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锦还乡：日本人追求的最美好的人生价值

六十五年后的回国

1966年3月的一天，一艘开往日本的大阪商船就要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了。候船大厅里，一批日本移民正在千叮咛万嘱咐，送别三名回国探亲的同胞。那位泣不成声、与大家一一握手惜别的H老人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他是在二十岁那年的春天，怀着豪情壮志，漂洋过海来到秘鲁的。屈指算来，他已经六十五年没有回过日本了。

他在二十二岁那年逃离了开垦的农田，猫在一个露天市场连吃带住地干了几年，攒下了一点路费。二十七岁时来到了巴西的圣保罗，先是在咖啡园里干活，三十六岁终于在村子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到了四十三岁，与一位日本移民的后代成了婚。就是在

二战

的艰难岁月里，他们夫妇拉扯大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来，他来到阿根廷，开始经营一家商店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六岁了。日本的中部地区——译者注)的一个小渔村，当年自己怀着不

成功

便成仁的宏大誓愿远赴海外，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个世纪。如今，终于可以踏上梦寐以求的祖国的土地了。

“听说村里已经通了汽车，邮递员也都穿着西装投递邮件。说起来也是的，不过，到底是真是假还叫我有点难以相信呢！”

总之，H老人所说的“战后”，与一般的概念不同，他老人家指的是中日甲午

战争

。

粗茶淡饭

衣锦还乡！这是日本人所追求的最美好、最崇高的人生价值。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可以忍辱负重地活着，甚至可以忘却人间的各种快乐。有时为了谋划计策而弄得心身疲惫，有时为了求得完满不惜丢弃自己的人格。要是取得了成功，就会找个日子，俯视着周围的人群，含泪讲述自己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这就是被日本人视之为比生命更重要的、代代相传的美德。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

欧洲的少男少女们听到英雄罗宾汉的冒险故事和佐罗的英勇行为时，就会激动得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他们从小就深受这些为了正义和自由而奋起反抗的英雄们的熏陶，深知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团结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日本人从小就把出身贫穷、向往天下权力的太�秀吉的事迹，作为自己人生的理想而加以教化。在太�秀吉的故事里，他时而穿着草鞋，卑躬屈膝；时而大发雷霆，把寺院里的佛像统统打碎……是鼓吹霸权主义的范本。

在国外，日本移民与中国移民的情况也截然不同。中国移民修建了“唐人街”，提出“同胞共荣”的口号，互帮互助。而日本移民却经常断绝与同胞的来往，喜欢孤军奋斗。结果是，作为一些成功者出现的代价，无数惨败者的尸骨被埋葬在异国他乡。从这一点上看，日本移民的

历史

，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日本两千年历史的缩影。

像H老人这样能够在如此高龄回国探亲是很难得的，六十岁之前能够踏上故乡土地的人也是十分罕见的。如果在三十五岁以后能够拥有自己的商店的话，还要进一步筹集资金，支助自己家的亲属……这些事情都告一段落之后，开始考虑回乡探亲的计划，差不多已经是四十五岁以后了。可见，日本移民的艰苦生活是必须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

“其实，我们日本移民也并不像外国人所宣传的那么节俭，那是因为贫困生活养成的习惯。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上街也只能穿着干活时的衣服。一年之中，也只有在盂兰节①和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肉。”

虽然移民同胞们这样解释，但是，英国商人惠特曼先生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认为：

“巴西也好，阿根廷也好，都有富人与穷人，对吧？可是，在他们那里，只要能挣到一百万日元的男人，就要穿上五十万日元的衣服；能够挣到一万日元的人，也要系五千日元的领带啊！穷人也有穷人的休假，哪怕就是在郊区的田野上玩玩也是很开心的。可是，你们日本人是怎么回事？白天也干，夜里也干，星期天、圣诞节也加班，就知道干啊，干！挣钱啊，挣钱！不论是赚了一百万的人，还是挣一千万的人，都一样只吃黄豆，穿二百日元的衣服，把钱全都存起来。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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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盂兰节：日本阴历7月15日中元节，佛教举行的盂兰盆会。

裕仁天皇的吸血鬼

也许，在那些打扮得光鲜照人的拉丁族人中间，趿拉着破鞋、套着半截短褂的日本人确实让人感到格外的不顺眼。并且，当地人的商店每天只开八个小时，可是，日本移民经营的商店，无论是半夜还是午间休息，都高高兴兴地开着，当然会使人感到很奇怪。

“最近经济不景气，都怪日本人把钱给存起来了。”

“工人的工资那么低，都怪日本人不管工资再低都拼命干活。”

“只要有日本人在这里开店，周围的店铺就该倒闭了。”

“只要有日本人参加，老板们就能掌握工会所有活动的动向。”

“现在，日本人就像老鼠一样到处都是，我们国家很快就会被他们吃光了。”

类似这样蛊惑宣传加上感情上的隔阂，很容易把当地的工人们煽动起来，从大正年间到昭和年间，反日排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应该说，日本人给外国人留下的这种印象，在最近的十五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新的评价又应运而生：日本人就像经济动物一样，生活方式就是只顾自己。

在南美洲，过了中午十二点，即使你对在街上散步的当地人解释说：“日本商店中午不休息。”但是，他们也会感到别扭，明明是要买些礼品的，却还是特意找间咖啡馆坐着，非要等到下午一点钟商店正式开门的时间，才肯进商店买东西。看来，日本人“不留间隙”的服务理念与外国人劳动契约制度的习惯，在明治年间发生冲突的最初阶段，人们简直就像听说两颗行星在天空相撞一样感到惊奇不已。

岛国日本的“牢头”们与来自广阔世界的“世界主义者”相接触的时候，早晚都是要发生排斥和冲突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性”给日本的海外移民们带来了沉重的压迫，可是，那些面露嘲笑神色、居住在日本国内的日本人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或许永远都是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井底之蛙”。

于是，阳春3月，成功了的日本移民们就要衣锦还乡了。他们的名字、金城旅行社包租的船只和飞机，都被送行的人们的掌声所包围。临行前，他们把万千思绪和用毕生的血汗挣来的万贯财富深深地藏在了自己的怀抱里。

当地的批评家们立刻作出了反应，说道：

“这下子我们终于看透日本人了。不管是哪国人，只要当了移民，成为新的国家的国民，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日本人却不一样，他们付出了比别人多五倍的劳动，但赚回了比别人多十倍的钱，并且，他们把这些钱全都拿回日本了。这样就必然会造成灾难，他们是被裕仁天皇操纵着的吸血鬼。”

无论他们怎么说，我还是要说句公道话，日本移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其中有一部分并不是用于他们自己的。

虽然说是在地球的对面，但是，日本与巴西之间轮船二等舱的票价是十七万日元，即使是乘坐飞机，票价也不会超过轮船的一倍。那么，既然回国这么简单，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折呢？事实上，对有些日本移民来说，即便你白送给往返的船票，让他返回向往已久的祖国，他恐怕还会苦恼得想自杀呢！

今浦岛的虚实

4月中旬，H先生等三人乘坐的轮船平安抵达了横滨港。第二天，他们与前来迎接的人们一起参拜了皇宫。三位老人坐在落英如雪的樱花树下，回忆起这么多年的艰苦历程，真是泪如泉涌啊！第三天，他们各自登上了返回故乡的火车。

回到家乡后，H先生在亲戚、朋友、地方报社记者们的簇拥下，来到家乡的县政府。首先向县知事、县议长、地区议员等赠送了南美洲的土特产——每人一张鳄鱼皮。之后，他又来到会议室，将本县的海外移民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当晚，应邀参加了特意为他举行的、令参加者大吃一惊的豪华宴会，回到家乡的第一天，一直热闹到深夜方才结束。

次日，地方报纸以《功成名就——今浦岛》为题，以三个段落的篇幅刊登了老人的生平事迹，很快他就美名远扬。哪怕是站在曾经养育过他的明治村庄的车站月台上，到处都能看到一张张崇拜之至和恋恋不舍的面孔。当天夜里，老人举行了答谢宴会，参加的有村子里的实力人士、自家的亲属、朋友、邻居等二百余人。宴会非常排场，光是一条大的加级鱼就价值数千日元，盒装食品也是几千日元一盒的。宴会通宵达旦，人们欢声笑语，一遍遍地为老人祝福。

第二天早晨，参观村小学，登上观礼台；然后，参加忆苦座谈会；最后，向村小学捐款一百万日元，作为学校各个教室添置电视机的资金，接受校长递交的感谢信。

实际上，关于H先生今天参观村小学这件事，对于他来说的确是倾注了过多的感慨。事情是这样的：早在十年前，也就是他七十五岁的那年，H先生就曾经有过回乡探亲的计划。可是，他接到了弟弟的来信，得知同村有位也是移民秘鲁的M先生前些日子回乡探亲了，给村小学捐赠了五十万日元。听到这个消息后，H先生含泪放弃了回国的年头。因为，在他的原计划里，本打算只给小学捐赠十万日元。H先生痛恨M先生！但是，从此，并不服老的H先生拿出了年轻人的勇气，开始更加发奋地挣钱。H先生拿出了“杀手锏”，同时给村民文化活动中心、村里的神社(日本供奉神灵的庙宇)和村公所作了捐赠。并且，还在村里冷清、昏暗的道路两旁安装了明亮的日光灯。这样一来，村里人就都在谈论他和十年前回乡的M先生，舆论一边倒地盛赞他的义举。H先生终于赢了！这场村上“成功人士”争夺战，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日本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川中岛决战。

H先生在自己出生的村庄上住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给寄居的弟弟家盖了新房，安装了新的栅栏。最后还包租了一辆观光巴士，带上酒菜，领着相关人员游览县界境内的风景名胜，以此作为答谢告别宴会。

临行前，众多得到他恩惠的人们一直把他欢送到车站，依依惜别，祝愿他健康长寿。村长也手持感谢信跑了过来，中学生们也满怀敬仰之情，请他签名留念。

飞机从羽田机场起飞了。座位上，H先生带着完成了人生使命的踏实感和虚脱感，茫然地眺望着窗外。在晚霞的夕照里，他久久地凝视着这片今后永远也不可能再见到的祖国的土地……

究竟是为什么回日本的？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又是为了什么？尽管今天在阿根廷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并不了解日本，尽管还有再次迎接贫穷生活挑战的心理准备……

这就是一部日本人所敬仰的成功者的传记。

回不了祖国的人

那么，难以实现回国愿望的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姑且不论。另外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有些宽裕，但没有能力像前面那些回国探亲的同胞那样随意铺张。这些人由于顾及面子什么的，也就断绝了回国的念头。这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件心情郁闷的事情。

为了排遣思乡的苦闷，他们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利用当地的材料加工醋鱼饭团，做糯米团子，玩赏日本式的庭院，用废旧汽油桶改做日本式的澡盆等等。而对于老人们来说，最大乐趣恐怕就是去圣保罗旅游了。

“还是得活下去啊，有时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村子里。”

在他们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能够体味到他们对不能回国探亲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这些老人缓慢地蠕动着他们那饱经风霜的颧骨，啜吸着一百克鲁赛罗①一碗的葱丝清汤面，有时也喝一些加了粘糕的、特别甜的小豆汤……这些情形，已经成为圣保罗日本移民街上的一道风景了。

然而，在几十万横渡太平洋的日本移民中，我们谈论衣锦还乡的人，或者是日常生活还算宽裕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反映了日本移民生活的一半。

在南美洲，有些日本移民或因为顾及名誉含羞而死，或为了躲避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同胞而忍受孤独……如此这般断送自己毫无价值的生命者，又何止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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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鲁赛罗：巴西的货币单位。

秘鲁的松川事件

A先生今年已经七十岁了，他仪表堂堂，还能干些轻活，很难想象他是位七十高龄的老人。从十年前开始，他就在利马一个西班牙富豪家的别墅里当清洁工，并且在他家仓库旁边找了间一坪(大约为3.3平方米——译者注)大小的房间住了下来。

我的朋友矢野虎次郎先生由于生意上的事情，到这位富豪家拜访。他看出了自称是中国人的A先生是日本人。回来后谈起这件事情，觉得与我受人之托从日本带来寻亲的照片上的一个人很相像(有几位日本人托我帮助他们寻找亲属，并且还带来了回日本探亲的路费)。在我答应为他保密的前提下，矢野先生这才同意陪我又去了一次A先生的蜗居。

“只有开拓贸易，才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年轻时候的A先生也曾经有过直薄青云的大志。人们都说A先生自杀了，已经死了——这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事情。而事实上，A先生并没有死，他是被卷进了一件与他毫无关系的冤案里去了。

昭和14年(1939年)，当地政府加强了对日本移民的营业限制，A先生眼看着新的业务发展已经不再可能，就开始向自己一直经营批发业务的客户收款。A先生所经营的业务范围很广，即使是被迫停业了，就是光靠回笼的资金也能舒舒服服地生活二三年。可是，在安第斯山对面的C村有个客户，豪宅深院死一般的寂静。A先生去了几次，按了许多次门铃，却始终没有反应。焦急万分的A 先生绕着宅子转了一圈，沿着土墙垮塌的缺口正要进去，不巧遇上了警察，还被训斥了一顿。

人的命运确实是个说不准的东西。A先生在与警察争辩了几句后，血气方刚的他理直气壮地朝警察嚷道：“我是债权人，你给我住嘴！”谁知道，这家的主人最近刚刚被人杀了。这一来，A先生就自然成了犯罪嫌疑人。当时，正是反日浪潮高涨的时候，也不可能有人肯出大力气营救A先生。而他本人态度又非常激动，做出了一些蔑视法庭的举动。在法庭上辩解时，关键时刻语言又不通，没法说清事情的原委。再加上邻居作证说：“他就是这几天每天都在这里转悠的男人(事实正是如此——作者注)。”因此，他就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了。

A先生被判入狱了。后来又以“优秀犯人”的身份出狱了，在获释的那天，他给自己的朋友写了一封遗书，让大家相信他已经自杀了。

当然，A先生无罪的真相后来终于大白，但是，A先生也有二十五年没有露面了。在深宅大院里做清洁工，很少会被来客看见；而且他也没什么事情，平时不需要外出。国籍的问题也好办，只要不遇到日本人，别人都会以为他是中国人呢。

我们拿出了路费和他的日本亲属的照片，一个劲地劝他返回日本。我想，如果要想冲破他的“名誉”心理防线，就非得拿出硬功夫来做他的思想工作。

“现在，社会变了，没人会评论谁成功，谁失败啦！再也不会有人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了！”

“外国人可不在乎自己的失败。失败了就由政府送回国，还抱怨政府发放的‘重新创业基金’太少呢。”

可是，任你用什么办法，也改变不了A先生固执的念头。

“拜托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与日本人说话，我感觉到好像已经回了一趟日本。不过，要是你们真的同情我的遭遇，请你们发誓：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也不得向任何人谈起见过我的事情。否则，我换个工作，离开这里。”

A先生拉着我们的手，如泣如诉的声音，使我不得不放弃了任何说服他的企图。

对于A先生来说，他与其他日本移民一样，把“衣锦还乡”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但是，由于警察的错误，导致了他的第一追求化成了泡影。如今，他就只好抱着自己的第二追求了却余生了。按照A先生的说法，一个年轻人死了，尽管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第一追求，但是人们会怀念他，说：“他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会成功的。我们失去了一位值得怀念的人啊！”这就是A先生的第二追求，也就是他认为的“名誉”。只要A先生的名字在死亡名单中，他的第二追求就算实现了。也就是说，对于A先生来说，“只有‘死’了，才能够放心地活着”。

再死一次，

我并不恐惧。

因为，

要是没有爱，

死，

就是快乐的天堂。

这是法国一位诗人写的一首诗。看来，法国诗人的心，正符合了日本人“成功理论”跳动的频率了！

披露A先生的名字，对于我来说，或许就是犯了“第二次杀人”罪。

最后，我对A先生说，由于“冤案”已成定论，是否可以提出重新审理的请求，要求恢复名誉？但是，他笑道：

“那又有什么价值呢！说到底，我的第一追求还能回来吗？晚了！要是别人知道我还活着，我的第二追求也就随之破灭了，还不如死了呢！”

佛龛上的农夫们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B先生的。那次，我去看望东京大学印加帝国遗迹考察团的泉靖一博士，他正在处于安第斯山脉中部的瓦努克盆地考古发掘现场。回来的途中，我走过丛林，越了帕斯科山峰，放眼望去，展现在视野里的是以安第斯山脉为背景的空旷无际的大平原。环顾四周，到处都是麦子的海洋，一望无垠的麦田翻腾着翠绿色的波浪。

夕阳西下，辽阔的平原染上了一层惨然而又单调的色彩。只见一位瘦骨嶙峋、戴着破草帽的老年人，光着双脚站在地里，稍不留意还误以为那是一具看守麦田的稻草人呢！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庄园里干活的印第安人，仔细一看又不太像，鼻子不是那么高，态度也比较和蔼。于是，我用日语问道：

“你是日本人吗？”

“No！” 老人绝口否认，抬腿就要离开。

这下我明白了，能够听懂日语的提问，并且能用“No”来回答问题的印第安人是不存在的。

他没有告诉我姓名，也不让我给他照相。他要求我，在这里相遇的事情，不得告诉任何人，就连自己的老婆也不例外。在得到我的承诺之后，他才肯坐了下来。

“在青年时代我也曾想过要当一名大地主。可是，我被骗了，唉，是被自己的同胞欺骗了。我是个在精神上已经死了的人。当地的庄园主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下了我的躯体。这里的豆子和红薯是足够的，有时还能喝上一杯皮斯克酒。日语我是全都忘记了。对了，像我这样的日本人在阿申达还有好几个呢。不过，彼此之间既没有通过姓名，互相也不大打听底细，都是些已经死了心的人啊！我一次也没去过帕斯克镇，听说那里好像也住着一户日本人。”

我从背包里掏出酒瓶，劝他喝几口日本酒。这时，他脸上的表情复杂极了，既有惊奇，又有感激，还带着羞愧和高兴……不一会儿，他一边哆嗦着，一边“咕嘟咕嘟”地喝着，很快就把酒瓶喝了个底朝天。作为回赠的礼品，他往我的包里塞了几个红薯。他也是一个等待着第二次死亡的“亡灵”！

当年，他是乘坐最后一艘移民船离开日本的，丢下了贫穷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

“再苦再累你也要坚持三年，等我在秘鲁做起了买卖就回来接你们。”

他的妻子哭了。哭着，又笑着点了点头。即将跳出苦海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刹那间，在她的眼前闪过。可惜的是，这竟成了他们夫妻二人的诀别。

“哎，我老婆，再婚？不会的，她不是做那种事情的女人。只要她活着，肯定会天天在佛龛上给我供上饭，为我念经的。可能都有外孙了。哎呀，我真糊涂啊，还想这些事情有什么用？这都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只能在保持荣誉与毁坏生命之间进行选择的日本人，他们命中注定的结果，难道是靠别人的祷告就能改变的吗？

“老头子，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在看着太阳落山，落山的位置天天都不同。但是，过了一年，它就又轮过来了。你呢，老头子，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来啊？”

我仿佛看到了祈祷的老太太，她那瘦小的身材和青筋暴突的双手合“十”在胸前，正在微微地颤抖着……

老人思忖了一会儿，留下了写有我姓名、地址的明信片，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