦，却擦不掉那幅深深印在英格兰人心里的画面，他们从加扎单纯、无助的眼泪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加扎是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英国人：他从小没吃过饕餮大餐，甚至连英国国民餐”鱼和薯条”里的鱼也吃不起；他只会讲英语，学不会也没打算学别国语言；他去工人们常去的小酒馆喝酒；他不喜欢读书看报，也不善于和别人高谈阔论探讨战术。然而，在球场上，他却可以像那些生活讲究、气质文雅、会讲多国语言的欧洲大陆人，以及那些在欧洲大陆上踢球的、机敏狡黠的南美人一样，盘带，过人，用脚后跟传球；他可以骗得那些”大陆人”团团转，就像”大陆人”习惯了耍弄英格兰球员一样。

于是，1990年世界杯后，英格兰掀起了一阵加扎风暴，因为他证明，一个彻头彻尾的英格兰人也可以在球场上踢出美妙的足球。

人们崇拜莱因克尔，因为他是精英，身上有英格兰人最优秀的品质，他用英格兰的方式挑战世界；人们更喜欢加斯科因，因为他就像一个普通的英格兰小流氓，带着一身想改而改不掉的坏毛病，却能用最拉风的方式给英格兰人挣脸，他是英格兰冲欧洲大陆竖起的中指。

莱因克尔和加斯科因代表了20世纪80-90年代英国的两张脸。一边是中产阶级，他们遵纪守法、仪表堂堂，像冉冉升起的氢气球，气势渐升，前途光明；一边是工人阶级，他们在失业和再就业的过程中绝望挣扎，像放久了的橘子，逐渐萎缩，日益干瘪。足球场是他们最后一块领地，可以宣泄压抑的情绪，让世界看到他们的疯狂，听到他们的呐喊。

2. 铁娘子和大法官

英国是个海岛。岛国人民把生活在欧洲大陆以及所有具有欧陆细腻、华丽球风的球员都称作大陆人。他们之所以如此宝贝能像大陆人一样踢球的加扎，是因为那几年间他们被大陆人欺负得一点脾气也没有。英格兰人的厄运始于1985年。

在那之前，英格兰俱乐部在欧洲相当春风得意。从1977年到1984年的八届欧洲冠军杯，英格兰的俱乐部七次打进决赛，七次全部拿到了冠军。利物浦作为资优生一枝独秀，包揽了七尊奖杯中的四尊。1985年，利物浦又一次打进了欧冠决赛，地点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海瑟尔体育场，对手是意大利的尤文图斯。

由于组织者的疏忽，大批利物浦球迷和从比利时人手中买到中立看台黄牛票的尤文图斯球迷坐在了一起。这下糟了，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双方球迷扯破了不怎么结实的隔离网，向对方投掷异物。利物浦球迷气焰更盛，尤文图斯球迷在恐慌中仓促撤离，混乱导致体育场的看台坍塌，38名意大利球迷和1名比利时球迷在事故中丧生。这次事件，史称”海瑟尔惨案”。

1985年5月29日，足球犯了过失杀人罪，它让39个热爱它的人丧了命。

针对此案，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毫不犹豫地对足球判了重刑。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样，都是英国杰出的女政治家，而她们也同样认为足球是暴民骚乱的源头之一，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

不过，1979年刚登上首相之位的撒切尔夫人对足球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新官上任三把火，肯定先捡重头烧，她和她的保守党政府正忙着对英国的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她的主持下，市场开放了，国企私有化了，船厂关了，煤矿关了，当年工业革命的先驱现在要洗去身上积了几百年的铁锈，向第三产业发展。方向没错，但铁娘子下手利索，手起棒落，英格兰中部、北部以及苏格兰等地的重工业城市顿时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

这些地区正是英国足球的心、肺、脾。

很多工人丢了饭碗，没了收入，又缺少一技之长另谋出路，只能靠政府救济金勉强度日，前景一片黯淡，城市满目苍凉。

他们只剩下了足球，于是把自己的愤懑全部发泄在了足球上。他们跟着球队奔赴海外，四处闹事。当然，这不是英格兰人的专利，在当时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出现了激进球迷组织，但英格兰是闹事者中的翘楚，打架队伍里的精英，一来二去闯出了”英格兰足球流氓”的名声，远播五洲四海。

英格兰足球就像一个大杯子，那些在时代的变革中失去所有的人们，把对现实的怨怼和愤懑，把胸中的激情和对胜利的渴望一股脑儿填进了这个大杯子里，所以他们收获了了一尊又一尊奖杯；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不但会溢，还可能被撑破，散碎一地。

到了1985年，被球迷们抓破的铁丝网就是这个杯子岌岌可危的杯沿。

此时，撒切尔夫人已经腾出手来：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打完了，工厂该关的关了，工会的力量大幅度削弱，贷款容易了，房价上涨了，经济发展了。总之，没有后顾之忧了。于是，她开始着手对付最后一个敌人：足球。

在撒切尔夫人的推动下，欧足联对英格兰俱乐部队实施禁赛：禁止他们参加欧战五年，利物浦格外被”优待”，七年。

撒切尔夫人安心了，这下足球不会在欧洲大陆给她丢人现眼惹麻烦了。

但这丝毫没解决英格兰足球的问题。没人为它把脉诊病开药方，这个”英国病人”只是被限制了活动范围，被关在了自家的庭院里而已。

关起门来，自己也可以疯狂，英格兰足球继续我行我素，球迷们继续打架闹事，利物浦队继续在国内领跑。

由于暴力不断升级，上座率越来越低，俱乐部越来越穷，软件和硬件都已经老化，经营不善，也没钱修缮。

终于，厄运再次”照顾了”利物浦队。

1989年4月15日，利物浦对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在谢菲尔德市希尔斯堡体育场举行。由于警方协调不善，数千利物浦球迷涌进了同一个看台，96人被踩死或挤死在阻隔看台和球场的防暴网上。

这一回，足球罪上加罪，看上去难逃死刑。

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政府指派大法官巴伦·泰勒负责主持对希尔斯堡惨案的调查。

泰勒大法官也曾在看台上度过了少年时代，对足球也满怀感情。很快，他呈上了两份报告，指出罪魁祸首是警方控制不力，球场安全设施不足和管理欠佳。

足球无罪释放。

但面对教堂里点起的蜡烛，球场外摆满的鲜花，足球又怎能心安理得无动于衷？这项风光了上百年的运动，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

3. 绝地反击

进入90年代，英格兰足球的基调是绝地反击。

“绝地”：险恶的地方。比如右边是悬崖，左边是深沟，而这正是对当时处在历史最低点的英格兰足球最贴切的描述。

右边的悬崖指的是技战术的落后。

当年的常胜军利物浦队是很重视短传配合的，偶露峥嵘拿了1979年、1980年两届欧冠奖杯的诺丁汉森林队也走的是人人”喂”我，我”喂”人人的路数，但耍这种套路的毕竟是少数。与此同时，在其他很多球队中渐渐开始流行起一种简单实用的打法，后来人们给这种打法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长传冲吊。长传冲吊，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中远距离传球将足球吊入对方禁区，这时候本方的队友要争取抢在对方防守队员之前拿到球，并射门得分。

这是一种深得排球精髓的打法，如果将它发挥到极致，足球的主要运动方式将不是在地上滚，而是在空中飞。那样，各家球队就不用再花大把的钞票去保养草皮了。

这种打法偶尔用用是可以的。但想要一招鲜，吃遍天，只靠独门功夫行走江湖，未免寒碜了点儿。只要对手的本事稍高一筹，这招就不灵了。

当利物浦和诺丁汉森林等球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长传冲吊就成为了英格兰足坛的主流，继而成了他们技战术落后、脚下功夫糙的标签。

其实英格兰的俱乐部也很想奋发向上。他们也想引进脚下功夫精湛的外国球星，但因为不能打欧战，国际巨星们不愿意来。不仅如此，英国本土球星们为了能更好地体现自身价值，纷纷加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顶级球队，这其中就包括深受英国人喜爱的莱因克尔和加斯科因。莱因克尔去了巴萨，虽然风光了一阵，但不久巴萨主帅换成了克鲁伊夫，他要求每个位置上的人都要同时身兼好几项职能，这和英国前锋只负责进球的思路大相径庭，莱因克尔只好败兴而归；而加斯科因去了意大利拉齐奥，在那里他受不了媒体过分的关注，意大利粗暴的后卫们也让他频频受伤，不久他也打道回府。大部分英国球员由于语言能力太差，入乡难以随俗，欧洲大陆之行大都不太顺利。

这段时间，英镑的魅力显然输给了里拉和比塞塔。更不幸的是，英格兰球队的银行账户里压根没有什么英镑。这就是他们左边的深沟。

海瑟尔惨案导致了英格兰球队好几年集体不能参加欧战，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欧战电视转播及门票收入的一大笔损失。而希尔斯堡惨案后发布的泰勒报告更是白纸黑字警告大家：球场的防暴网要全部拆除，站着看球太危险了，大家都坐下吧。

全都坐下看球是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实现这个愿望，把球场改成全坐席，是需要很多英镑的。球队都没钱。可是足协说了：不修，您就别踢了。于是，再穷，也得修球场。

球场修完了，球队也赤字了。本来就是孤岛一个，禁赛又生生切断了与欧洲大陆的联系，80年代末，穷困潦倒的英格兰俱乐部大都在长传冲吊中举步维艰地缓慢行进着。

有人说，只有蹲下才能跳得更高。然而这并不是必然规律，如果蹲下的时候没有积蓄起跳的力量，那么很可能蹲到腿麻然后坐个屁蹲儿。英格兰还不至于这么惨，他们在陷入绝地后，找到了绝地反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