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鸡叫》:时间与阶级意识

《半夜鸡叫》的故事出自一本叫做《高玉宝》的自传体中篇小说。自1950年代起,通过强大的文宣机器的推动,《高玉宝》的故事已经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要读书”“半夜鸡叫”诸章节,已经成为革命文学的经典段落,并被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语文课本。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木偶剧《半夜鸡叫》,使得这部作品在几代中国青少年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

《半夜鸡叫》:时间与阶级意识

  《半夜鸡叫》的故事出自一本叫做《高玉宝》的自传体中篇小说。自1950年代起,通过强大的文宣机器的推动,《高玉宝》的故事已经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要读书”“半夜鸡叫”诸章节,已经成为革命文学的经典段落,并被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语文课本。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木偶剧《半夜鸡叫》,使得这部作品在几代中国青少年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是文宣部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材料之一。

  作品最初由一位名叫“高玉宝”的解放军士兵所作,这位农民出身的士兵识字不多,近乎文盲,却创作出一部闻名全国的小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小说一般的传奇。据后来的材料证实,该士兵只是提供了基本素材,使之形成长篇小说的,则是解放军的文宣人员和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专业作家。这样的署名安排,符合当时革命文学的创作实际,凸显了“工农兵文艺”的创作主体对文艺领域的话语主权。故事介乎自传与小说之间,纪实性与虚构性的界限被刻意模糊,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尽管日后不断有人质疑小说所述事件的真实性,但其所表达的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倾向和政治无意识方面,却是十分确切的。

  小说写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讲述了一个“财主与长工”对抗的故事。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从床上爬起来,钻到自己的鸡笼里模仿鸡叫,引发家里报晓公鸡的啼鸣,制造出天已不早的假象,以催促家里的长工起身下地干活。通过这种手段,地主对长工进行剥削。“财主与长工”是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原型,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于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中,其基本叙事模式实际上是关于“智慧”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处于底层的劳工在与代表权势阶层的富人的对抗中,最终底层民众以其智慧赢得了胜利。故事往往充满了喜剧性,普通听众在笑声中获得了象征性胜利的快感。这也是民间故事的基本模式。

  《半夜鸡叫》首先区分了“黑夜的时间”与“白天的时间”,区分了休息和劳作的时间区段。黑夜的时间是休息的时间。这一古老的规则,支配了农耕社会的整个时间划分。对于农耕时代的乡村而言,黑夜的时间是消极性。黑夜的昏昧性和不可知性,是对人类清醒和正常生活秩序的侵蚀和威胁。黑夜是夜行动物和另类人群活动的时间,月黑风高的时刻,不仅有猛兽、魔鬼和妖精沉没,而且也是强人和盗贼出没的时刻。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所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威胁,为文学叙事提供至关重要的惊险情节。而在《半夜鸡叫》的故事中,黑夜所发生的却是一个带有“现代性”色彩的故事。故事的原型结构依然采用了古老的“长工与财主”的故事,但它却与劳动、阶级、剥削制度等现代政治学一系列概念有关,是现代政治神话体系中的一个超级寓言。

  对于周扒皮来说,学鸡叫的目的在于控制时间。而控制时间的装置却是驯化了的家禽——报晓的公鸡。这个并不准确的报时器,企图驯化和矫正自然时间,转而为现代剥削制度服务。以虚假的鸡鸣,伪造自然的时间,改变公鸡的生物钟。由地主本人亲自扮演标准计时器,并以模拟公鸡的鸣叫来引发真正的公鸡报时。要完成这一行为还需具备较高的口技才能,以逼真模仿鸡鸣。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要实现这一怪诞的剥削行为,剥削者本人(周扒皮)不但需要起得比被剥削者(长工们)还要早,而且还得起得比公鸡更早。以自然的方式违反自然规律,使长工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这一复杂而又麻烦的手段,却最终又是徒劳无益的。鉴于此举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周扒皮的所作所为只能归结为本性上的“邪恶”,几乎恶作剧式的举动。但作者坚持认为这一行为能够带来财富的积累,并可能导致农村有产者的原始积累的完成。书中写道:“这个学鸡叫,是他们老周家起家的法宝呀。”这一说法同时还表明,“剥削”是一种阶级本能。如果时间的标准点不在大自然及其相关的公鸡的生物钟,那么,它只能存在于周扒皮及其家族机体的生物钟。

  有人指出了事件之真实性方面的可疑之处,首先在于缺乏科学依据。动物生理学原理证明,公鸡报时并非人工所能诱发,而是公鸡机体内部的“生物钟”作用的结果。也有人指出,即使人声模拟可诱发鸡鸣,周地主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前往鸡笼,把头伸进笼子里学鸡叫,他只需躺在床上叫即可。证据是,远处邻村的鸡鸣,即可诱发公鸡啼晓。而人过于靠近,反而让公鸡听出来是人声,或受到惊吓,反而不会啼叫了。还有一个更重大的疑点:如果周扒皮的口技可以乱真的话,更无须去鸡笼引发啼明,而只须自己啼叫过之后,说是公鸡已经报晓了,就可以了。连公鸡都无法分辨真假,长工们又怎能识破?

  精确的时间意识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以精确的机械装置作为计时器,来驯化时间和控制时间,使之与大机器生产方式相一致,并能够计算物质生产劳动的精确数量和利润率。争夺时间的控制权。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掌握了时间也就掌握了资本和权力。在《高玉宝》的故事中,通过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被描述为一个普遍性的关系。把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事活动修改为大工业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工作,以符合“剩余价值”理论,并为证明剥削阶级的剥削本质。雇工们一度产生了杀死那只公鸡的想法,试图以此终止这一奇怪的时间标志,这相当于砸碎时钟来抵御权力对时间的控制。这一情节的历史原型来自大工业时代初期的“卢得分子”,他们以砸碎机器来反抗剥削。《半夜鸡叫》想要证明的是:地主不仅占有土地,而且还占有(至少是试图占有)时间的控制权,通过控制时间,进而实现对雇工的经济剥削。地主阶级在此表现出原始资本主义特征,他们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剥削而榨取剩余价值。革命文艺通过虚构的手段,将大工业时代的时间焦虑转嫁到农耕劳作当中来。

  问题在于,这与剩余劳动理论并不吻合。农耕时代的劳作,增加劳动时间并不能带来剩余价值。以增加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价值,这一经典的资本主义剥削模式,通常并不出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或者,它仅仅是农业生产中的剥削关系的特例。农作物生长有其自然规律,并不需要特别地增加劳动时间。如果不符合农作物生长周期的话,地头劳动时间的增加是徒劳无益的。况且,雇工还可以选择在地头继续睡觉来逃避劳动。事实上,《半夜鸡叫》故事中的长工们确实就是这样做的——“看着空中不明的星星,走到了地头,放下锄头,打火抽了一袋烟,倒在地上就呼呼地睡了。”如果地主要雇工付出更多的劳动,可以增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挑水、砍柴之类。一般地主与雇工冲突主题的民间传说,在表现这一问题时,基本上都是选择增加工作内容、克扣工资或降低报酬实物的质量(如次等的、秕谷较多的或湿度较大的谷子)等做法。作者作为一位来自农村的雇工出身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小说这样写,唯一接近合理的动机,就是要使故事符合革命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解释农业劳动和乡间时间关系,以推动中国传统乡村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被赋予了鲜明的现代属性。周地主与雇工之间关于时间控制权的争夺,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理论中关于不同阶级之间权力争夺的一个想象性的投射。然而,故事中的一系列细节同时也在无意之中泄露了欠发达国家的控制技术上的原始落后的状态。周扒皮家的劳动情形与马克思笔下的大工业机械生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其所激发起来的并非现代时间意识,而是阶级意识,是对于阶级斗争学说的直接图解和强化。无产阶级革命在其现代性实践过程当中,有一种比农业地主更为强烈的时间紧迫感和控制欲。故事最终以暴力的方式结束,雇工以暴力手段惩罚了地主,实现了复仇。

  故事的内在诉求也不在于其真实性,而是一种关于剥削制度的象征性的表达。革命文艺的这种“代码化”的符号生产,乃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出来的阶级意识符号化文本。这是革命文艺文本生产的基本工艺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文学的写作者以一种并不存在的时间概念,来唤醒对剩余时间的劳动价值的观念,进而激发对私有制条件下的剥削制度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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