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的野望

　　喜爱讲谈社中国史的读者，对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的作者杉山正明一定不陌生，在他笔下展现了一幅草原民族崛起的历史。杉山正明，1952年生于静冈县。1974年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1979年取得京都大学东洋史学博士资格后，历任京都女子大学专任讲师、副教授。1992年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副教授，自1995年担任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迄今。

　　日本京都学派是非常有特色的中国研究流派，虽然国内有很多学者从事日本汉学史的研究，一般会很推崇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和“唐宋变革论”，认为这对于研究东亚近代史有着重要的贡献。当然，国内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一般还是会认为明代才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不管日本也好，还是中国大陆的研究，其研究的目的都是试图突破欧洲现代文明中心的视野。作为京东学派的继承者，杉山正明也继承了批判欧洲中心论为己任，着重批评了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化理论：

　　沃勒斯坦也许会对此种主张感到困扰。在他的视野里头没有蒙古。就算是要从现在开始学习，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的史料经典就多达二十多国语言，并且重要的是东西方专门研究者的工作，都想要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再者一旦蒙古时代已经有了全球性的“世界体系”，西欧优位的前提与目标就会瓦解。（《忽必烈》，5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的开创者，当代最具原创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其核心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周期循环和长期趋势的研究。杉山正明将其作为欧洲中心论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认为沃勒斯坦缺乏关于中亚草原民族文明的了解，更从历史史料的困难性上否定了沃勒斯坦对此理解的可能性。不过，最知名的批评在于，认为如果沃勒斯坦了解到蒙古帝国的历史，就会完全修正其原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

　　这种由西欧进行的“世界化”及“全球化”，虽然是个事实，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创造出一些副产品。其中之一就是以西欧本位主义述说人类历史。也就是说，世界史变成由西欧进行整合之过程，西欧史与世界史几乎被以同等地位叙述。（《世界史》，249）

　　可以说，杉山正明对于沃勒斯坦的批判，其目的并不在于批评其现代世界体系，而是剑指世界体系背后的欧洲中心论。他认为，所谓的“世界史”或者“全球史”，本质上就成为了西欧对于世界历史的整合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就是西方文明征服世界的历史进程。对此，秉持京都学派传统的杉山正明就不能不站出来加以驳斥。

　　但是，这是否说明杉山正明延续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假说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他看来“欧洲中心论”固然可怕，但是“华夏中心论”也是需要批判的。

　　至今为止，对于这一部分的理解较为浅薄之原因，就在于无论如何都仅将中华王朝视为文明，相反，若说到匈奴，立即就会坦然自若地将其归类为蛮族。不只这些，汉文史料的华夷思想真的相当可怕。甚至连细微的文字表现，都有差别观念。但相当可悲的是，使用汉文文献的人都受到每个汉文字所包含的华夷思想之束缚，而且无法轻易地摆脱。（《世界史》，118）

　　对于华夏中心论的批评，建立在杉山正明对于汉文文献的批判基础上，他在看来汉文文献中充斥着华夷思想，认为中华王朝才是文明，而草原文明则是野蛮民族。这种观念，不仅塑造了华夏文明中心论，更产生了对于周边民族的贬低。因此，杉山正明对于汉文文献进行了严苛的批判。

　　大凡文献史料，尤其是由“中华”文明不断制造出来的汉文记载，充满着惊人的表现力。不怕被误解地来说古希腊、罗马文字圈所创造的虚构与之相比则要稳静得多，其虚构程度也相当小。在自称为其后继者的欧洲和欧洲人所创造的“新大陆”，文字表现在创作力和想象力以及伦理的构筑力方面是非常出色的，但是与能够轻而易举地变丑陋为美丽的汉文文献的大手笔和周密性相比，还是“更逊一筹”。具有古老传统的屈指可数的波斯语文献，尽管也因惊人的虚构和高超的润饰技巧而充满夸张张和编造，但是仍不及“中华”的文献。日本语的记载，更是过于率直以至于让人怀疑这个列岛上是否根本不曾有过什么“文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卷》，140）

　　这种严厉的批判，让为写这卷推荐序的姚大力都看不过去，对此反唇相讥道：

　　看来，汉语文献包含的天然偏见所引起的，已不仅是本书作者理应有的警惕，而且变成了一种反感甚至厌恶。所以他才会说，汉文记载所创造的“虚构”远甚于古希腊、罗马文字圈，因而“能够轻而易举地变丑陋为美丽”(页140)。在这样的表述里，一点也看不出日文所特有的那种委婉、客套的语气。（《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卷》，推荐序：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XIII）

　　杉山正明对于“欧洲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的双重批判，其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有着极大的野心作为支撑。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中，杉山正明是这样评价中亚崛起的草原文明：

　　白登山(围困)所代表的意义不仅是单纯地停留在匈奴与汉朝这两个帝国，而在世界史中也具划时代象征意义。所谓的“游牧民时代”正式揭幕。这个也是“中央欧亚时代”的开始。直到由近代西欧国家建立的“枪炮时代”及“海洋时代”共同开始前，“中央欧亚时代”持续大约2000年之久。（《世界史》，83）

　　也就是说，杉山正明将我们耳熟能详的“白登之围”，视作草原帝国兴起的标志，在此之后草原帝国控制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整个历史进程。对此，中国古代史研究学者对此未免会感到荒唐，但是杉山正明立论的基础恰恰就在于此。而且，他通过对于蒙古帝国的兴起，将此论点发挥到极致。

　　归根究底，“蒙古”是人们组织的大型漩涡。若是置身于其中，至少可以保全人身性命。若换成现代用语的话，就是借由加入蒙古，可以得到最低限度安全的保障。关于这一点或许在某一方面就与近几年来借由美国这个“单独武力”形成的“国际和平”相似。（《世界史》，209）

　　也就是说，“蒙古”在杉山正明眼中，并非是单纯的草原民族的崛起，更像是一个蒙古运动，通过强大的武力支持的多元帝国的兴起。在这种崛起过程中，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所率领的游牧民们，走上了对外征伐的旅程。他们的旅程，跨越世代一直持续了数十年。这个原本只不过是各色人等聚集的政治军事集团，透过这样的对外征伐与扩张，彼此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一体感，开始出现一种共同自我认知为“蒙古”的观念。（《忽必烈》，4）

　　因此，蒙古并非是人们想象的草原民族，而是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现代国家，杉山正明高度评价了蒙古帝国的现代性特征。

　　蒙古在这样的原则里头本来就是自由的。他们没有应该标榜的理想与原则。相反的是直视现实重视经济与商业。特别是忽必烈政权是将之推向前面，主动地培养以追求利益为本的商业、企业集团。其国家经营的中心机关则是尚书省。（《忽必烈》，208）

　　对于这种现代性国家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将其中的“蒙古”替换成“美国”也似乎依然可以成立，当然，前提是美国必须拥有尚书省。如果跳开对于他对于蒙古帝国的赞美外，他也提出了自己对于现代性文明特征的具体描述。

　　所谓的国家，是一方面推进、统御通商及经济行为，借此来以“国民”利益的广泛获得为国家第一目的。社会与国民借此滋润、繁荣。我们都以为这些事是不证自明的。甚至每一个人对于利润获得的努力与苦心，以及伴随而来依劳动对价要求的支付，还有肯定这些商务与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思考方法，我们认为这些是“近代社会”不可缺的要件。在此姑且不论是否人们会意识到这些。（《忽必烈》，270）

　　可以说，杉山正明并没有放弃京都学派对于东亚近世理论的研究，而是将其拓展到草原民族的研究上，径直将其原有对于中国宋代近世研究，转移成为对于蒙古帝国的高度评价，其中最为核心的关切，就是东亚近世社会的兴起。不过，这种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近世假说，也一定会遇到相同的理论困境，即为何没有真正发展形成与欧美现代文明对峙的东亚现代文明。对此，杉山正明也陷入到了相同的困窘之中。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太过早熟了。其构想目标非常卓越。忽必烈与其策士以壮大的计划、绝妙的统制力、强固的意志陆续地将之实现。这些构想几乎是远远地超越时代的，其大多是若非其后的西欧就无法实现的。《忽必烈》，257）

　　杉山正明只能说，蒙古帝国作为现代文明，是太过超前了，虽然拥有强大的疆域，绝妙的统治，但是缺乏现代性的商业和生产，也缺乏现代性政治出现的相关条件。尽管同一时期的欧洲赶不上蒙古帝国，但是随后欧洲的现代化就超越了蒙古帝国所能够达到现代性社会的一切条件。所以，杉山正明尝试用草原帝国的兴起，来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尝试，最终也无法抗拒现实历史的冲击。

　　结语

　　从杉山正明的研究中，我们既能看到日本京都学派尝试东亚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努力，也能看到日本学者试图摆脱传统中国华夏中心论的努力。通过尝试重新理解草原文明以及帝国的兴起，杉山正明企图挑战人们头脑中原有的欧洲现代历史的叙述，企图讲述由草原民族形成的现代性道路。这条道路当然也与华夏中心叙述模式迥异，而且极力想要摆脱汉文文献所形成的华夷语境，构成以草原民族为中心的世界历史。

　　为此，杉山正明既要批判沃勒斯坦等西方学者的全球体系理论的建构，又要对汉文文献进行去中心化的批判，还要努力学习中亚二十多种语言及其文献资料，这就导致了杉山正明叙述中，以草原民族作为叙事中心的理论预设，并以蒙古帝国现代社会理论为结论进行的一系列材料组织和理论构建。可以说，杉山正明的研究作为提出，在欧洲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之外，存在草原帝国现代化模式也许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了解草原文明和蒙古帝国的历史著作，则不免显得粗糙和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