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何以成为华夏文明最高峰?

宋仁宗嘉�v三年(1058年),38岁的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被召还京师,改任度支判官,按惯例要向皇帝上交一份述职报告,但王安石却趁此机会写了篇洋洋万言的政治论文,在次年初呈了上去,这就是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封上书在当时并没有为王安石引来上司的赏识,他升任宰相,主持变法,一直要等到十年之后宋神宗继位。

宋朝何以成为华夏文明最高峰?

 

    宋仁宗嘉�v三年(1058年),38岁的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被召还京师,改任度支判官,按惯例要向皇帝上交一份述职报告,但王安石却趁此机会写了篇洋洋万言的政治论文,在次年初呈了上去,这就是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封上书在当时并没有为王安石引来上司的赏识,他升任宰相,主持变法,一直要等到十年之后宋神宗继位。但它的意义却不能小觑,诚如《宋史》所说,“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用今天的话来说,简直是他多年之后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这当然是大事,还有一件小事。大抵是在上《万言书》这一年,王安石还写了两首诗,题目都叫《明妃曲》。显露了宰相之才的王安石,在诗里躬下身来,和古来王昭君故事的传诵者们别扭了一把。

    王昭君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后来经过蔡邕的《琴操》、石崇的《王明君词》、葛洪的《西京杂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贤媛》等一系列的虚构增饰,逐渐定型。观点有几种,比较多的或恨画师毛延寿的从中作梗、或叹王昭君的塞外生涯。而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其一)里,一下子把这两个常见的观点全给颠覆了。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一是为毛延寿“平反”:“意态由来画不成”;其二,似乎是在隔着时空劝解王昭君:要说失意,哪有什么南北之分,你看被汉武帝锁禁在长门宫中的陈阿娇,身在汉宫,不也照样伤心么?由于别出机杼又偏偏大有道理,这首诗被视作历来咏昭君之绝唱。

    在《明妃曲》(其二)里,王安石继续和古人“作斗争”,猛地爆出一句“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此句一出,顿时引来汹汹物议。到了清代,还有人在批评,认为这是王安石一味求新求异的性格所致:“荆公专好与人异,其性然也”(《瓯北诗话》)。事情到了清代也不算完,直至1946年,郭沫若还特意写《王安石的〈明妃曲〉》为他“辩护”。

    其实,从《万言书》到《明妃曲》,由文到诗,由今日事到古时人,其间所包含的东西,绝不简单。看看当时人的反应就知道了。王安石的《明妃曲》名重一时,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曾巩、刘敞等均有和作,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欧阳修的《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同样显出了“求新求异”的风采。比如:“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

    欧阳修、司马光等是后来王安石变法时反对派的旗帜人物,都曾官至高位,这么多政治抱负不同的人聚集在“求异”的大旗下,显然不能单纯用“性格”来解释。

    著名的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确实,这些当时具有旗帜意义的文人们不拘泥于古今、“求新求异”的手笔,实实在在地显出了此时精神独立的气象。

    王安石之后八百多年,学者王国维说到诗的衰落,是因为诗到唐中叶以后成为往来酬和的礼物,五代、北宋的诗“佳者绝少”,词则开始“极盛”。

    在我看来,他至少有一点是在对宋诗好发议论表达不满。但与声名远播的大唐气象相比,像《明妃曲》这样显现精神深度的议论,恰恰是独特的“宋人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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