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每年上千吨的鸦片都去什么地方了？

在路上，我们又看见有两个地方的地里面长着罂粟，但是罂粟长得很不好，稀稀拉拉的，白色的花朵零零落落，一点都不好看。快到中国边境的时候，路边上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寨子，跟我在邦康特区永邦寨看到的情形差不多。但是，这里有一块紧挨着破草房的罂粟地里还开着不少的花，多数是白色的，零星夹着一些红色的，这是我这次佤邦之行看到的最多的一片正在开着的罂粟花，所以一定要下去照相。

罂粟花的主人正在地里干着活。这是一块洼地，地里有淤泥，像是下雨时在地里积了很多的山水，积水刚刚蒸发完。不知是什么原因，地里的罂粟长得良莠不齐，有的正在开花，有的则已经结出了肥硕的蒴果。一个瘦弱的老头子和他的一言不发、见了生人就躲开的老婆子正在用专制的小刀子给蒴果划口子。几个小孩子百无聊赖地趴在草房前面用来围罂粟地的竹栅栏上，他们大概是老头子的孙子吧，本来应该去上学的，可他们却在这里无所事事地干耗着苍白的幼年和童年。我想，要是罂粟无法禁种，那么，过不了多少年，他们也该走进罂粟地里去干活了吧？

我们进了罂粟地，让老头从头到尾地做给我们看。他先用左手轻轻地捏住蒴果，拿在右手里的小刀子往上面轻轻一划，又轻轻一划，想不到这种果子会如此的滋润多汁，像乳汁却比乳汁还浓稠的浆液好像带着声音呼呼地从划口里冒了出来，高高地隆起在那里，像一条白色的虫子爬在划痕上面，蠢蠢欲动，却又被沾牢在那里。据说，这条隆起的汁液“虫子”会慢慢地变干变硬，几个小时后由白变黑。

这时候，第二道工序开始了。干活的人左手里拿着一个小容器(或者挂在腰上)并捏住蒴果，右手拿着竹片或类似小镰刀的铁器轻轻一下就把变黑了的“虫子”刮下来了。不断地这样在一只只果子上刮，刮得差不多了，就把竹片或铁器在小容器的边上一蹭，一些黑色的东西就被收进容器里。这些黑色的东西就是大烟膏，它此时处于半凝固状态，很黏稠，要放在阴凉处等到再干一些，然后用手把它们捏紧成坨，再用植物叶子或者油布打成小包，用麻丝或草茎绕捆起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鸦片了。

林则徐放火烧掉的那些鸦片要比这样的生鸦片高一个层级，它是把生鸦片兑水加热，除去杂质后蒸干到适当浓度，便于吸食的熟鸦片。熟鸦片呈深褐色，新鲜如软沥青，碰到空气就会很快凝固。

一个人这样干一整天也收不了多少烟膏。种1亩罂粟，正常的只能收割到大约1公斤大烟膏，一般的老百姓，每家只有能力种几亩罂粟，如果老天照顾能够正常收获的话，每家每年也只有几公斤鸦片的收成。鸦片的价格在当地每公斤大约是1000—1500元人民币，差不多要种3亩地的罂粟才能维持一家人最起码的生存(如果能够正常收获的话)，就像我们在永邦寨和这里看到的，这仅仅是活着一条命的生存。

如果用植物学的表述方式来表述缅北的罂粟的话，大致如下：

罂粟，又名罂子粟，一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约100厘米，全株碧绿无毛刺。叶互生，叶片长椭圆或长卵形，卵形叶廓缺刻参差，基部抱茎，根茎直立有粉，边缘有缺刻。每年秋冬种植，翌年初春开花。4片硕大花瓣单生枝顶，无味，或红、或紫、或白，朵大且密，姹紫嫣红若云霞，柔滑若绸缎。萼片二枚，早落。蒴果球形或椭圆形，状若灯笼。种子小而多。果中乳汁风干后称鸦片，从鸦片中提炼出吗啡，再从吗啡中提炼出白色粉末，就是所谓的海洛因。当地的老人与孩子

此物原产于欧洲，1885年缅甸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后，罂粟就被殖民主义者带了进来。它的生长环境很特殊：土地要湿润，但雨水又不能多；不干燥，但日照时间要长；土壤酸性要小，但养分要充足；海拔在900米至1300米为宜；位置要在东经96度至103度与北纬18度至255度之间。由于缅北地区正是处于这个环境之内，群山连绵，森林密布，气候温润，土质很适合罂粟生长。所以，每到春天，这里80%的耕地上已经不再生长粮食，而是开遍了邪恶的花朵。极端贫困的山民为贫困生活所迫，一年又一年地在自己的高山上，种下充满罪恶与血腥的罂粟，用它换取盐巴、粮食和衣物，维持最简单不过的生存。

尽管佤邦所有官员和老百姓都不会公开说出这么多鸦片的流动环节和最终流向，有人问过，但没有问出结果，我自己则始终没有开口问过佤邦人这个问题，我一直很小心地回避着这个问题，但又不得不一直挂记着它，一旦碰到了解这个情况的“局外人”，我就会盯住不放，请人家“指点迷津”。把这些珍贵的谈话和一些相关资料综合起来，我认为，整个“金三角”地区的鸦片是这样流走到国际市场上的——

缅甸共产党成立于1939年，其宗旨是为争取缅甸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而斗争，为此，曾一度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后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逐渐发生蜕化和变质。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人间沧桑后，终于在1989年分化、瓦解和消亡了。但其所从事的毒品产销活动却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

缅共的毒品产销活动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缅共建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控制缅甸腊戍以北果敢、棒赛、景北、勐固、贵概和北佤等地区，总兵力5000余人；中部军区，控制邦康、南邓、龙塘、孟卯、孟波、孟钦和温高等地区，总兵力4000余人，主要兵源是佤族，缅共中央就在中部军区辖区；815军区，控制景栋以北的湄公河西岸缅老边境一带，总兵力3000余人；101军区，控制克钦邦东北部的史迪威公路沿线和该公路以北的板瓦地区，兵力2000余人，兵源以克钦族为主。另外，在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组建了中央警卫旅，兵力1000余人。除军队以外，缅共还将“解放区”划分成10个县并组建了10个县委和县政府，分成县、区、乡、村4级行政和领导班子。

庞大的军政机构和缅共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巨额的财政经费。而“解放区”资源贫乏，人民贫困，征税困难，经费成了缅共中央、各军区和各县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先采取利用毒品产销来解决财政经费问题的是东北军区。1976年5月1日，东北军区组建了“特货贸易小组”(特货在当时是指鸦片)，后来“特货贸易小组”被简称为“5·1组”，直接由东北军区财政部部长吴觉敏主管。同时还组建了两个贸易公司，一个在老街，一个在贵概。当时东北军区辖区所产的鸦片一律由“5·1组”和下属公司收购并课收鸦片税，禁止私人交易。

为发展鸦片生产，“5·1组”和下属公司还向烟农贷款或预付鸦片预售款，收获时节可以用鸦片还贷，也可以用现金还贷。在“5·1组”的大力推动下，缅甸掸邦北部的果敢、贵概、棒赛和勐固等地区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农民从鸦片生产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收益。“5·1组”和公司收购的鸦片主要由部队押送至缅泰边境和泰国北部出售，不销往中国。东北军区从鸦片的收购和运销及鸦片税收中得到了可观的收益，成为财政经费的主要来源。1978年，东北军区决定公开打出“5·1组”的牌子，公开征收鸦片税，并在辖区实施鸦片统购统销措施。同时规定不准向中国贩运鸦片，也严禁在“解放区”进行鸦片私人交易。由于鸦片生产的扩展和收购量的增大，增加了长途贩运的人力和运输工具(当时主要是用骡马驮运)。东北军区在向南贩运鸦片的同时，招聘了一些技术人员开设了加工厂，将鸦片加工提炼成“黄砒”。黄砒比鸦片的体积和重量大大缩小，降低了运输成本，运至缅泰边境或泰国北部的价格又成倍提高，利润成倍增长。

由于当时鸦片和黄砒的生产都被视为“合法”，生产、收购和贩运都是名正言顺的，加之黄砒贩运的巨大利润的驱动，所以，到1979年，东北军区辖区鸦片生产进一步扩展，黄砒加工厂迅速增加，云集东北军区各地。缅共东北军区既是鸦片和黄砒生产的组织者，又是收购的组织者，同时也是长途贩运和营销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东北军区从鸦片和黄砒的产销中获取了巨大收益，在缅共各军区中首先暴富起来。

1980年后，缅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对此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于8月19日决定将东北军区财政部“5·1组”收归中央直属，重组“特货”产销机构，该机构代号定为“8·19”。“8·19机构”的主管是缅共中央副

主席

德钦佩丁。“8·19机构”组建后就很快着手在“全解放区”组织鸦片的生产、收购及黄砒的加工和贩运，首先请来了黄砒加工技术人员在棒赛建起了第一座黄砒加工厂，开始大规模生产黄砒。接着在景北、北佤、姐兰、果敢、勐固和贵概等地区建起了同样的加工厂。缅共各级军政官员已把相当大的精力和注意力投向“8·19”，投入寻求财富与金钱的“特货”产销。“8·19”大大推动了缅北的鸦片生产，黄砒被大量加工成海洛因，再销往全世界。此时的缅共已经成为“金三角”地区重要的毒品王国之一。

“8·19机构”在1980年建立至1985年的几年中，生产和营销的毒品主要是黄砒，便于运输但不能吸食，主要向南贩运，其内部也建立了严格的财政收支账目，为解决缅共的财政经费困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渐渐地，“8·19机构”成员和缅共的一些高层人物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的事件越来越多，越演越烈。有的利用公家的加工厂加工自己收购的鸦片自行营销，牟取暴利，有的在公司或加工厂入股分红，还有的自己建立加工厂，自己加工和贩运。久而久之，“8·19机构”的一些成员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毒枭和蛀虫。

车炬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据说，他的个人收入当时就高达1200万美元。他是中国云南省昆明人，1970年在云南边境地区当知青时私自越境参加了缅共人民军。由于打仗勇敢，有知识，会办事，很快被提升为缅共人民军第6旅政委。该旅驻防在邦桑南卡河以南地区，活动范围接近缅泰边境一带，理所当然地被委以重任，负责护送鸦片和黄砒至缅泰边境和泰国北部进行交易。车炬担任毒品“押运大臣”后，成了缅共的实权人物，一些缅共军政要员纷纷拉拢巴结他。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东的弟弟陈奂生是另一个代表人物，权倾一时的他，利用公家加工厂加工销售私人收购的鸦片，大发横财。1986年4月，由车炬负责，缅共在南漠建立了第一座海洛因加工厂，技术人员和装备都来自泰国。由此开始，缅共“解放区”和缅北的海洛因加工厂一天比一天多起来，缅北地区的毒品生产进入了把鸦片直接加工成海洛因的新时期，毒品产销的利润更大了，“8·19机构”成为缅共内部最吃香的机构。

车炬在担负“特货”运销重任当中，再次体现出了他的精明能干，多次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1989年4月17日后，佤联军取缅共人民军而代之，车炬升任由人民军改编而来的佤联军420师师长，兼任本师财政部长，该师仍然驻扎于泰缅边境地区。据说，当时车炬有拥兵自重倾向，佤邦中央于是决定尽快除之为妙，以开会名义将其骗至邦康逮捕后关押于由中央警卫团看守的一个土洞牢房中，直至衰竭而死，下场悲惨。

1989年缅共活动退出历史舞台，世界最大的毒枭坤沙也随后于1996年1月向缅甸政府投降，缅共和坤沙集团都各自分化出一些余部，他们都继续大肆“以毒养军”，缅北地区涌现出数以百计新的毒品集团和新一代毒枭，有的

军事

实力超过了曾经盛极一时的坤沙，比如佤联军及其首领，不但继承了缅共“8·19”和坤沙的毒品产销衣钵，而且过之而无不及。

佤联军控制的佤邦地区迅速成为当地最大的海洛因产销地。资料显示，1996—1999年佤邦的罂粟种植面积约为110万亩，可产鸦片1000多吨，约占“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60%。这些鸦片几乎都用来加工海洛因，10斤鸦片可以提炼出一斤海洛因，因此海洛因的年产量约为100吨。

1989年4月17日，佤联军发动兵变夺取缅共中央的领导权时，除了得到广大的地盘和大多数部队官兵和机关干部外，便是一片空白。如此庞大的烂摊子要在这样的紧要关头维持下去，各种压力一下子集中起来摆在了联军头目的面前，经费问题是其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他们经过短促商议后，立即于5月31日作出决定，成立“5·31公司”，负责毒品产销，紧急筹措经费。这个“5·31公司”其实就是当初缅共“8·19机构”的延续。佤邦头领按官衔大小在这一公司都占有相应的股份，公司利润由“国家”和这些官员共同分成。有资料说，1994年时，佤联军控制区内海洛因加工厂最多时达到48座，较为分散，规模也较小。1998年发现的固定而规模较大的有4座，流动规模较小的有16座，1999年发现的海洛因加工厂共25座，比1998年增加了5座，海洛因的产量也随加工厂的增加而增长，产销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都已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坤沙集团。佤邦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毒品产销的组织者或幕后操纵者，有的是直接经营者，比如南部军区司令魏学刚就是美国和泰国曾悬赏200万美元捉拿的毒枭，而政委鲍有谊就是中国破获的特大海洛因案件的幕后经营者。他们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核心部门“5·31公司”把大量属于“国家财产”的鸦片从各地集中或分头送进设在各地的加工厂里加工成海洛因，又统一从秘密倾销到世界各地。

经营“特货”可以牟取巨额利润，并从烟农身上收取数量可观的交易税和人头税。在邦康的时候，佤邦对外关系部的起岩纳部长告诉我，他们每年只从每个老百姓那里收取5斤粮食的“农业税”，特别困难的地区还实行免税。但是，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和考察，得出了实际的答案：烟农除了每人每年缴纳5元“人头税”外，把鸦片上缴给“国家”时还要缴纳10%的“交易税”，如果你胆敢私下交易，那就是犯法，轻则罚款坐牢，重则要掉人头。佤邦政府每年能够从罂粟上面得益多少，没有人细致地计算过，我们可以在这里以20世纪90年代后几年的行情为例大致估算一下：

1公斤海洛因，当地出产价是2万元人民币，随着销售过程中风险的增加，其价格也随之呈几何倍数增长，进入中国云南边境一线后涨到10万元人民币，到了昆明就涨到40万元人民币，出境到了香港涨到50万元港币，转手到了欧洲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就可卖到12万美元，在美洲的美国纽约等地则可卖到50万美元。这是纯海洛因的价格，据有关资料显示，越到后面的环节，海洛因的纯度越低，因为中间商在不断地往里面参入别的东西以牟取更大利润。在纽约零售时，每公斤海洛因最后卖到了上千万美元。

我们就以卖到缅甸境外的第二个环节为例，每公斤海洛因卖价为10万元人民币。按照10比1的比率，每10公斤鸦片可提炼1公斤海洛因。那个阶段，仅佤邦境内种植的罂粟就达110万亩左右，平均下来，就算每年收割的鸦片是1000吨，提炼成海洛因就是100吨，销售额为100亿元人民币。除去收购价(按每公斤鸦片1200元计算)12亿元人民币，还剩88亿元人民币。再加上1000吨鸦片10%的“交易税”12亿元人民币。两项总计是892亿元人民币。这就是佤邦政府“5·31公司”每年从“特货”上得到的大概收入(后面各个销售层级上更加惊人的差价利润在此不再计算)。这些巨额资产，政府拿掉一部分后，别的都由大小头目按级别瓜分而去。虽然得益者的具体份额是多少难以掌握，但是从我们亲眼目睹的现象上看，佤邦的贫富差距是相当大的，富的富上了天，贫的挣扎在生存线上，而富的只是少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则是绝大多数。

采访中得知，一户普通烟农一年的全部产值顶多也就是几千元，除掉生产成本后就所剩不多了，这些钱如果能够用来解决一年的吃穿用度就很不错了，根本谈不上有所积累，这从他们的居住环境上就看出来了。可见，种罂粟种了一百多年，从中得益的并不是当地的老百姓，而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各个层级上的毒贩，说他们的靓车豪宅是“毒品车”和“毒品房”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尽管近几年来他们在各种压力下抓了许多毒品之外的经济项目，但那都是用多年来的毒品经济的积累作基础的。客观地来看，从那些非毒品的经济项目上得来的收益也并不是佤邦的主要经济来源。

就以勐冒县警察局局长鲍三惹为例，他有几片经济林木，当时还没有收益，但有一个容量为100多条的养牛场和两个合资的矿场有了收益，就按照他本人说的，他每年收入10多万元人民币，用来养家人和家兵还是过得去了的。但这是一个当地的中高层人物，他尚且也只是能够维持。那么，佤邦中等及以下的更多人的收益究竟从哪里来呢？比如，你让他办养殖场或者开矿，他有那个能力吗？

佤邦的毒品与“金三角”其他地区的毒品一起流向世界各地，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祸害。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球的毒品交易额接近20000亿美元，吸毒人数大约是3亿人。其中受毒品危害最严重的是美国，吸毒人数在3000万人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25岁以下的青少年就占了三分之一，每年的吸毒消费超过1000亿美元。其次是泰国，它有100万人经常吸毒，包括大量学生在内，这些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毒品侵蚀着人们的肌体，引起各种并发病症，让吸毒者道德败坏，人格尽失，家破人亡，使暴力案件、盗窃案件、抢劫案件、贪污案件等涉毒犯罪大量增加，已经给各国经济、社会和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无穷的危害。例如，吸毒者在工作中造成的事故要比正常人通常高出36倍，美国因职工吸毒而造成工业生产每年损失达260亿美元，纽约和旧金山等大城市的犯罪案件有70%以上与毒品有关。此外，美国因毒品而生的医疗、缉毒、戒毒等各项开支累计达到2400亿美元。泰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都用来抵消因吸毒引起的各种开销。中国用于这方面的开销每年也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因毒品造成的各种损失还远远大于这个数额。“长此以往，各个国家都将会背上一个大毒债的包袱，无论如何也甩不开，反而会增加日益沉重的社会负担，给国家、家庭和个人带来永远无法挽回的伤害。”

勐冒与中国沧源永和口岸相对的口岸是板瓦乡。快到板瓦的时候，我们看到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堆着一些黑色的矿石。鲍三惹从他的皮卡车上跳下来，我们也跟着下了车，他说，这些是他的锰矿，堆在这里等着中国的老板过来买。他说，这些锰矿可能卖得到几万块钱。据我所知，佤邦开发的矿石，大都是这样挖出来堆在路边上，等着外国老板来看，看中了就拉走，挣一点原材料的钱。

那么大一个佤邦，要靠这种办法发展是很艰难的，也并非长久之计。但是，他们毕竟开始迈出了这第一步，有的人不靠毒品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了，这就是希望，是可喜可勉的。

我看到了他们建在山坡上的板瓦乡政府所在地，多数是瓦房，有的还是比较好的砖房，有点像是中国云南山区的一个村庄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各县城和特区城镇外，它可能是佤邦最好的一个村庄了。听说当年缅共的一个政治局常委现在就赋闲隐居在这个村子里。

公路上，在两国交界的地方，中国的一边是柏油路面，佤邦的一边是土路，我与鲍三惹局长和他的警卫员们就在这里合了影，我的心情开始波动起来，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东西，感觉到这边就连空气都不一样了。跟他们握手道别后，我们的4辆车飞速行驶着，这是中国的路，路面是柏油路面，两边有行道树，周围的山上是青翠的树林，这是中国的树林，跟佤邦那边的树林就是不一样。

当时我在想：两边山水一体，一衣带水，人和自然原本都是一样的，在解放前，这边与那边相接的地方也是种植罂粟的，可是为什么现在这边一棵罂粟都没有了，而那边还是罂粟满山呢？

再往深处走，我看到了我们的老百姓穿着好衣服，精神抖擞；田野里菜花金黄，麦浪翻滚；村庄和城镇房屋气派，景象欣然，走在奔小康的道路上。我又想：都是一样的土地一样的人，为什么这边的老百姓丰衣足食，而那边的老百姓却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这么大的反差，应该归罪于罂粟呢还是别的什么？我不知道。

在沧源县城吃午饭时，董胜以茶代酒举杯相庆：“为我们

成功

穿越佤邦，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干杯！”我跟着大家说：“干杯！”说完，我眼里潮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