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征服者”？游牧民族征服中原后逐渐汉化

    公元二百年到约公元六百年，是整个地球的寒冷时期，甚至可说是小冰河期。北方的族群都受寒冷气候的影响纷纷南移，骨牌效应使得后面的族群推动前面的族群，一波一波地往南推。到了气候温暖地区，人口众多，新来的北方族群侵入了南方，也可能往东、往西蔓延出去。西欧历史上的“蛮族大入侵”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从此以后，欧洲的人口面貌完全改观。同样在中国的北方，也有大量的北方族群侵入南方，持续三四百年之久，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五胡乱华”。一般历史书上说，“五胡乱华”是中国最为混乱的时期。其实，这一波族群入侵不仅改变了中国本来的人口结构，同样，中国北方原来的人口在骨牌效应下，也一波一波地不断南侵，改变了南方的人口结构。
    征服王朝都是两种制度的混合
    三国时期的中国谈不上什么大帝国。“五胡乱华”前后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大多数也不能算是帝国-至多前秦①可以算一个，它曾经统一了几乎整个中国北部地区。不过，这些小国却有值得注意之处：他们的领袖都拥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大单于”，一个是“大皇帝”，前者意指胡人的领袖，后者是中国的皇帝。这种双轨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许久，除了宋明两代以外，所谓的“征服王朝”，包括采用“混合体制”的唐代都是双轨制。一个国家混合采用两种制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国两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讯息的向下传达和向上回馈都经过不同的管道，会产生讯息混乱的毛病。
    “五胡乱华”后期，北方的局面逐渐澄清，鲜卑人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疆域广大，不仅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也统一了草原和沙漠地带。经过好几代的涵化，北魏逐渐变成中国的王朝，可是北部沿边地带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胡人文化，甚至于中央派到那里去驻守的军人，也变成胡化的汉人。北齐的高氏，就是从今天河北搬到北方去的汉人，后来却完全以胡人的姿态出现。北魏、北齐、北周三个朝代的统治者，始终在汉化与胡化之间摇摆不定。北魏本身的汉化，经过了相当复杂的程序。在孝文帝时代，完成了制度上的汉化，先解散北族的部落制度，再建立汉人社会的官僚制度；可是，沿边的六镇②却始终不愿意汉化，最后六镇反扑，取代拓跋政权，建立了北齐、北周。北齐、北周的六镇集团，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的军阀们。
    鲜卑人建立的三个王朝，统治疆域不算小，内部并不和谐。汉人社会只在表面上接受胡人政权，即使胡人已经汉化了，汉人还是在各地建立起相当程度上自治的小区，国家其实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胡化的军阀们，更是回到以军事组织为名的部落组织。所以，这些王朝在几百年里不断地调节和重整，从分裂中寻求整合。
    文化的冲突和重整
    这种征服王朝面临的文化冲突和重整，在中国历史上不仅限于这一次而已，往后历史上的几个征服王朝，无一不要处理同样的难题。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说胡人进入中原就被汉化了，其实不然，整个中原也是在不断地接纳胡人文化，逐渐改变、丰富汉人的文化性质。
    单以衣食住行及日常生活而言，“五胡乱华”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汉代的席地而坐逐渐演变成坐在椅上、睡在床上，进门脱鞋也变成穿鞋入门；房间的高度增加了，窗户的位置也提高了；以穿衣服而论，宽袍大袖改变成窄袖长衫。这些改变都是两个文化混合后的结果。
    在政治上，胡人统治者对其他的非汉人，即使不是自己的族群，也觉得亲切一点。因此，胡人帝国与中原四邻的心理界限相当模糊，这甚至于影响了他们对信仰的选择-胡人觉得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也是一种胡教，是他们感觉比较亲切的宗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庇护，往往比汉人政权要更为积极。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迅速扩张，有不小的成分是因为胡人统治者的接受和拥护。
    这种信仰的取舍与族群的认同之间的相关性，在别的国家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欧洲接受基督教是在蛮族入侵时，罗马军队有不少蛮族的兵丁，他们信仰基督教促成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再有一个性质不太相同的例子：近代日本侵占了朝鲜，很多朝鲜人选择信仰基督教，以排斥日本式的佛教和神道教。这个例子的结果相反，但深层的心理动因却是相同的。

    唐代的胡汉双轨制与文武分途

    隋唐大帝国，尤其唐代，一般都被认为是中国正统的朝代，其实也有胡汉双轨制背景。唐代的府兵制并不是全面征兵，而是将北魏军人集团按家户分散在各地，他们拥有土地，也有农奴，是由民间维持的军人世家，他们基本上都是胡人集团的后代。唐代府兵制和均田制有相当大的关系，这可以在今天的新疆地区找到其存在的证据，但在广义的南方，我们至今还没找到同样的痕迹。

    唐代开疆辟土，北方和西方的胡人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因此，唐代的政权包括两个部分，除了汉人之外，还有广大的胡人族群，从今天的东北延伸到今天的中亚，在他们的心目中，李家皇帝是“天可汗”，也就是说，李家其实也是胡人，才能统治胡人地区。唐代的军人有很多是外邦人，高仙芝是朝鲜人，安禄山是东北的杂胡。“安史之乱”以后，叛军的首领几乎都是有胡人背景的。政府自己的将领们也有不少根本就是胡人，如李光弼、仆固怀恩，甚至于郭子仪的朔方兵里也有很多回鹘人，他们的后勤补给（尤其马匹的供应）靠的是回鹘人。“安史之乱”后一直到唐末，今天的华北一直到东北这一带，不听中央号令也不读孔孟之书，基本上是一个胡化地区。

    但另一方面，本来以北方为基础的隋唐政权统一了南方。他们是以汉人身份统一中国的，对南方的士大夫非常优礼，对南方保留的中国文化也十分尊敬。所以，唐代政府的文人官僚有很大比例是南方的世族，而科举取士也以南方为多。南北佛教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南方为主轴；同样的情形见于南北道教的统一，南方的道教传统也是占了上风-这广义的南方包括今天的中南半岛和西南中国。在音乐、工艺和医药上，都是南方成分占了强势地位。

    这种南北文化的双轨制，使得唐朝的治理呈现出文武分途的局面-唐代的节度使基本上是直接听命于皇帝，并不很受政府的节制；而中央政府的官僚，不是北方汉人就是南方人士，他们对于中央讯息的回馈，反映的是文治地区的百姓生活，往往不能够反映胡化军人地区的实况。“渔阳鼙鼓动地来”，而中央并不很清楚北方已经起了乱事，这个责任不能完全怪罪于杨国忠蒙蔽圣听，当时的朝士们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北方已经离心离德。大乱之时，战争几乎都在中原发生，南方相对而言是安定的，“安史之乱”几可说将一个中国分成两半。

    唐代的官僚系统和汉代不太一样，汉代的察举是全国性的，唐代选士却是由各地的士人群集首都，再由中央政府选出一些贤才。这一批文官，往往集中在一些官僚派系的大家族，或者是他们垂青的才子，他们并不具有全国的代表性，不能带来各地的讯息，而各地也没有人替中央作倡导和解释政府政策。唐初情形还好，“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当局有权力自己以中央的名义委任官员，甚至于以中央官员的名称留在当地。例如，杜甫是经过四川的地方长官委任为中央工部员外郎的，但他根本没有在中央担任职务，只是在四川听差遣而已。这样的官僚集团，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真正按照唐初设计的中央体制执行政令。相对来说，唐代地方政权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很多事情不用请示中央，就在当地自己决定了。他们也有权力调动当地的资源，做一些地方的建设，不必获得中央的许可。

    唐代治理外族的策略

    唐代双轨的体制，使得政府不得不关心许多外族的事务。唐代西方多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忽然崛起之时，自西方往东方扩张使得中亚一片混乱，这对中国有骨牌效应。唐朝在中亚一带总共拥有二百多个羁縻州府①，都是中亚的地方部落取得唐朝的官号，唐朝不过派一个都督，表面上监督而已。唐将高仙芝与黑衣大食战于怛罗斯河，唐军大败，中国从此丧失在中亚的霸权。那许多被打败的部落大批奔来中国，中国必须给他们一个安置，只能安插他们在广大的北部，从今天的甘肃、宁夏，一直到山西、山东，都有这些中亚部落的后代居住。这是“天可汗”头衔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在胡人心目之中，“天可汗”确实是东亚各种胡人的总领袖。中国人的血统之中，因此增加了许多中亚和内亚①的成分。后世北方的汉人，其中许多人都有中亚胡人的基因。    传统的中华帝国是天下国家，应当只有远近、没有界线，上述“天可汗”的功能，其实也是源于它是一个天下国家。中唐以后，中国以西有许多强邦，西藏的吐蕃在唐初就忽然兴起，同时青海大草原上的吐谷浑也忽然强盛。这两个大部族的兴起，可能是因为天然气候的改变使青海西北一带水草丰美，也可能因为从隋唐开始丝绸之路重新畅通，丝绸之路旁边的部族都得到了过路财神的利益。唐初花了不少气力才平定了吐谷浑，唐军损失也不小。杜甫的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就是描写唐军曾经在讨伐吐谷浑的时候损失十几万。

    吐谷浑平定了，吐蕃没有旁边的对手就开始迅速扩张，唐代不得不下嫁文成公主，以此换取和平。唐蕃会盟碑文表现的是两个平等政权之间的约定-吐蕃不是“天可汗”的属下。在今天的新疆，突厥的后人分散为许多族群，在中亚一带忽分忽合，他们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羁縻州府的主要组成部分。但面对新兴的回鹘和伊斯兰教派的大军，他们大批迁入中国，于是西方至少有吐蕃、回鹘和伊斯兰教派的大食三个大邦。

    到中唐以后，中国在西方的事务上不再能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应对了。面对这些强权，唐朝干臣李泌①的政策是远交近攻，在这三个西方大邦之间，联结两个打一个，联结一个打两个，采用的是十足的国际政治手腕，不再是以大帝国的姿态君临天下。

    唐代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陆路有许多说粟特②语的商人经过丝绸之路往返贩卖，他们也有不少在中国落户生根。唐政府对他们的管理方式是委派他们自己选举的“萨宝”管理内部事务，有点像今天外国侨民的领事官，只不过是他们自己选举的领袖而已。这种处理外朝事务的方式，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同样地，经由海道出入中国的海商，大多数是阿拉伯人或犹太人，唐政府也是让他们的宗教领袖管理这些居住在中国的大批外商人户。这些制度又一次说明了一国多制的管理形态和传统的天下国家相当不同。

    贵族社会的终结

    唐朝的覆亡，是个漫长的过程。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就没有安定过，不过唐朝真正走向灭亡，应当是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导致的。在“黄巢之乱”前后，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及农民叛乱，通常是因为农民活不下去了。唐末的气候并不寒冷，照说不应该有过不下日子的情形，也只能是因为课税太重，而政府上层不了解民情，百姓实在没法忍受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前面我们讲到汉朝统治结构的中央神经系统和末梢神经的对应关系，唐朝虽然已经有了科举制，吸收了大批民间的才智之士进入政府，但是唐朝终究还是一个贵族统治的社会。《二十四史》只有唐史部分有所谓的《宰相世系表》，这说明唐朝政府的上层是由一小群贵族长期垄断的，那些来自民间的科举进士，其中不少也是贵族的子弟。更何况，科举出身的寒士很难真正进入决策阶层。另外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回避本籍的制度下都是外来者，对地方情形并不了解，而且又经常更换职务。因此，汉代地方官员可以承担的回馈信息的职能，在唐朝并不能实现。于是，小乱变成大乱，大乱连续不断，那么庞大辉煌的朝代，也就在农民的锄头和镰刀下，分裂成许多小国。

    唐朝的制度并不是一条鞭到底的中央集权，对于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治理方法，甚至于不同的容忍方式。同时，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在唐初似乎是统一了，但是实质上“南北朝”的划分并没有完全消失，“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南北都在一个政府的法理统治之下，但南北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其实相当不同。这个南北的差异，在中国的后世历史上延续不断，只是程度的强弱不同而已。我们一直以唐代和汉代相比，我个人曾经说过，汉代厚重，唐代宏大，“厚重”可以说是充实的一块，“宏大”却是松弛的一片，汉唐的发展，终究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