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劳动中:两种劳动观念的偏好

“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韩国和香港都是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在那里只有接受了这种劳动方式的劳动者才能生存,人们对此也司空见惯了,所以韩国的资产阶级阶级雇主才对抵抗“异化劳动”的朝鲜族中国保姆感到不解。而易中天教授因为政治立场,是欣赏他遇到的那位香港劳动者的意识的。

普通劳动者
双手劳动 慰藉心灵

  我在某个地方听过易中天教授谈论香港人对工作的态度:易教授一行人在香港乘船,中间遇到一些周折,负责导引的香港本地人尽职尽责。易教授等人向这位香港人表示歉意,但他不以为然,说:没关系啦,我尽心做事才能有这份工啦。

  我认识一位韩国朋友,是电视台记者,属于中产阶级,她跟我讲过对到韩国打工的朝鲜族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与韩国建交后,一些朝鲜族中国人辗转跑到韩国“淘金”,有不少女性选择去当保姆,她们有语言优势,教育程度足够,又足够勤奋,所以颇得韩国中产阶级的喜欢。

  可是时间长了,韩国雇主发现这些打工者有个共性,就是不听话。比如在照顾孩子方面,因为文化和代际的差异,人们的看法和方式是有不同的。这些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妇女经常会对雇主的指示“阳奉阴违”,坚持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理由很简单,在照顾小孩方面,她们才是真正的“专家”。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类劳动者:一种是将工作机会视为恩赐,尽心尽力做好,讨个生活;另一种是将劳动视为自身的延伸,本能地拒绝劳动与自身本质的脱离。用学术性的话来说,这两类劳动者对“异化劳动”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

  “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韩国和香港都是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在那里只有接受了这种劳动方式的劳动者才能生存,人们对此也司空见惯了,所以韩国的资产阶级阶级雇主才对抵抗“异化劳动”的朝鲜族中国保姆感到不解。而易中天教授因为政治立场,是欣赏他遇到的那位香港劳动者的意识的。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劳动体制安排,比如单位体制、人民公社体制,是为消除(或者说尽量消除)“异化劳动”而设计的:劳动者生而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工作机会是不可剥夺的人权(不用担心被解雇的威胁);劳动不是出卖劳动力商品谋生的方式,而是人的生活的有机组成。

  再引述阳和平的一个说法。阳和平是国际主义战士阳早和寒春的儿子,在中国长大,并当过工人,后来回到美国,也当过工人。他说,“磨洋工”是在美国当工人的时候才学会的,比如在工作遇到了问题,他按照在中国当工人养成的习惯马上就要动手解决,却被别的美国工人阻止,因为问题解决了,他们的价值就没了,所以故意拖着。他在中国当工人的时候情况完全两样,有活就好好干,干完就跟工友一块聊天,其乐融融。他说,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就越想念那种氛围。

  当然,阳和平再次回到中国,情况也变了。改革开放意味着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对于劳动的观念的碰撞。最近读了学者潘毅的《中国女工》,该书主要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来自农村——直到今天,农业生产也是“异化劳动”入侵不那么彻底的领域——的女孩们,面临着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和生产流程的规训,她们满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拥抱“异化劳动”,同时又以各种方式顽强地对抗“异化劳动”。

  那些到韩国打工的朝鲜族中国保姆的身上,体现的也是社会主义劳动方式的烙印,她们希望从资本主义体制下多赚些钱,又顽强地抵抗着资本主义的劳动规范,于是就难免让友邦人士莫名惊诧了。

  我是有意于比较两种劳动观念的长短的,也希望其他人通过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看似琐碎的小细节,反应的是大问题,对两种劳动观念的偏好也是个选择题——对两种社会形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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