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龙袍:“神-圣-王”三位一体权威体系的建立

在先秦,“龙”的宗教内涵是“神”,这被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所渲染;“龙”的哲学基础是“圣”,这被经典中的经典《周易》及儒道两家创始人所论说;“龙”的政治意义是“王”,这被许多政治文献尤其是三礼(《周礼》,《礼记》、《仪礼》)所规定。

解读龙袍:“神-圣-王”三位一体权威体系的建立

  在先秦,“龙”的宗教内涵是“神”,这被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所渲染;“龙”的哲学基础是“圣”,这被经典中的经典《周易》及儒道两家创始人所论说;“龙”的政治意义是“王”,这被许多政治文献尤其是三礼(《周礼》,《礼记》、《仪礼》)所规定。

  作为“神”的龙,说的是“天体”。龙本身就是神(比如在《山海经》里),或者,龙是神的化身,如同天鹅是宙斯的化身。只是这层意思在先秦文献里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在《高祖本纪》里却说得很清楚:刘媪梦到与神交,且其丈夫看到她与龙配——这就强烈暗示:龙和神是一体的,神借龙的形体才可以显现并作为。

  作为“圣”的龙,说的是“境界”。圣,是一个行为体在精神和行为能力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可以是单项的,也可以是全能的。在孟子看来,伊尹达到了任事方面的最高境界(“圣之任者也”),伯夷达到了道德情操方面的最高境界(“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在自我修养上到达了最高境界(“圣之和者也”);那么孔子呢?孔子,是“龙”,在一切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但即便是龙,也不能乱动,要应时而动,所以,在《周易》里,“龙”有时“勿用”,有时“在田”,有时“飞天”,有时“有悔”。而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其意思应该是说孔子是“集大成”或者说是“全天候”的圣人,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任何时势所要求他做的事情,并能做到最好。

  作为“王”的龙,说的号“传种”。既然龙既“神”且“圣”,假如它借人类的母体“传种”为人,那这个人和他的后代就是“龙种”,自然君临天下。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从天上到人间的链条:神-龙-天子。

  虽然从先秦文献里,可以描绘出“神-龙-天子”的链条,但从未有任何一个“天子”家族与这个链条发生固定联系,换句话说,没有哪个帝系或王族声称自己是当时唯一的龙种。伏羲部族没有做到,因为“龙”是部族成员共同分享的图腾;夏部族也没有做到,虽然它的帝王驾崩时经常被形容为化龙而去,但从未说自已来自龙胎,更经常地被说成别的动物,比如“熊”、“鱼”;周族在得天下后,努力在葬礼和祭礼上独占龙的图案,但也从未成功地将其先祖从“巨人”种改成“巨龙”种;而秦族在这方面,更是毫无建树。这就为刘邦的广告创意留下了空间:继承龙的神圣想像,做独占龙种的开山鼻祖。

  某种意义上说,秦末三大抗秦政治军事集团(陈、楚、汉)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品牌”竞争。这里所谓的品牌,在远古是图腾,在现代是商标,在秦末则是传说。“陈胜吴广传说”的广告文案大纲如下:1.诈称各自是公子扶苏和前楚大将军项燕;2.把用红字书写的“陈胜王”布条放在鱼肚子里,让托儿买鱼回来,泄露给大家;3.让人学狐狸,夜里叫:“大楚兴,陈胜王。”

  这个传说文案属于小儿科。第一,真假扶苏和项燕,不难被求证;第二,即便是真的,当时也未必有很多人愿意复活秦帝国或楚国,毕竟,楚国只是战国七国之一;第三,鱼和狐狸预言,虽怪异,但不神圣。

  楚霸王传说略优于陈胜传说,因为他虽不是项燕本人,但确实是项燕的孙子,其局限性与上面提到的第二条相同。

  与陈、项两个传说相比,刘邦的“赤龙之子”传说就优越多了。首先,不可被证伪;其次,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最高的神圣感和最宽阔的想象力。离开这个前提,用常识很难解释刘邦的许多传奇经历:

  ——戎马倥偬中,刘邦曾3次成了瓮中之鳖,但每次都化险为夷,靠的不是智略,而是别人的自愿牺牲或天公帮忙。第一次是着名的鸿门宴,先是项伯报信,继之樊哙效死;第二次是彭城之围,刘邦被楚军围了3圈,忽然狂风大作,折木摧屋,直扑楚军,大乱,刘邦与随从数十骑脱逃;第三次是被陷荣阳,部将纪信扮成刘邦蹈火,才比汉王金蝉脱壳。

  ——刘邦还有三次全军覆没,成了孤家寡人。一次是从彭城逃到下邑;第二次从荣阳流窜宛、叶;第三次从成皋败走惰武,但每次都能重聚旧部,再振军威。

  征服人,首先要征服人心。刘邦对人心的征服,一靠个人素质:“宽大长者”(楚怀王评价),能用比自己强的人〔自我评价);二靠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其实就是“高贵的谎言”:刘邦的意识形态以“龙”为核心概念,相信它的人越多,自愿服从、自愿牺牲的人也越多。不论别人信不信,反正淮阴侯韩信信了。刘邦对项羽的胜利,最终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胜利。从此,华夏民族就开启了意识形态时代。这个意识形态的直观形象,就是“龙袍”。

  就此,皇权穿上了“龙袍”,从此不再裸体。穿在龙袍里面的,被想象为天子3连体:神一圣一王。神代表天意,让百姓敬畏;圣代表知行,让儒生崇爱;王代表天子,让天下臣服。这件龙袍,就是秦始皇终其一生求之不得的“圣物”。有了它,就终结了从战国到秦末绵延270年的中国第一次政体危机(也就是没有了权威体系的危机)。从刘邦穿上龙袍到溥仪脱下它,2100年时间里,就没有发生过政体性的权威危机,原因是再也没有人对龙权天授权威提出过致命质疑——即使是造反当上皇帝的朱元璋,也从未质疑过元朝统治的合法性。“其间所发生的动乱危机,几乎都是蛮族人侵和朝廷腐败无能导致的政权危机。

  龙袍免除了刘邦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焦虑。这个焦虑曾经让秦始皇寝食难安。有焦虑的赢政,千方百计要长生;无焦虑的刘邦,花费重金求速死:

  汉高帝十一年7月,成了高祖的刘邦,在讨伐谋反的黔布时,被流矢所中。10月,衣锦还乡,在沛县与父老乡亲们纵酒狂舞,歌泣大风。可能高兴过了头,还受了点凉,11月回到京城长安,12月卧病。吕后着急,请来良医,为其诊治。高祖问医生:

  “这病可治吗?”

  医生惶恐,慑懦着:“当然可治,陛下……”。

  “混账东西!”刘邦骂道,“治个球啊,老子草民一个,拿把破剑就取了天下,这不是人力,是天命!我的命是天定的,你小子治得了?扁鹊都没办法。”

  于是,赏赐医生50斤黄金,让他走人,而自己则躺在床上等死。

  这是刘邦最后一次为自己开创的天授神龙政体做论证,用他最后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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