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中三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之比较

　　笔者曾经有机会参加了由日本方面主办的日韩中世界古代史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与日本、韩国的同行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也是第一次对这两个近邻国家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状况有所了解。因为都是东亚国家，三国学者对古代欧亚大陆其他各地古代历史的研究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挑战，但因国情、历史传统不同，研究重点和特点也有所不同。尽管匆匆一瞥、浮光掠影，但由此及彼，还是有所感想。

　　三国研究的相似或共同之处

　　首先，三国都有向欧美学界积极靠拢的趋势以及追踪或赶超世界先进研究水平的意向。世界古代史研究，尤其是古典学研究、古代东方学研究以西方为师，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欧美学界引领古典学研究风气之先，文艺复兴可谓肇始。从格罗特《希腊史》和蒙森《罗马史》出版，施里曼发现特洛伊遗址以及埃及的象形文字、西亚的楔形文字、迈锡尼的线形文字B释读以来，西方的古典学和古代东方学研究就一直遥遥领先于同侪。东亚学者学习、借鉴、参考、吸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在起步阶段是完全必要的，就是现在，各国也仍在向欧美看齐。近代以来，三国的西洋史、东方史、考古学第一代奠基者中，相当一部分都有在西方留学的背景。西方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希腊罗马奴隶制、希腊城邦政治制度，尤其是雅典民主制问题，也引起了三国学者长期的兴趣。西方学者擅长的古文字释读、考古发掘技术，正逐渐被三国学者所学习和采纳。中国近年来也有个别学者应邀参与国际合作项目，说明他们的研究水平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其次，三国学者都将世界古代史研究与本国的历史需求相结合。从大的方面看，由于近代以来不论主动还是被动，三国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强烈影响，因此当大学制度设立时，西洋史、世界史自然就成了历史系的必修课程。然而，在具体的研究重点和兴趣上，三国都注意与本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要清除旧天皇体制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因而学者们对欧洲民主制的源头——古希腊史，特别是古典时期雅典的历史尤为重视。反之，罗马史则一度受到冷落，除了罗马法的研究外，其他方面似乎乏善可陈。韩国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走上独立建国之路，希望学习西方文明，借鉴其历史经验，开启政治民主化进程，希腊的民主制问题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后来韩国学者对罗马史研究的重视，原因似乎也与时局有关。韩国罗马史专家许胜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研究罗马的格拉古兄弟改革。起因就是1961年“5·16”朴正熙军事政变之后所引发的大米危机。联想到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的几次大转向，也都与现实变化相联系，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或奴隶社会、希腊城邦制、雅典民主政治、希腊化、古代文明或文化的关系研究等。

　　再次，三国都具有潜在的发展后劲，新生代正在崛起。这方面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其本身的历史优势，20世纪初，日本就形成了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为首的西洋史人才培养和研究重镇。这两个大学培养出一代代的古代史学者，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研究学派。韩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虽然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发展迅速。高丽大学很快成为培养罗马史研究人才的重镇。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第一、二代学者逐渐去世或退休，新生代开始崭露头角。不少日韩青年学子选择到欧美，尤其是古典学的重镇剑桥、牛津去攻读博士学位。这些人成为最有希望使本学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顶尖人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专门人才的系统培养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林志纯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主持高等学校世界古代史教师培训班，培养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世界古代史学者。80年代以后，林先生在东北师大创办古典文明班，为中国古史学界又培养了一代新生力量。现在活跃于国内外古代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多与东北师大有学缘关系。人才辈出，后来居上，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确实大有希望。

　　日韩两国研究的特点

　　其一，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有各具特色的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有公认的学科带头人薪火相继。如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分别是日本希腊史和罗马史的中心，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和学派，从而使悠久的学术传统得以延续。以村川坚固为首的东京大学希腊史学派已经历了四代传人，执掌西洋史教授职位达一个世纪之久。京都大学还是古代东方研究的中心。该校的中原与茂九郎教授是日本苏美尔研究的开拓者，他于1973年创立了日本苏美尔学研究会，1979年创办了《苏美尔学杂志》（Acta Sumerologica）。他的学生在战后日本影响很大，对该地区的许多课题进行了研究，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该校的另一位教授浜田耕作，先留学英国，1916年归国后成为京都大学的埃及学教授，奠定了日本埃及学的基础。该校的冈岛诚太郎教授出版了日本的第一本《埃及通史》，将西方的埃及学研究成果引入日本。韩国的罗马史研究也素有传统。长期执教于高丽大学的池东植和首尔大学的许胜一，分别是韩国罗马史研究开拓者和著名学者。池东植1993年创立“韩国西洋古代史振兴会”，培养了一批古代史学者和接班人。

　　除了前面提到的杂志外，日本学者还创办了不少其他方面的专门性杂志。如《西洋古典学研究》（1953）、《西洋史研究》（1948）、《西亚研究杂志》（1980）以及东京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古代》杂志。

　　中国也有一些很有特色的研究中心，如东北师大的古典文明研究所、南开大学的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也有一份在国外有一定影响的《古代文明》（中英文版）杂志（东北师大古典文明所主办）。 

　　其二，研究内容广泛，选题多样，尤注重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和实地考古发掘。如雅典的公共纪念性雕塑、高卢地区的两座小城市、奥维德的流放诗、罗马意大利的肉食消费、Serino引水桥和坎帕尼亚地区的城市、罗马埃及的人口登记等。其中有的也属于个案研究，如通过对高卢两个城市的研究以说明罗马人对高卢地区的统治情况、对Serino引水桥和坎帕尼亚地区城市的研究以反映君士坦丁统治时期意大利城市的状况、对Tusculum这个享有自治特权地位的小城的研究揭示罗马共和国时期与意大利人的关系。此外，关于高卢城市、埃及的人口登记、肉食的消费和高架引水桥的研究都利用了最新的考古成果。从“20世纪日本学者古代地中海世界研究成果目录”（《古代》Vol. 11／12；2001—2002）来看，他们的研究涉及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历史的方方面面。全书搜集著作论文约有500（部）篇以上，蔚为大观。其中不乏大量的个案研究和实地发掘报告。日本学者能够独立主持国外的考古发掘，令人刮目相看。1966年，早稻田大学的川村喜一和吉村作治首次在尼罗河谷进行考古调查。1971—1972年冬天，川村喜一带领日本学者在卢索尔附近的Malkata南进行海外首次发掘。此后早稻田大学的学者还在底比斯大墓地、Malkata宫殿以及国王谷等多处遗址从事发掘。日本的一支考古队在中埃及Akoris地区的发掘从1981年断断续续一直进行到2001年。这些发掘当然与日本强大的财力支持有关，但不容忽视的是，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能力走向世界进行最前沿的研究。

　　其三，注重国际合作，研究水平得到国际承认。这一点日本学界表现尤为突出。举两个国际会议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是2004年在东京大学召开的“古代地中海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组织者是日本学者，但参加者却来自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等多个欧美国家。这次会议是继1986年之后的又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日本方面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在日本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研究领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会议发言者中，日本学者占三分之一强。另一个是2005年日本学者组织在英国伦敦召开的“首次欧日古代地中海世界学术研讨会:古风时代希腊之研究”。会议的参加者都是该项目成员，分别来自英国、瑞典、荷兰和日本的多所大学。从这两个会议的论文集来看，日本学者在整体上已经有能力和资格与欧美学者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学术对话。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国内多数学者似乎难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