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男轻女的逻辑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周大哥是L村一个普通的农民,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一辈子没读过几年书,主要依靠种植业为生。在L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叫作:跟着老八(周大哥兄弟排行第八),种吗收吗。就是说你看周大哥今年种什么,你就跟着种什么,准能够丰收而且能够卖个好价钱。因为周大哥总能把握住市场经济的脉搏,所以在附近十里八乡都很出名。

重男轻女的逻辑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一、故事

周大哥是L村一个普通的农民,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一辈子没读过几年书,主要依靠种植业为生。在L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叫作:跟着老八(周大哥兄弟排行第八),种吗收吗。就是说你看周大哥今年种什么,你就跟着种什么,准能够丰收而且能够卖个好价钱。因为周大哥总能把握住市场经济的脉搏,所以在附近十里八乡都很出名。这些年来,一些不明

真相

的人们更是传言他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对此,我们专门问过周大哥是不是“开了天目”?他憨憨地一笑:“没什么啦,你看今年黄豆价格低,明年种的肯定少,明年种的少了,价格不就上去了吗?”多么朴素的逻辑,多么智慧的逻辑,就是这套既朴素又智慧的逻辑给周大哥在L村留下了一段更耐人寻味的逸事。

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周大哥还是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经常说,当时的周大哥家庭生活幸福,周大哥夫妻恩爱的样子在村里是很少见的。但是令周大哥和周嫂一直很遗憾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有个儿子,反而一口气连生了五个闺女。每次周嫂怀孕,周大哥都怀着巨大希望盼望着自己第一个儿子的出生;每次周嫂生产,周大哥又总是感到巨大的失望得知他们又多了一个女儿。对于周大哥来说,他有着强烈的男孩偏好,不然像他这样常常有着自己冷静而独特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被人们轻易地觉察到他很喜欢男孩。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周大哥在很多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都能有自己的判断,比如他对种什么不种什么,向来是不随大流的,为什么唯独在男孩偏好这件事情上表现出这么强烈的从众倾向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问过周大哥本人,也问过同村的周围人,他们的回答大都是同义反复,对于解释这件事情往往于事无补,总在强调男孩对于农民来说多么多么重要,所以才偏好男孩。可是根据我们的判断,我们更相信,因为周大哥和村里的其他人偏好男孩,所以才把男孩对于农村家庭的意义无限地夸大了。其实,正是有了这种对男孩意义的人为夸大,并且这种夸大的意义在一定范围的人群内获得了共识,这种有意识的夸大又慢慢地从围在男孩头上的闪烁耀目的光环变成套在男人脖子上的沉甸甸的枷锁,使得这个圈子内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多么聪明多么与众不同,也要受其影响。这也许可能成为解释周大哥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为什么在男孩偏好这件事上与周围人惊人一致的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无论周嫂还是村里其他人其实都很清楚周大哥一直很盼望有个儿子,但是周大哥却一次也没有因为周嫂没有能给自己生个儿子,而对周嫂表示出任何的不满。相反,不同于农村绝大多数丈夫的做法,每次当他得知周嫂又生了一个女孩时,周大哥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还亲自给周嫂洗衣做饭。这些举动对于许多一辈子连灶台都没有碰过的农村丈夫们来说,是着实不容易。总之,周大哥所作所为,最起码一直使周嫂并没有因为没有生育男孩而在周大哥面前,在整个家族面前,在村里的外人面前感到自惭形秽。

周大哥之所以能够为村里人津津乐道,还在于他对于妻子周嫂的态度。在妻子接连生育女孩之后,他以一个男人的心态很快地感受到了周围人们给予自己妻子的压力。聪明的地方在于他一直巧妙地化解着加在他和他妻子身上的这种无形的压力。他通过那种在别人看来反常,甚至不可理解的行为——在妻子生育了女孩之后,不是像绝大多数农村丈夫那样对妻子横眉冷对,而是笑脸相迎。不但有效地减轻着妻子的心理压力,也减轻着自己的心理压力。正如他事后所说的,如果那时候自己带头给妻子压力、看不起妻子,别人会更看不起她,看不起自己。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区,一些生育女孩的女人之所以被人看不起,她丈夫要承担一大部分责任。如果农村的丈夫们都能学一学周大哥的做法,我们不能肯定男孩偏好的程度一定会减轻,但是农村妇女由此承担的一定要生男孩的心理压力肯定会减小很多,自己感受到的各种外在的、内在的压力肯定也会减小很多。

转眼五六年过去了,周嫂第六次怀孕了,与往常一样,周大哥还是焦急地等待着,热切地盼望着。听说他儿子现在的名字就是在孩子没有出生时就想好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但那天碰巧周大哥没有在家,去田地里平整土地了。其实我们更愿意相信周大哥是有意识地躲开的,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他几乎不再有勇气在第一时间内面对现实了。孩子顺利地出生了,当接生的医生告诉周嫂她生了一个男孩时,周嫂一遍又一遍地追问别人到底是不是真是生了一个男孩,接连的“打击”已经使她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

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细节是几乎所有的版本中都一致的。那就是周嫂生下孩子后,再三询问别人自己生的是不是男孩,虽然别人一再地告诉她生下的确实是一个男孩。在不同的版本中,对这一细节绘声绘色的描绘,当然有出于编写故事的结构需要,也就是所谓的编剧逻辑,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都在不同版本里不约而同地强调这个细节,绝不简简单单是出于剧情或者说故事结构的需要。人们都强调这个细节至少反映了人们的一个普遍的心理:对孩子性别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人们都在绘声绘色地描绘周嫂当时是怎样看到了儿子的男性生殖器,又是怎样的一种表情和反应。对这个细节,尤其是对男孩生殖器的津津乐道显然已经超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其实人们完全可以用一句“周嫂生了男孩后”这样类似的话把当时的情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人们对此的重视在我们看来也不完全是因为周嫂当时的反应确实有一点过激,而是因为人们心灵深处大都埋藏着同样的一个情结:男孩偏好或者干脆说男性生殖器偏好。

经过了亲自验明正身后,周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周大哥。于是,有人飞似的跑向田间。也许周嫂一直能体会到周大哥对自己的关爱,也许周嫂也能感觉到周大哥身上也承受着没有儿子的压力,也许周嫂只是出于一种终于胜利了的喜悦。总之,周嫂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内传给周大哥。周嫂这种无意识的反应说明了什么呢?除了夫妻之间的深深关爱之外,我们想可能更多的是终于解脱压力之后,向与自己同甘苦、共奋斗的“战友”倾诉的欲望。也许在此之前,他们之间没有相互倾诉,甚至压根就没有提起过彼此感到的社会压力(这种现象在二十年前L村等农村地区应该说是很普遍的,就是夫妻闲暇时间里很少有语言的交流,尽管这在现代城里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这确实是事实)。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终于有了儿子后,我们想当时周嫂更多是把周大哥当成了一个同风雨、共患难的“战友”,而不仅仅是丈夫。另外,我们始终相信,也正是因为周嫂连续生了五个女儿,正是因为周大哥和周嫂共同经历了连生了五个女儿受到的社会压力,所以现在他们的爱情才会这么美满。

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周大哥并没有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现出人们想象的那种欣喜若狂,甚至他都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按照以往周大哥的表现判断,听到周嫂生产后,他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内赶回家。这次周大哥怎么啦,难道是高兴得傻了吗?送信儿的人再次提醒周大哥,说周嫂给他生个儿子,现在他终于有儿子了。可是,依然不见周大哥特别高兴的样子。于是就有人忍不住问周大哥,就是他不至于欣喜若狂,总也该像以往一样快点赶回去看看周嫂吧?周大哥一笑,这样解释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回家:

周大哥的逻辑是:当他没有儿子时,别人会对他另眼看待,也会对周嫂另眼看待,所以为了不给自己压力,更为了不给周嫂压力,他一定要摆出一副生男生女无所谓的样子来,使周嫂不因为自己生了女儿而感到丈夫对自己冷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定要刻意地把周嫂地位抬高,第一时间赶到妻子跟前,主动给周嫂洗衣做饭,千方百计地哄周嫂开心。而现在,他终于有了儿子,已经用不着刻意做什么。这时候,周嫂已经自然地对自己充满自信,而且周围的人已经把周嫂的地位抬上去了。此时周大哥对周嫂的安慰就远没有生育了女孩时来得重要了。所以周大哥才那样气定神闲。

关于周大哥听到周嫂生了男孩后当时的反应,也有多种版本,一种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也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另外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周大哥一边急急忙忙往家里赶,一边有人问他:每次周嫂生了丫头,你都对她那么好,这次生了儿子,你还不举着她上房呀。周大哥回答:这次用不着我举她,她自己就会蹦上去。从单纯男孩偏好的研究角度看,这两种说法,哪种是真实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明显地显示出了周大哥、周嫂以及故事讲述者的心态,那就是男孩偏好,生了男孩,母亲的地位自然而然地会提高,生不了男孩,那就会受到影响。虽然现在的情况可能与二十年前有了很大不同,但是这种母随子贵的封建余痕却没有能随着岁月的延展在农民的心中轻易地抹去。

二、故事背后的故事

(一)社会记忆中的故事

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二十年前,故事的内容可能也几经演绎,有不少添枝加叶的成分。为此,我们问过事件的当事人周嫂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她哈哈一笑,说都是人们编的。但我们相信故事的基本内容还是真实的,不仅因为几乎每一个和周大哥相同年纪的L村的妇女都知道这件事,而且它符合乡村社会的生活逻辑。虽然从真人真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故事其实是不全的,或者说有不少事情没有交代清楚。比如说,既然是真人真事,当时事发的时候到底谁在现场,是谁看到了周大哥的具体表情,周大嫂的第一反应又是谁第一言说的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村民都语焉不详,我们也无法考证了。但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他们为何要这样记忆他们的

历史

。我们通常认为记忆是个体行为,但有些学者相信存在着一种集体记忆。

法国学者哈布瓦奇在学界率先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指出社会记忆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怎样在社会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协商和调解,而是受到社会安排的结构性限制。人类记忆所依赖的语言、逻辑和概念都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即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如果按照社会记忆理论重新对这个故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关注如下几点:

首先,社会记忆理论认为社会记忆的内容往往并不是对于原有社会现实的忠实再现,而是通过一种折射作用,会对现实造成一定的转化或者歪曲。这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说的:“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有人会说是歪曲——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因为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按照这样的逻辑,农民现在的性别偏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过去的知识,但是却并不是忠实地再现过去。这个特点具体体现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人们过分“夸大化”了男孩对于周大哥的价值和意义。根据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完全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对男孩意义的人为夸大,并且这种夸大在一定范围的人群内获得了集体共识,形成了一种集体的社会记忆,才最终使得这个圈子内的任何一个人,包括周大哥进行这样的行为选择。也就是说,从社会记忆的折射性角度看,现在的性别偏好很可能会是对于生育男孩意义的“膨胀化”或“夸大化”之后的社会记忆,会是一种不同于现实的折射反映。

其次,社会记忆中的性别偏好的仪式性。按照社会记忆理论的说法,社会记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对于特定的符号或者规则程序的过分强调和追求是仪式的主要标志。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细节几乎是所有的讲述者都要强调和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周嫂生下孩子后,再三询问别人自己生的是不是男孩的细节。人们都强调这个细节至少反映了人们在仪式当中的一个普遍心理:对于一种特殊符号或者规则程序的重视。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讲述者不厌其烦地突出强调男性生殖器这个特殊符号,便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性别偏好这个社会记忆操演仪式中的角色。因为人们不仅在生育过程当中需要记住性别偏好这个基本的规则,而且需要有关突出强调男性生殖器这类的符号内容来强化或者说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

第三,社会记忆内容的差异性。因为我们拥有不同的可以追溯的过去,所以,可能在社会记忆的具体内容方面会有所差别。具体到我们要研究的这个故事当中,周大哥听到周嫂生了男孩后当时的反应,也就有了多种相去甚远的记忆版本,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两种,第一种在当地妇女中流传较广,持第二种说法的以一些男性居多。从社会记忆具有的延展性特点看,这两种说法明显地显示出了社会记忆内容的差异性特点。也就是说,社会记忆的具体内容可能会随着当事人所处社会位置的不同和时代氛围的变化而相互之间有很大出入,甚至在一些方面会相互抵牾。

第四,社会记忆的传承和延展。如果我们对这个故事进行深入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个故事延展的逻辑与当地农民性别偏好的社会记忆之间是有着某种契合的。这种契合正是这类故事赖以传承的“营养基”,有了“营养基”,性别偏好的社会记忆才能经久不衰。甚至说,只要我国农村地区的性别偏好仍然成为农民的一种社会记忆,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类似“周大哥的故事”还会经久不衰地讲下去。同样,只要我国农村地区类似这样的故事还经久不衰地讲下去,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性别偏好还将长期存在,性别偏好作为一种社会记忆还将长期流传。

第五,在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记忆和叙说过程中,对生育男孩价值的认可不但使农民关于自己生育惯习中的“男孩偏好”被保留下来,而且,生育惯习当中这种对“男孩”的价值的突出,实际上也是一种性别偏好的“再创造”和“再强调”的过程。以前人们总在强调男孩对于农民来说多么重要,所以农民才偏好男孩。可是从生育惯习形成的视角看,我们更相信,在把男孩对于农村家庭的意义无限夸大的过程中,性别偏好形成了。

(二)故事为什么会传下来

对于我们来说,首先引起注意的问题就是在故事当中,为什么农民自己会把一些本来没有事件化的普遍情形给事件化了,即把本来生活当中一个很可能经常会发生的“平常事”当作了一个街谈巷议的“大新闻”,并编排成故事。另外,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还有,为什么这个平常生活事件当中的一些内容会在故事当中被演绎、被放大,而另外一些内容则相对没有呢?退一万步说,就是这个故事全是虚构的,也是有研究价值的,只不过我们要追问的重点会放在人们为什么会编出这样的故事呢?这样的故事又为什么能够传承下来呢?

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典型和生动,很大程度上还归因于当地的农民们在传述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枝加叶,不断将一些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故事也“融入其中”。这样一来,许多不同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内容并成一炉,真实记忆与集体想象交揉在一起。一定程度上,仅拿原创标准衡量,这个故事已经逐渐失去了它最初的真实性。不过,即使这个故事有虚构的成分,我们仍然能从这些增添的“枝叶”中,发现故事编撰者的心态和观念。因为,许多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具体情节或者人物都有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情景与创作者和传播者以及改编者的心态与观念却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所要关注和研究的正是这种社会记忆得以存在、流传的历史情境。

同时,我们透过这个集体记忆中的故事,可以观察到一种生育观念和文化生成的全部信息源。由于人生活在具体的时空坐落中,所以这个故事不仅是社会时空坐落的一部分,而且较为人性和生动地体现了人与社会、人与文化、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因此,整个流传下来的故事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故事本身更多的是村里的一些讲故事的人依据其掌握的“资源”所进行的“文化创造”。这些人依据其所持有的有关一些原型或者乡村社会的生育逻辑,通过主观再创作,来对它们重新排列组合或者推论,在此过程中,也就维护或再生产和传承了故事。但他们绝不是在盲目地编造故事,那些村落中人们都熟悉或者公认的有关乡村生育的逻辑,都通过讲故事的人的加工而被生产出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通过话语而被理解。

此外,从村民们对这个生育故事中一些细节的再三重复强调来看,也可以透视出人之外的各种历史和不同时间感的文化如何“再生产”具体的观念,可以体现人作为无法控制命运(由个体之外的因素决定)的个体如何“再生产”历史和文化。

(三)性别偏好实际上就是农民的一种集体建构

以往,很少有研究者对于性别偏好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具体表现和运作的进行专门研究,更没有人把性别偏好当作一种集体建构。即使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性别偏好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生育实践,也大都把性别偏好当作一种既定的传统生育文化或者说潜在的一种生育文化背景。因此,这些研究者大都遵循着历史决定论的逻辑,十分笃信生育文化对于生育实践的强大影响力,动辄就搬出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生育文化观念来解释我国目前,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生育实践。

能不能把现代的生育实践简单地归因于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呢?这些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又是怎样作用于现代人?我们认为,这绝不是用简单还原为传统文化观念就能解释的。相反,我们认为必须把性别偏好当作一种社会记忆,必须把性别偏好当作一个不断地被“重复建构”记忆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对生育实践逻辑的理解才可能更深刻。比如,在上面的故事当中,故事内容所反映出来的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实践就是性别偏好被成千上万次“重复建构”记忆的过程。在这个记忆过程中,“重复建构”不但使农民关于自己生育偏好的“集体记忆”被保留下来,而且,这种对“集体记忆”的“保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不断经历着被“创造”和“强调”的过程。因此,在生育偏好的解释上,简单还原论的思维方法除了推卸责任之外——把生育偏好归于古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

进一步说,我们不能把性别偏好简单地等同于过去既定的事物和观念,而应该把它视作是一种变动不居的、开放的意义与行为在社会实践中的动态过程。性别偏好观念并不是模具,现实中的人们的生育行为也不是由这个模具铸就的。性别偏好观念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要在某种机制和条件下才会发挥作用,要受现实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人格特征和社会情景的限制。因为,某种文化观念要能够承继下来并在现实中影响人们的判断或指导人们的行为,一定是经过了现实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人格特征和社会情景的筛选,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地建构出来。这也就是说,现实的生育规则或者说生育理性是由现实的人们自己创造的,当然他们活动于其中也受其制约。这也就正好印证了社会记忆理论一直强调的建构性,即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客观实在,而是一种变动不居的集体创作。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故事的大致内容上,村民的记忆多无大出入,但是对一些关键的细节上却出现多元论述。这主要是因为当人们回忆故事的过程时,以自己对男孩偏好的思维逻辑来诠释故事,它的展演也增添更多的变化性及想象空间。另外,因为叙述参与者多是保有以往生育记忆的年长妇女,随着其逐渐老去及过世,能够完整讲述故事内容者也成为村中少数,于是,故事失去了村庄集体共识运作的领域,即失去了集体记忆运作的社会框架,因此对故事的记忆只能呈现出个人诠释后的片断。

进一步说,即使是文史工作者所依赖的文字历史,事实上也是断简残篇,难以勾勒过往事件的整体面貌,在本质上也只是属于另一种诠释的产物。于是,在叙说和对真实的理解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动态的互动关系。

三、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事实真相”是否存在的问题也一直是不同学者之间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这里,我们换一种思维来考虑问题,我们不去说事实真相存在与不存在,如果我们这样去考虑的话,往往就会陷入一种不易察觉的困境,我们总是有一种误解,认为发生过的事情总是客观地存在那里,只要掌握了充足的资料就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如果要说“一切真实都是叙说的真实”,可能不仅仅是指被访者在叙说事件的时候受到其自身价值观和所站的立场和角度的影响,从而使叙说具有了一定的“片面性”;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对“叙说真实”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访问的现实场景,现实中真实的场景在“事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一般人的想象大许多。叙说者的叙说,会受到其对“访问的目的和意义”理解的影响,而有意地“趋炎附势”。

另外,如果我们仅仅单纯地把结构完整当成一个判断故事是否真实的标准,比如认为结构越完整,越具有真实的可能性,这种做法仍然是幼稚的。因为这些故事在被一再讲述的时候,往往就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模式。故事讲述得越是天衣无缝,越顺当,这个故事被“定型”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生活本身不是天衣无缝的,而是充满矛盾和缺憾。故事一旦定型,很多现实中真实的内容和细节就会被掩盖掉、舍弃掉。

当前,也曾有社会史研究学者指出,在农村和农民研究中,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对待民众世代口耳相传的具有明显“地方性知识”色彩的民间乡村逸事的真实性,是一个事关能否正确解读农民行动逻辑的关键问题。因为,这些乡村逸事的传播不仅是一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民众随着具体时空的生生不息有意无意地重复祖辈留下的传说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他们根据各自的生活经验和个人爱憎对具体的故事情节进行再创作的过程。因此,任何的民间乡村逸事都蕴含了有关历史背景、一定区域社会的空间情景、民众日常生活经历与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观念心态等多方面的信息。我们认为,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解析乡村环境中流传的一些有关性别偏好的乡村“奇闻逸事”,就完全可以把这些故事视为乡民的“生育实践逻辑的再现”。因为,不难想见,这些故事得以传播开来,肯定是因为它们与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和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因此,对乡村这类故事的解析也可视为对农民生育行为逻辑和心理特征的解读。

另外,由于乡村逸事的讲述往往有一种“无事件境”的意味,就是说乡村逸事在传播当中往往因为叙事客体的多次置换促成人们将很多别人的某些事迹加于其身。因此,表面看起来这些乡村逸事往往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仅仅纠缠于这些乡村逸事的表面真实与否,而是关注这些乡村逸事之所以流传开来的深层原因,就能够辨析和复原出这类乡村逸事背后隐藏的人们的行为逻辑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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