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为何“举国一致”

　　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日本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为了动员国民支持战争，日本政府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国内进行排外主义的煽动，造成“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局面。

　　一、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国内“举国一致”的形成

　　1931年日本关东军策划、挑起“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利用报纸、广播等舆论工具，对事件进行歪曲性报道，称“九一八事变”是因为中国政府实行“排日”政策、中国民众侵犯在华日侨的权益、中国军队“暴戾”无理挑衅所致，煽动日本民众的仇华、排外情绪；媒体大量宣传日本士兵如何在冰天雪地里“英勇”地与“侵犯”日本“生命线”的中国军队作战，希望国民做军队的后盾。不明真相的日本民众在收听、收看了这些报道后，无不表示应严惩“暴戾的支那”士兵，维护日本“以10万生命、20亿国币”取得的在中国东北取得的“合法”权力。

　　“九一八事变”点燃了日本青年的“爱国”热情，很多人要求入伍，到中国东北“保卫祖国”。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因为未被批准入伍或者未被派到中国东北而走上极端道路，“两名第8师团的士兵因未被选派到满洲而自杀。大阪一名24岁青年因未被选派出征满洲，从新世界通天阁上跳下自杀” 。

　　在日本媒体的鼓动和政府的煽动下，日本民众通过给出征士兵写慰问信、寄慰问袋、捐赠慰问金等形式，表达对“保卫”日本“生命线”士兵的敬意。据1931年9月26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满洲事变突发后，南陆相、金谷参谋长的房间自不待言，连报社的桌上也堆满了从全国送来的血书、慰问袋，其中不乏中小学学生的慰问金，这些学生把积攒的零用钱寄到部队。截止25日共收到慰问信2万余封，现金2千余元”。1910年成立的日本退伍军人组织“在乡军人会”是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在乡军人会”通过演讲会、报告会等形式，鼓动国民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支持战争。形成了“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狂潮。

　　自古以来以“相夫教子”著称的日本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支持战争。1932年3月，大阪妇女成立了“大阪国防妇人会”，这是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成立的妇女组织，10月改名为“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它号召日本妇女要积极参加支持国策的社会活动，为“圣战”作贡献，到1934年底会员达到123万人。“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成员身穿白色围裙，斜披写有“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字样的授带，成为战争时期的时髦打扮。“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组织妇女慰问出征将士家属、制作慰问袋、写慰问信，照顾伤病回国的士兵、慰问阵亡者遗属，形成了所谓的“铳后支援”。大阪步兵井上清的新婚夫人千代子为鼓励丈夫出征中国东北，用短刀自刎身亡。她在遗书中写道：“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保佑大家平安，为国效力” 。有两名年轻的公共汽车售票员给部队将领写信，表示：“一定要让我们去作战地护士” 。1942年2月，“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合并为“大日本妇人会”，他们将日本国内20岁以上的女子全部组织起来，并在朝鲜、台湾、桦太、南洋群岛等地建立相应的组织。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成立了具有行业性质的“报国”组织，诸如：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海运保国会、大日本青少年报国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声称：“要赤诚报国，努力保证后方国民安定，军需品的供给，克服困难，为国运兴旺作贡献，” 在特殊的战争条件下，各行各业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放弃以往只顾自己赢利，追求个人收益的做法， “重新从国家的角度把握商业原有的配给机能，确立国防国家需要的配给组织” 。

　　在听到日军前线“告捷”的报道后，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出兴奋之情，他们不断为日军 “攻城掠地”欢呼。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到国内，东京股价暴涨，出现了不少“南京成金”(即攻占南京后出现的暴发户)。1937年12月14日，东京40万人举行庆祝日军攻占南京的提灯游行活动，文部省下令全国小学放假一天以示庆祝。日本著名的钟纺株式会社社长津田信吾听到日军攻占南京后表示：“期望军队打到南昌、汉口、成都，直到蒋介石举手投降，我们将提供部队所需要的一切。……按照现在的样子前进，一年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似乎是快了点，悠着点吧” 。有人认为日本攻占南京，“今后随着蒋介石政权没落，日本将在中国实行大跃进，呈现出年末金融安定、国内购买力上升，对战后发展寄予无限希望的社会景象” 。日本舆论一致认为随着日军乘胜前进，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对战后日本的繁荣充满期待，更加疯狂地进行战争煽动。

　　1937年8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要求“增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精神，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战争如何长期，都要靠坚忍持久克服困难，实现所期之目的。希望增强国民的决心，为此，实行彻底的国民实践” ，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加大了国内动员的力度。9月13日，日本内阁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10月，在内阁的组织下，成立了半官半民性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该联盟在全国的道、府、县成立相应的组织，各级行政长官兼任会长，自上而下地开展“尽忠报国”运动。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开展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在政治的高压下，原来对战争和法西斯持批判态度的人们，多在半强制的状态下，被迫“转向”。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矢部贞治在1937年8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政府、报纸、收音机全是蛊惑宣传。朝日新闻社的捐献飞机活动，不由的使人反感” ，此后，日本政府经常对学问、思想甚至宗教进行干涉，凡不支持战争的，都被视为“异端”。1938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该法规定“本法的国家总动员是在战时为达到国防之目的，最有效地发挥全力，统制运用人、物的资源” ，从立法上加大对人力、物力资源的统制，该法令赋予政府统制劳务、物资、资金、物价，介入劳动争议和出版物等广泛的权限。1939年9月起，日本设立了“兴亚奉公日”，规定每个日本成年人每月要无偿为国家劳动一天。

　　1938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发表了著名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公然藐视中国。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为了早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声明。1938年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做出《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的决定，提出“在互惠的基础上，日、满、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三项原则。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重申“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的原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近卫三原则”，在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打击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准备应付长期战争。

　　随着战争长期化的加深，日本国内生活必需品紧缺，黑市交易频繁，国民生活水平在下降。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强对舆论的进一步控制，另一方面，利用媒体宣传“爱国”，要求国民学会过艰苦生活。有人宣传“白米有害健康，搞坏了日本人的牙齿和胃口，应该吃粗米，吃粗米还可以解决日本的粮食问题” ，还有人说吃粗米能治疗脊椎疾病；有人主张要改变日本传统和服的长袖子和厚厚的带子，穿戴便于行动的服装，衣服做成短袖，袖长在一尺以内，节约布匹以供军需；有人主张为了节省布料，要取消衣服上的宽带子；夏天不允许坐布垫，冬天除特别寒冷的地方，一般不允许把两块布垫摞起来坐；日常服装的面料要结实、耐磨，不要用丝绸或绣花的布料，“衣服的膝盖和腰带最容易坏，衣服要上下分开穿，穿两件裤子、一件上衣，这是时代的需要。女式服装应尽量用扎腿式劳动服，逐步改男式和服裤裙为筒裤” 。因为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劳动力极其缺乏，大量妇女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扎腿式劳动服是战争期间最流行的日本妇女服饰。服装的变化，反映着战争对日本国民生活的影响。

　　为了造成“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局面，日本政府在国内推行建立“一国一党”新体制，统一国内思想。1940年10月12日，成立了大政翼赞会，首相近卫文�任总裁。在翼赞体制下，日本全体国民被编入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等组织，这些政府的基层行政组织要接受内务省、警察的指导，定期召开常会，传达政府的方针，动员国民购买国债、回收资源、进行勤劳奉仕、防空演习等，对国民的生活实行统制和互相监督。这些基层组织还负责粮食、食品、衣料、燃料等生活用品票证的发放，如果国民不参加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等官办组织，就等于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

　　二、“举国一致”形成的原因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出现了“举国一致”支持战争局面，“举国一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日本统治集团长期对国民灌输“忠君”思想和“皇国”观念，鼓吹民族优秀论，发动对外侵略的合理性，深深地毒害了日本国民。明治维新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发生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得不借助于封建的意识形态实行统治。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以“天皇主权论”为核心内容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近代天皇制。1890年，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敕语》以封建的忠孝为根本理念，把学校、社会、家庭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强调在家作“孝子”，在国作天皇的忠臣，在国家危急的时候，国民应为保卫“皇运”献身。《教育敕语》公布的第二年，井上哲次郎拟制了解释《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宣传天皇如父母，臣民如子孙的家族主义国家观，要求人民对天皇要尽忠尽孝，“忠、孝”一体。

　　日本政府鼓吹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是从天而降的“现人神”，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日本的国体无比优越，“承接天照大神御魂的天皇是世界唯一天成君主” ，要求国民忠于天皇，践行“臣民之道”，“国恩宏大，在天孙开辟之国，一切都是天子之物。生则沐浴天子之水，死则葬于天子之地，食之谷米、穿之衣物皆产于天子之土地” ，甚至要求国民在吃饭、穿衣的时候都要想着天皇，时刻不忘为天皇尽忠。近代日本政府通过神话天皇，鼓吹日本国体优越，宣扬大和民族优秀，使皇国观念成为近代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其次，日本政府掌控的新闻媒体，大量进行歪曲事实、煽动国民排外情绪的宣传，普通日本民众很难得到真实的信息，不了解战争的起因、发展，也不可能了解战争的性质。1938年4月，日本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政府有权对报纸及其他出版物的内容进行限制直至禁止” ，当时日本的新闻报道以是否有利于政府的侵略政策为标准。1937年12月在南京的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国民根本就无从了解屠杀的真相。1940年12月，日本成立了言论统制机关——内阁情报局，1941年1月又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制定了对报纸等传播媒体的限制令，禁止有碍于国家重大决定的言论，甚至对一般性事件的报道也作了种种限制。1943年陆军报道部颁布的《关于俘虏报道检查注意事项》中，明文规定禁止报道：“对俘虏进行体罚或裸体劳动等虐待俘虏的行为”和“用俘虏做苦役的事件” 。

　　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宣传“皇国”国威，刊登各种军国“美谈”。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有3名日本士兵手执掷弹筒冲向中国阵地，成为“人体炸弹”，这件事经报界大加渲染，很快传遍日本全国，日本作曲家甚至将他们的“事迹”谱成歌曲，在社会上广泛传唱。文学家大野苇平的小说《小麦与士兵》，以徐州会战为背景，歌颂“武士道”精神，获得了日本文学界很有影响的芥川奖，这部作品被日本吹捧为世界最高的战争文学。

　　日本报纸、广播等大力向国民宣传，“国内即战场，国民即战士的纯战时观念” ，要求国民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作军队的后盾。报纸还大量刊登各地支持战争的捐款捐物情况，将捐献者的名字刊登在报上，扩大影响力。

　　再次，推行法西斯专制主义，镇压反战言论和反战团体，强行将国民生活纳入法西斯体制之中。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国内物资不足的问题日见突出，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战争需要，日本对布料、主食、酒、火柴、砂糖等生活必需品实行票证供给制度，主食每人每天只有330克。这些生活必需品都要通过部落会、邻组等组织颁发，等于强行将国民纳入“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体系当中。1939年9月实行 “兴亚奉公日”后，又规定在“兴亚奉公日”，国民要参拜神社，全国禁烟禁酒，饭馆、咖啡店停业。这对国民生活影响最大的当属征兵、征用。据统计， “1936年日本陆海军总数为56万4000人，1937年为107万8000人，1938年达128万9000人，1939年为141万9000人 ，政府大量征兵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

　　由于政府规定的票证供给已无法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造成物价上涨，黑市交易的猖獗，战争初期日军胜利而引起的“兴奋”开始为长期战争下的厌战情绪所代替，有人对政府宣传的“维护国体”产生了反感。1940年代初，日本各地都出现了抢购鱼、肉、蔬菜、水果等日常生活用品的风潮，涉及经济生活的“流言蜚语”日见增多，盗窃等经济犯罪行为不断发生，据统计，1944年检察厅受理涉及经济案件的人数达165，945人，比1943年增加17% 。

　　1930年代末日本人中就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反战活动，日本共产党则站在了反战的前列。日本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日本政府侵略罪行，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号召人民进行反战斗争。片山潜、野坂参三等都呼吁日本人民起来反对侵略，建立反法西斯、反军部的统一战线。

　　日本政府对国内的反战运动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进行严格的思想、舆论控制，1943年日本内阁通过了《关于确立战时国民思想的基本方策要纲》，规定：学者、思想家要阐明皇国之道，清除学问、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彻底确立以真正日本精神为基础的各种学说，并且渗透于实际的教育教化之中。1937年11月，日本政府逮捕了介绍欧洲反法西斯运动的中井正。12月逮捕了表示不支持战争的加藤勘十、山川均等400余人。1938年11月，大内兵卫、美浓部亮等教授被捕入狱。在日本政的高压政策下，一些反战人士被迫放弃原来的立场，表示与政府对外政策保持一致，甚至日本共产党员也有放弃原来立场的。如：佐野学、锅山真亲等人公开发表“转向”声明。由于日本政府对内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日本国内的反战团体及其和反战活动受到严厉镇压。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处于地下状态，且生存环境更极为恶劣，不可能形成社会影响力。而国民中的反战组织、反战活动又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目标，难以形成规模，这也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出现“举国一致”现象的重要原因。

　　三、对“举国一致”现象的几点思考

　　首先，战争期间日本国内“举国一致”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国民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支持战争的。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向国民灌输“皇国”观念，“皇国”观念，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日本政府在战争期间掌握着国家机器，控制着国内舆论，国民不可能了解战争的真相。政府用欺骗和高压手段，鼓吹日本对外战争的“合法”性、“正义”性，胁迫国民支持战争，这是造成“举国一致”现象的根本原因。大量的日本国民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妇女、儿童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同样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政府对战争负有最根本的责任。

　　其次，“举国一致”支持了日本政府继续和扩大侵略战争，日本国民应该反思“举国一致”给邻国带来的危害，认识战争性质。我们一直强调日本政府、军国主义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日本国民也是战争受害者，但是，在指出日本国民也是战争受害者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历史事实做更加深入的剖析，阐明“受害”和“害人”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国民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他们对战争的支持，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而日本国民普遍缺少这种“加害”意识。日本国民既是战争受害者又是加害者，避免只谈受害，不谈责任。分析日本国民这种“双重角色”，并不是要追究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或者减轻日本政府的罪责，而是为了更好地厘清事实，避免战争悲剧重演。日本少数右翼分子正是利用原子弹、大轰炸的灾难，来强化国民的“悲情”意识，片面强调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为侵略战争翻案。

　　再次，通过分析“举国一致”现象，可以看出实行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重要。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控制着政权，他们对民众实行专制高压统治，在日本国内，不仅共产主义思想属于非法，就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言论也被禁止。媒体、评论家不可能批评政府的政策，国民也无从了解事实真相。另外，日本“举国一致”与日本人的团队意识、从众心理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人的观念中，一个人必然或者说必须属于一个团体，否则难以在社会上立足。日本政府通过部落会、邻组等基层组织控制民众的生活必需品，并组织慰问出征士兵家属、慰问伤员等活动，造成战死“光荣”的现象。在这种大的氛围下，习惯于隶属于某个组织的战死者家属不可能表现出对战争的不满，反而以“忠君”、“报国”为感到自豪。日本的反战力量本来就弱，加之政府的高压政策，反战人士纷纷“转向”，日本共产党则在困难的情势下，坚持“反战”立场。

　　团队意识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有很深的影响，日本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组织、参加一个团体，就连家庭主妇都要参加“妇人会”、“妈妈会”，游离于组织之外，很难在日本社会立足。现在我们要特别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日本人的从众心理和团队意识，通过否定侵略战争，歪曲历史，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名，煽动民众的排外情绪。

　　总之，战争期间日本国内“举国一致”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与日本近代以来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日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战争期间的舆论控制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