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会喜欢这些平民百姓。他们很脏很臭,看起来很不讨喜,因为他们一年到头无分寒暑地日夜操劳,形容憔悴、伤痕累累、营养不良、疾病缠身。那为什么你还会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的命运很容易追踪;百年复百年,他们做的都是同样的事,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耕种。
法国农民为何这么拽?
中世纪末期,在法国,领主的女儿婚嫁,所属的农民就得送礼,或是每星期必须在领主的田地里义务做上几天的活。后来这些赠礼和服务转变成以金钱打发即可,因此,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必须缴纳一堆杂七杂八的租金,他们既是地主又是佃农,这是极其罕异的处境。而拥有广大田地的人,可能是个领主,现在也是个有钱的中产阶级,他们会雇用一些聪明的律师去调查,看那些农民有没有拿钱来缴清所有的应付规费和义务。
当初这些规费和义务被转换成金钱时,并没有将通货膨胀考虑进去,以现代词汇来说,这些缴纳的钱并没有反映出通货膨胀指数,因此,领主有莫大的诱因去找出先前被遗漏或计算错误的地方。再也没有比这样的关系更令人火大的了,领主眼看着田地被移转到农民名下,为了弥补损失,于是拿旧日的规费当借口索取更多金钱。农民决定开始反击,他们集结起来,自己也雇用律师,向他们的领主宣战。 1788年,法王召开三级会议,农民以为变天的曙光出现,所有他们痛恨的巧取豪夺终于可以解除,可是,事情迟迟没有进展,令人生疑;先前他们就听说巴士底狱被攻陷、国王承认了国民议会,可他们照样得缴钱给领主,其中定有阴谋;面包价格一天比一天贵,因为前一回的收成极差,而新的收成尚未到季。乡间传言四起,说那些贵族和恶霸正千方百计阻挠乡村的改革措施。农民果真起而行动,浩浩荡荡跑去找那些恶霸算账,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也向领主的城堡前进,要求领主或他的代理人毁掉登记付款的大账册,如果领主点头,他们就心满意足地散去,若领主不肯点头,就一把火烧了城堡。
农民之乱在整个乡间燎原延烧,巴黎的革命党不知如何是好,这完全出乎他们意料。如果时机恰当,一待他们制定了《人权法案》和新宪法,当会针对农民之怨谋求解决。问题是,借此向农民收钱之辈,在这些革命党之中也不乏其人。每当农民作乱,国王的反应通常是派遣军队镇压,但革命党并不希望这样;因为国王很可能在解决农民之乱后转而要军队去对付革命党。议会领袖决定顺应民意,农民要什么就给什么。 1789年8月4日,议会彻夜开会,宣布取消所有田地规费和义务。过去借此牟利的人彼此互相怪罪,并承诺改革,但这一半是精心安排的表演,一半是歇斯底里的情绪。不过,政府并没有完全被冲昏头,他们希望划定一条分际,关于私人服务的款项立即废除,但与地产相关的规费则是稍后再解除,并且让地主得到若干赔偿。但这条分际甚难拿捏,农民拒绝划界,坚持从今而后任何款项都不必付。
1793年,随着革命手段越来越激烈、新宪法也已出炉,所有的规费和义务一概取消。如今,法国农民变成如假包换的土地拥有者,再也不受任何地主的牵制,他们后来变成19世纪法国政坛的一股保守势力,与城市里攻击私有财产、亟于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激进劳工阶级分庭抗礼。在法国,那些大头们总是能靠这些农民投票将这类共产主义提案否决掉。农民紧握着小小田地不放,也让法国农业永远是无效率可言的小规模经营。而今天,这些农民受惠于欧洲的各项补助,这表示他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销售农作物,以对抗澳大利亚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农民。现在可是法国农民在压榨我们!
英国农民为何这么富?
至于英国,在农奴制度告终之后,对土地的安排截然不同。任何形式的封建规费和义务全都销声匿迹。农奴按照现代的方法变成了佃农,也就是单纯付租金给地主就好。佃农签有租约,有时期限极长,甚或可租用终身,不过一旦租约到期,地主可以更换佃农,把土地租给别人。在法国,农民保障较大,地主不能更换农民,但农民必须缴纳封建规费和义务;在英国,地主和佃农之间是现代的商业关系,这促成了它的农业生产力大跃进,称为农业革命。这场革命包含两大元素:农作方法的进步和土地所有权的重新规划。
它与农业机械的改善毫无关联;曳引机和收割机都是许久之后才告问世。 18世纪的英国,将农地分成四份,每一块都种植作物,这就是农业革命。它为什么效果卓然呢?一块地如果一直种植谷物,养分会耗损殆尽。这种方法的聪明之处在于:其中两块田地一如往昔种植谷物,另外两块则用来种植牲畜饲料,例如芜菁或苜蓿。这些作物从土壤里汲取的养分不同,因此土壤不会因为不断种植谷类而告枯竭。
在此同时,土地也重新规划,每个农夫都拥有稳固的地权和清楚的分界。将农地重新整并为清楚的地权是国会的德政,特别针对各村落的情况实施。英国议会可说是集大地主之大成,这些人认为,要让新的耕种法得到切实履践,固定圈围(或称圈地,大家熟知的名称)有其必要。种植新作物、照顾牲畜都需要个人投注心力,无须整个村落共同控制。地主若想增益其土地收成、提高收取的租金,可以在租约里加上一个条件:租用重划农地的人必须采行新的农耕法,拒绝种芜菁的农夫租约到期后不会得到续约。
重划工作进行得甚是审慎。负责的官员先对所有的村民仔细调查,确定他们目前拥有哪些权益,然后将每个人在公地的哪些区块工作、在公有地放牧的权利换算成某个或大或小的重划地的所有权。最吃亏的是那些先前只能在公地上放牧的村民,他们只能分到弹丸之地,什么好处也没有。这些人是最可能离开乡村、前往城市谋生的一群。不过,整体而言,在新规划地上以新的方法耕作,所需的劳动力不减反增。乡村人口确实有流向城市的趋势,但这是人口快速增长所致。农业生产力增加,城市的成长成为可能。整体来说,现在更少的人就能提供所有人的粮食。英国是世上第一个有此重大跃进的现代大国。法国一些农业改良者见贤思齐,也想做类似的土地重划,可是法国的土地为农民所有,共治生活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连专制君主也动不了分毫。
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开始衔接,相辅相成。棉花、羊毛不再交给村里的工人去纺纱织布,这个差事转由工厂代劳。这些工厂拥有最新发明,一开始是以水车当动力,接着是蒸汽引擎。劳工变成机器的照顾者和维修者,他们按时上下班,替老板工作,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设有棉花厂和毛料厂的市镇,人口节节高升;先是拜运河水道网络之赐,之后是铁路网,所有的新兴经济活动就此得到连结。终于,有个国家能够以便宜的价格将大宗货品运输到其他每一个角落。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计划的产物。它之所以促成,是因为在英国,政府受国会掌控,为了增加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欧洲各国的专制政府对工业莫不仔细规划,又是促进又是保护。而英国的贵族阶级和土地士绅,也就是国会的组成分子,由于涉身新的经济活动,让它快马加鞭的动机更强。管制工业和聘雇的旧规都被扫到一边,形同虚设。
这两场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痛苦的。然而,世上第一个工业兼都会国家提出了这样的远景:它将带领过去只够活命、饱受艰辛的平民百姓,迈向一种无可想象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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