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00多年前巴黎一桩涉及“天朝官员”的代笔官司

　　缘起：

　　中国将军法文著述声名鹊起

　　1890年前后，巴黎发生了一场在文坛和媒体上喧嚣一时的“代笔”官司，这场官司从报刊打至法院。引人注目的，这场笔墨官司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拖着长辫子的清朝驻法外交官———陈季同将军，一位是法国人福高·德·蒙迪翁(FoucaultdeMondion)，后者因一度受聘为清政府欧洲留学使团及驻德公使馆法文“文案”而自号“天朝官员”。

　　从1884年发表第一部法文著作起，到1892年归国，陈季同出版法文著作达六七种之多，既高产又畅销。《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早年曾在陈季同指导下修习法文和法国文学，后来他以陈季同为原型在《孽海花》里塑造了一个风流倜傥、充满东方情调的文人情圣“陈骥东”。

　　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朗士在陈季同翻译自《聊斋志异》的《中国故事集》里读到了一种浪漫和温情，他说中国人也有童真或者说质朴的一面。而罗曼·罗兰听了陈季同在索邦大学阶梯教室做的一个讲演后，在日记上写道，假若伏尔泰能旁听当晚的演讲，他会发现在四个演说家(另三位为法国名流)当中，那位中国人表现得最为像法国人。

　　陈季同(1851年-1907年)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在学时已表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而受重用，被选派为1877年启程的船政学生留学欧洲的教育使团“学生兼华文案”。之后历任教育使团秘书、翻译兼驻法、驻德公使馆的翻译、随员(武官)、秘书。1884年因中法战争爆发，驻法公使馆停摆，公使撤离，陈以一等秘书的身份主持使馆日常工作。也就是在这时，他文学创作的天分和热情喷薄而出，出版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戏剧》等，在巴黎社会声名鹊起。后来他的官阶晋升至副将，故署名GénéralTchengKi-tong(陈季同将军)。

　　风波：

　　法国记者声称是代笔人

　　很难想象从未发表过任何作品的陈季同一出手就能在法国最负盛名的报刊上抛出用法语写作的重量级文章。1889年10月11日，福高·德·蒙迪翁站了出来，声称所有署名陈季同将军的文章，直至1886年年底，包括两本著作在内，都是他经手写的。换言之，“陈季同将军”的作品，并非陈季同将军本人所写。

　　福高·德·蒙迪翁是法国一个怀才不遇的记者和作家，在1878年被留学使团聘请为辅导老师，辅导过陈季同和马建忠，帮助后者通过了法国中学文理科业士的会考。陈季同曾经为他争取到清政府的官方嘉奖，并且聘请他为驻德使馆的法文文书。他们俩的友谊，久经考验，持续长达“十年”。

　　对于福高的指控，按韩寒的说法，“触犯了作为写字人可以容忍的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陈季同起而抗辩，笔战硝烟四起，其激烈程度，虽因时空环境和技术平台的不同，不若今日热闹，但亦蔚为大观，因为福高先生投书所有发表过陈季同文章的报刊，指控或抛出证据，而陈季同这边厢，不停地灭火和反扑。

　　1890年，福高·德·蒙迪翁出版了一本题为《当我是天朝官员时》的书，收集了很多有助于他指控陈季同的书面材料。里面罗列了陈季同写给他的信，内容包括要求他代为起草答复报社编辑的信，或者帮忙撰写某篇文章，确定下一本著作的选题，诸如此类。我们上文所引的“像只蝴蝶，在各个沙龙间飞来飞去”就收录在里面，福高·德·蒙迪翁特别指出其中的错别字：陈季同把“蝴蝶”(papillon)错写成了“亭子”(pavillon)。言下之意，陈季同就是个白字先生。

　　回应：

　　缺乏手稿铁证代笔指控不力

　　还有一个例子，倒颇能说明陈季同的戴白手套前科。陈季同把一篇描写中国开封犹太人的文章寄给他，强调所有材料都是本人收集，完全是前人未曾触及的一个题材。福高用很夸张的笔调说他为这篇文章的新颖性和学术性打动，叹服于陈的博学。“不幸的是”，因为为了收集有关中国的写作素材，他大量阅读，看到了一篇英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犹太人的文章。福高仔细地比较了两者的异同，毫无疑问，陈的文章脱胎于该文，唯一的区别是，把人家6万字母的文章压缩到6千字母。这是对陈季同一记响亮的耳光，但除了说明他有抄袭嫌疑，不能坐实前面所谓代笔的指控，甚至一定程度上反证陈季同的法语写作水平。

　　福高·德·蒙迪翁对陈季同的指控，始终让人觉得缺乏一个能一刀毙命的“杀器”，那就是手稿。是的，手稿!手稿!福高无力地申辩道，陈季同基于种种的理由，比如说誊写，比如说校对，比如说交稿，把所有的底稿都收走了。陈季同立马反唇相讥，自1886年以来，他还在不停地发文章和出书，怎么就没有另一个福高先生出来指控?

　　结果：

　　法庭对诉状内容不予审核

　　福高把诉讼状呈到了巴黎民事法庭，要求收回知识产权，并求偿13万法郎，相当于2万两银子还不止。鉴于陈季同的外交官身份，具有外交豁免权，法庭对诉状内容根本不予审核，于1891年2月退回诉主。这场法国文坛上的中法战争就此硝烟散去。

　　福高·德·蒙迪翁晚年比较潦倒，于1894年去世。而陈季同回国后官场失意，满腔的抱负无以施展，精神转趋颓唐，晚年寄意于“醇酒妇人”，于1907年终于南京江楚编译馆总局总办任上。